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厥人和粟特人先前在鄂尔多斯地区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被大大削弱了，到 ７５５
年安禄山叛乱爆发时，党项人就已经成为在黄河以南、鄂尔多斯边缘地区占
据支配地位的民族。当东突厥第二汗国在 ７４４ 年崩溃后，草原的统治权过渡
到了突厥属部之一的回鹘人手中。此后，在草原南部、河西、鄂尔多斯以及
唐朝各地区之间进行的有利可图的马匹和家畜贸易中，回鹘人就成了与党项
人争夺控制权的主要对手。
在安禄山叛乱期间（７５５—７６３ 年）和随后吐蕃入侵唐朝西北地区时期，
部分党项人趁机掠夺边疆地区的汉族居民点，或是与突厥人和吐谷浑人一起
加入了当地叛乱行列。后来，这些反叛的党项人又和本地的突厥、吐谷浑加
入了吐蕃军队，或投到反叛唐朝的回鹘将军仆固怀恩的麾下（７６４—７６５ 年）。
吐蕃人曾越过陇右（今甘肃），试图占领唐朝的都城长安，其他一些主要居
住在灵州和夏州的党项部落采取了与吐蕃合作的态度，后来有些党项人转而
效忠于唐朝，而有些人则成了吐蕃入侵者的向导，接受吐蕃的官职和衔号，
并通过联姻与吐蕃形成联盟关系。
到 ７６５ 年，唐朝政府得以部分重建自己的权威，但是吐蕃在这时已经完
全占据了陇右（河西与甘肃东部）。唐朝政府计划将各个不同的党项部落以
及党项部落与吐蕃之间分离开来，根据这一计划，唐朝政府对四分五裂的鄂
尔多斯地区的人口重新进行了安置。与此同时，唐朝还采取紧急预防措施，
以割断吐蕃与鄂尔多斯部落居民间的商业联系。在这次重新安置的活动中，
静边州和夏州六府党项被移徙到了夏州以东、银州（今陕西米脂）以北的地
方。静边州大首领、左羽林大将军拓跋朝光也因为他对唐朝的忠诚，被派回
来抚绥并重新安置他的部落。①拓跋朝光很可能是拓跋赤辞的直系后裔。虽然
拓跋赤辞本人显然并没有得到静边都督这个职务，但是这一官职最终还是授
予了他所代表的拓跋家族。党项人的行政中心由庆州向北移到了银州，在创
建以夏州附近地区为基础的政权的过程中，拓跋部得到的新的官号也为他们
带来了荣耀。
在前吐蕃时期，有一批党项人残留在了庆州境内，其中主要为野利、把
利和破丑三个氏族，有一位叫拓跋乞梅的党项首领也留在庆州，但我们既找
不到他与拓跋朝光有关的材料，也不知道他与吐蕃有多深的关系。这样一来，
就导致了党项部落的重新组合，党项人被公开分为日后可能成为对立面的两
个不同的分支，当时将这两支党项人分别称作平夏部（在夏州）和东山部（在
庆州）。①
虽然有些党项人还在继续与吐蕃勾结，但是其他的党项人已经成了吐蕃
掠取牛羊活动的目标。盐州，由于其地处夏州之西，并且直通唐朝朔方节度
使官府所在地灵州，所以多年来一直是吐蕃与唐朝反复争夺的地区。７８６ 年，
吐蕃人入侵到了鄂尔多斯南部地区，并深入到了夏州，党项刺史拓跋乾晖（拓
跋朝光之子）放弃了夏州城，使夏州陷入吐蕃之手。虽然吐蕃在第二年就撤
离了夏州，但他们此后还在继续从事掠夺鄂尔多斯居民的活动。通过饲养牛
羊、贸易活动以及掠夺定居的边疆居民的活动，夏州以外的党项部落在人口
数量和物质财富方面都得到了迅速增长，但他们自己也因此被看作是天生的
强盗。在徒劳地想遏止唐朝官员的贿赂和渎职行为的同时，唐朝政府还不时
① ＇571＇《新唐书》，卷 221 上，第 6217 页；＇148＇弗里德兰：《早期党项史》，第 217—226 页。
① ＇571＇吴天墀：《西夏史稿》，第 4 页。
地试图禁止与这些部落间的私人贸易，停止以汉地丝绸和武器交换鄂尔多斯
牛羊的违禁贸易活动。②
周期性的镇压和报复性的掠夺，形成 ９ 世纪党项与唐朝关系的一个鲜明
特点，而这种情况则是由于唐朝对其边缘地区控制能力的削弱而引起的。频
繁的事变表明，党项部落畜牧财富的增长引起了唐朝边疆官吏的贪欲，他们
或是利用不公平的市易规定来剥削党项部落，或是公然掠夺党项人的牲畜。
为了报复，党项人经常在吐蕃的帮助下侵掠夏—盐地区的唐朝边境州县。对
唐政权及其军队来说，家畜的牧养和马匹的供应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当经
营家畜和供应马匹的活动转由党项人控制时，唐朝通往灵州的交通线便时时
面临着被阻断的危险。①
也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在 ８４６—８４９ 年之间，最早出现了南山党项
这个名称。南山党项是指居住在夏州西南、延安以北、横山附近山间谷地的
党项部落。他们的首领后来被确认为野利氏的首领。据记载，南山党项比平
