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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军总司令、驻闽绥靖公署主任、第一军军长蒋鼎文发电，令他将瞿秋白“就地处决，照相呈验”。
瞿秋白系被俘人员，陈立夫当时大权在握，蒋介石又在前线，他如爱惜、珍惜国家的宝贵人才，完全可以不杀俘虏为由，保护瞿秋白。遗憾的是，陈立夫没有这个雅量和气度，做事、处理问题，完全从一党一派一己之私出发，非要将瞿秋白置于死地。
6月18日上午，蒋鼎文部的第三十六师特务连奉命将瞿秋白押到长汀城外的罗汉岭执行死刑。据1935年7月5日天津《大公报》一记者在《瞿秋白毕命记》中报道，6月17日（实为18日），他走到囚禁瞿秋白的卧室，正见瞿大挥毫笔，书写绝句，对死似乎毫不在乎。
瞿秋白写完，被押到长汀中山公园。
特务连之所以将他押到公园里，是因为他们给瞿秋白弄了一餐酒，摆在公园的八角亭中。
瞿到了八角亭，背手挺胸，两腿分叉，面带笑容地照了一张相，然后走到亭内自斟自饮，旁若无人。饮酒时，他将《国际歌》、《红军歌》连唱数遍。作家汪东林在《宋希濂说瞿秋白被俘就义内情》一文中，对瞿就义时的情景有十分生动的描写：默默无语的军警，他视同送殡的人群；闪闪发亮的刺刀，他看做送葬打幡的竹竿。痛饮多杯后，他又放声歌曰：“人之公余憩，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也！”歌毕，瞿秋白在呆若木鸡的士兵刀枪环护之下，走出中山公园，漫步走向刑场。他手夹香烟，顾盼自如，再一次高歌吟唱，并不时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胜利万岁”、“共产主义万岁”。
走到罗汉岭下蛇王宫侧的一块草坪上，他盘膝而坐，对刽子手微笑地点头说：“此地正好，开枪吧！”
哨声落，枪声起，时年36岁的瞿秋白饮弹洒血，壮烈牺牲。长空倾诉，山川哭泣，中华大地将永远铭记这可歌可泣的一幕……
瞿秋白之死，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巨大损失，是人类文明史上最黑暗的一幕，也是蒋介石、陈立夫对国家、民族犯下的大罪，应永远受到谴责！
此事过去许多年后，原国民党第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曾对访问过他的汪东林说：“从1927年初至1949年末，我追随蒋介石整整23年，应当说蒋家王朝的反共反人民的罪行也有自己的一份，但使我终身难以忘怀，也是终身愧对祖国和人民的，是瞿秋白烈士牺牲这壮烈的一幕！在我个人，历史上的污点已不能洗去，可庆幸的是我的后半生终于在中国共产党政策的感召下，走上了新路，回到了祖国和人民的怀抱，我将以新的作为和奉献，去弥补历史上那不可挽回的过失于万一！”
有良心的宋希濂悔过了，认错了。可陈立夫呢，他到晚年，从未想到自己有罪过，还反把他当年捕杀的一两万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国家的宝贵人才当功劳来表述！
瞿秋白为了中华民族的翻身、强盛牺牲了，他的血却没有白流。只过14年，他为之奋斗的人民共和国诞生了，残杀他的那些刽子手也终于有了报应，有的被赶往孤岛，有的被人民政府逮捕判刑，还有的被公开处决。
1986年6月16日，在他就义50周年时，中共中央在北京为他举行了隆重的纪念大会，评价他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中国的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
1999年1月18日，瞿秋白纪念馆暨铜像揭幕式在其家乡常州市举行，铜像高达3。3米，重1。1吨。1月19日，“全国瞿秋白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在常州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研讨会。
随后，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了纪念瞿秋白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尉健行在会上讲了话，并对他的一生作了极高的评价。
历史，终为英烈瞿秋白说了公道话。
秘密处决罗登贤 1932年，由于中共中央负责人兼特别行动组组长顾顺章叛变投敌，导致中共中央的一批领导人被陈立夫的特务机关捕杀。这批人中，有中共早期重要负责人罗登贤。
罗登贤，又名罗光，化名达生、光生、何永生，1905年生于广东省顺德县，因幼时父母双亡，便由其姐姐抚养。罗少年时代在家乡读了几年书，后因姐姐家太困难而辍学，到英国资本家办的太古船厂当学徒。在工厂期间，罗受尽凌辱。
1922年，罗参加了香港海员大罢工，并成为罢工中的骨干，因表现突出，于1925年春加入共产党，后任中共香港地方委员会委员、市委常委。1927年，罗登贤与张太雷等人组织、领导了广州起义，1928年2月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后被营救出狱，并任江苏省委书记，1928年7月在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1930年后，罗历任广东省委书记、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中共南方局书记等职，1931年1月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随后又任全国总工会委员长。
九一八事变后，他被党中央派往东北，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领导东北人民开展抗日运动，并创建了东北人民抗日武装。1932年12月，罗登贤被调回上海，任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执行局书记，成功领导了上海日本纱厂的工人罢工斗争。
《政治杀手陈立夫》 残杀大批革命者残杀大批革命者（7）
1933年3月，因原全国总工会秘书长王其良被捕叛变，供出了罗登贤、廖承志、陈赓、陈藻英等5人。陈立夫统领的特务机关勾结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巡捕房的英国巡捕，迅即将罗登贤、廖承志、陈赓等5人予以逮捕。
罗登贤等人在审讯期间，受尽各种酷刑，但他们意志坚强，临死不屈，拒不透露党的秘密。他们几个都是才子，对于不学无术的国民党法官审讯他们的一些问题感到可笑，时而慷慨激昂，时而大笑，时而高唱《国际歌》，将那些审判官弄得极其狼狈。
1933年4月，国民党特务机关又用铁甲车将罗登贤、廖承志、陈赓等人押到南京关押，并动员高官们轮番到狱中劝降，遭到他们的严词拒绝。
后来，由于宋庆龄不惜撕破脸面与蒋介石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再加上廖承志系国民党元老廖仲恺之子，陈赓也救过蒋介石的命，廖承志、陈赓被蒋释放，罗登贤等人则于1933年8月17日被国民党特务机关秘密枪杀于南京雨花台。
罗登贤系中共早期一位极其出色的革命家和工人运动的领导人，组织、领导能力甚强，也很有魄力，是十分难得的领袖人才。蒋介石、陈立夫已知道他在中共党内的地位及其作用，故宋庆龄无论怎样努力援救，均不起作用，非要将他置于死地。罗登贤的牺牲，是党的一大损失，也是全体中国人民的重大损失。
制造震惊国际的牛兰夫妇案 陈立夫及其特务机关在制造一系列国内恐怖案的同时，还制造了震惊国际的牛兰夫妇案。
牛兰，真名为亚可夫·马特耶维奇·鲁尼克，1894年出生在前苏联乌克兰一个普通工人家庭。1914年，牛兰考入基辅一所商业专科学校。在商校读书期间，牛兰受到该校一些进步师生的影响，积极参加反对沙皇的斗争，故1917年毕业后，他立即投入推翻沙皇专制统治的斗争，并在斗争中加入布尔什维克，一度还担任过“芬兰团”的政委，十月革命爆发时，他率团参加了攻打冬宫的战斗。
1918年，他被选入捷尔任斯基领导的非常委员会，并被派往德、意、法等国执行特殊任务。1922年秋，他在法国执行任务时，被法国当局逮捕，并判处有期徒刑两年。1924年10月，牛兰出狱回到莫斯科，进入共产国际联络部，担任意大利、德国、奥地利的地下交通员，出色地完成了联络部交给他的各项任务。
1927年夏，共产国际鉴于牛兰在欧洲的出色表现，决定将他派往中国，并指示他以经商的名义在上海落脚，建立秘密据点，在中国工作期间，不与前苏联发生任何关系，只与共产国际单独联系。
同年11月，牛兰到达上海并很快建立了据点。此后，他多次返回欧洲，也到过中国的北京、广州、武汉等城市。尽管牛兰只与中共中央的主要负责人进行单线联系，中共高层的几位领导人大多了解他的情况。
1929年底，牛兰的夫人带着只有两岁的儿子吉米来到中国。为了安全，他们在上海英租界内租了多处住房，利用各种合法身份，将共产国际及其赤色职工国际组织的指示、信件、邮包比较顺利地转给了中国共产党及亚洲其他国家的政党。他还在租界内搞了一个秘密印刷点和小型会场，为到前苏联去学习、开会的亚洲各国共产党人提供学习资料，办理各种手续和短期培训。
那时，牛兰持有瑞士、比利时、卢森堡的护照。为了安全，牛兰的办公、联络地点不断地更换，住地也不停地搬迁，没有特殊情况，尽量不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接触。
1931年6月1日，共产国际的秘密交通员（也称信使）约瑟夫在新加坡被抓时，英国特工在其随身携带的邮件中发现有上海寄去的邮件，立即电告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请他们协助调查。工部局警务处的特工立即着手侦查，并很快发现了牛兰的两处可疑地点，其一是上海南京路49号30室，另一处是四川路235号4室。南京路上的这处挂的牌子是“泛太平洋产业同盟秘书处驻上海办事处”，实际是牛兰的一个秘密活动场所，后一处则是牛兰夫妇的一处住地。
警务处初步弄清了这两处的情况后，当即下令租界巡捕房将牛兰夫妇关押起来，然后进行审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