夏党项更贫穷，也更好斗，他们是平夏党项的世仇。南山党项很可能是来自
庆州或盐州的流亡者，他们被夹在了两大势力之间，在他们的北面是党项平
夏部，南面是唐朝，党项与唐朝间相互争夺，都宣称对这片边境地区及其居
民具有统治权。②
② ＇571＇《新唐书》，卷 221 上，第 6217 页；＇569＇《唐会要》，卷 98，第 1757 页。
① ＇148＇弗里德兰：《早期党项史》，第 258 页。
② ＇356＇冈崎精郎：《党项古代史》，第 71—75 页。
唐朝的灭亡
通过 ９ 世纪后半期和 １０ 世纪的大部分时期的长期发展，在内亚草原和中
国缓慢地形成了新的力量组合。８４０ 年左右，当吐蕃与回鹘帝国同时崩溃之
后，在河西和鄂尔多斯地区出现了一些新的居无定所的抢劫集团。最后有一
股回鹘人在甘州定居下来，他们最初得到了本地吐蕃首领的庇护。一个新的
回鹘王国在甘州扎根，并在 １０ 世纪时逐渐将其势力扩展到了相邻的肃州和瓜
州的绿洲。
当河西汉人张议潮在沙州组建了效忠唐朝的军队之后，吐蕃人在河西的
影响进一步被削弱。大约 ８５１ 年前后，张议潮遣使入朝谢恩，号称归义军。
张议潮的地方政权一直存在到了 １０ 世纪，这时的归义军已经成了曹氏家族世
袭统治之下的、独立的河西汉人前哨基地。沙州政权与甘州回鹘之间不时发
生战争，但是在 １０ 世纪初年，为了保证由中亚通往内地的商路在大部分时间
里保持通畅，双方达成了临时的妥协。①
甘州回鹘也与吐蕃人占据支配地位的凉州政权保持着友好关系，沙州政
权则通过联姻与信奉佛教的于阗王保持密切的联系，因为对于沙州和于阗政
权来说，吐蕃是他们共同的敌人。尽管各自的利益有别，但是于阗、沙州、
甘州以及凉州诸政权间有一个共同的利益，就是通过河西到达塔里木盆地的
转输贸易，通过贸易他们各自都可获得大量的财富。党项影响的增长及其控
制转运贸易的野心，使他们的这些利益受到了严重的威胁。虽然唐朝统治者
已无力统治河西，但是他们对河西马匹的需求并没有因此而减弱，正相反，
唐朝统治者对于来自河西的马匹的依赖，在与党项的关系中占据着中心地
位。
在蒙古草原的回鹘汗国崩溃之前，前往唐朝的回鹘商人和使节往往都是
取道阴山，经阴山向南渡过黄河，通过鄂尔多斯到达夏州，然后再到唐朝都
城。党项人这时已经在与唐朝的马匹贸易中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回鹘人选择
的这条道路穿越党项地区，从而对党项的地位构成了威胁。８４０ 年以后，边
疆马匹贸易道路向西迁移，途经灵州，这样一来，党项与回鹘在河西贸易的
问题上又成了势不两立的死对头。居住在灵州路沿线的党项部落胁迫唐朝使
节，掠夺回鹘商队，然后将战利品卖给其他的部落。对于唐廷来说，灵州向
来就具有重要的意义，尤其这里又是唐朝采购马匹的首选之地，所以党项掠
夺活动的后果，往往促使唐朝派遣军队来保证这条通道的安全。
９ 世纪末年，唐朝统治集团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这种形势使西夏党项的
野心大大膨胀。当 ８７５ 年黄巢起义爆发之后，唐朝北方与河西的联系就中断
了。早在 ８７３ 年，夏州资深的党项首领拓跋思恭就已经占领了宥州（静边以
东，在今陕西），并自称刺史。８８０ 年末，当黄巢攻陷长安时，拓跋思恭率
领新集结的汉－党项羌军队帮助效忠唐朝的武装，将起义军赶出了长安。８８１
年，拓跋思恭因功被任命代理夏、绥、银节度使（他的前任已叛投起义者），
不久以后，就由代理转为正式节度使。８８２ 年，拓跋思恭管辖的地区改名为
定难军，这一地区包括了夏、绥、银、宥四州之地。后来又包括了静边，到
① 关于 9、10 世纪甘州回鹘和河西的状况，见＇172＇J。 R。哈密顿：《中国史料中五代的回鹘》；＇381＇伊丽莎
白？平克斯：《前宋时期的甘州回鹘》；＇295＇前田正名：《河西历史地理学研究》，第 355—362 页；森安
孝夫对这一问题的重新评价，见＇317＇森安孝夫：《畏兀儿与敦煌》。
了五代时，静边就成了静州。①
此后，拓跋思恭在其对手沙陀突厥首领李克用的领导之下，继续支持唐
朝的统一活动。当黄巢在 ８８３ 年被击败之后，唐廷授予了这位党项将军几个
阶位更高的职衔，并赐予唐朝国姓李，封夏国公。
党项与沙陀最早相遇是在 ８４７ 年，当时吐蕃、党项与回鹘大肆劫掠河西，
唐廷在盐州发动了一场讨伐战役，在这次战役中，沙陀首领朱邪赤心（后改
名李国昌）受命担任前锋。后来，朱邪赤心因在镇压庞勋起义的过程中起了
重要的作用，在 ８６９ 年接受了唐朝赏赐的国姓。在此后的 １０ 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