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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向空中乱抓的手滚进了漆黑的深水里；被激起的水花一直溅到我们的身上；之后，水面重新合上，再不露一丝缝隙。
我正要俯身向前，但加斯巴尔大叔和老夫子一人抓住了我一只胳膊。
“我们得救了！我们会从这里出去了！”巴契和贝关乌同时狂呼起来。
我害怕得发抖，身子猛地朝后倒了下去。我完全呆在那里了，动也动不得了，吓成了半死。
“他不是个诚实的人。”加斯巴尔大叔说。
老夫子没说什么，但马上从牙缝间挤出了这么一句：
“再说，他消耗了我们份内的不少氧气。”
这话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我的脑袋象被敲了一下，我想了一想后问老夫子，他的话是什么意思。
“我的头脑里产生了一种不道德和自私的心理，孩子，我后悔了。”
“后悔什么？”
“我们靠面包和空气活命，面包我们没有了，空气也越来越少；要知道，我们消耗掉的空气是不能还原的。我方才看见这个人消失了，就说他再也不会消耗我们赖以活命的空气。为了这句话，我这一辈子都要受到良心的责备。”
“你说到哪里去了，”加斯巴尔大叔说，“他是罪有应得。”
“现在，一切都会好起来了。”巴契说着的时候，用他的两只脚拍打着工作面。
如果说，一切并没有象巴契所希望的那样进行得又快又好，那也不是营救我们的工程师和工人们的过错。
已经开始的挖通道的工作一直在进行，一分钟也没有停顿过，但这个工作变得困难起来了。
人们现在碰上了一种被矿工们叫做“咬不烂的硬筋”的煤层，也就是说，这是一种特别坚硬的煤层。必须打通这个煤层，但是巷道太狭小，只容得下一个挖煤工在里面工作，其余的人只能排着队待在这个人的背后等着，只有第一个于累了的时候，第二个才能上前去接替他干下去，所以不管通道里的挖煤工有多少，也不管大家的积极性有多高，实际上始终只有一把镐头在凿那块“硬筋”。
再说，这条巷道的通风也不好，一面往前掘进，一面还要铺设由铁管道，管道的每个接口处又都得用胶泥封住；这都不去说它，最使人感到恼火的是：尽管已经用了一台功效强大的手摇鼓风机往管道里送空气，但矿灯依旧只是在管道口才燃烧发亮。
这些困难延误了掘进的速度，在我们被大水吞没的第七天，人们才只挖了二十米深。虽然说这已经是通常情况下的一个月的掘进深度了，但按眼下所用的方法和所使用的人力来说，这个进度实在算不上快。
此外，为了把工程进行下去，还需要工程师具有高尚的顽强精神，因为按一致的看法，继续挖下去是白费功夫。人们认为，所有憋在井里的矿工都已经死了；也就是说，事到如今，用几只吊桶排水就行了，因为你可能找到的既然只能是一堆尸体，那么早点晚点又有什么紧要呢！
主管当局和公众都持这种看法，连受难者的妻子和母亲也都已经穿上了丧服，不会有人能从特鲁耶尔的矿井里活着出来了。
但是工程师不顾同事和朋友们的反对和批评，他坚持着必须往深挖。就这样，除非工具出现故障，井外的营救工作一直在不间歇地进行着。
工程师身上有着一种哥伦布相信能发现新大陆那样的顽强精神。
“朋友们，再干一天吧！”他对工人们说，“如果明天我们还没有任何新的发现，那就放弃。为了你们的伙伴，我请求你们坚持；如果换个位置，是你们在里面，我也会为了你们的缘故，向别人提出同样的请求的。”
工程师的一片赤心染红了他自己矿里的工人们的心；至于那些城里的工人，他们听到出事的消息后赶来，现在因为敬佩工程师的负责态度，个个都愿意留下来。
须要工人们去做的还不止是挖通道，在矿灯室旁边的那条总巷道里，有不少地方都出现了塌方，工人们正在用坑木把它们重新支撑起来。现在，无论是工程师还是工人，大家只有一个想法，必须揭开埋藏在这口可怕的矿井里面的秘密，把还活着的受难者救出来。
由于工人们的协力同心和全力以赴，通道越挖越深。
到了第七天，在一次换班的时候，一个挖煤工刚要动搞，他相信听到了一个轻微的声音，好象是一阵微弱的打击声。他举着刚要落下的镐头，耳朵贴在煤层上细听。后来，他怕自己弄错了，又招呼了一个同伴上前来也听一听。两个人屏住气听着，一会儿功夫，一阵阵微弱的声音，有节奏地传到了他们的耳朵里。
这个消息马上不胫而走地传开了，怀疑的比相信的要多。传到工程师那里后，他立刻急匆匆走下了通道。
这一下，他相信可以肯定了，到底还是他对，井下现在还有可以活着救出来的人！
好几个人跟在他的后面下了通道，他推开挖煤工，自己用耳朵细听，但是他太激动了，周身哆嗦着，所以什么也没听见。
“我怎么听不见呢？”他失望地说。
“这是井里的魔鬼在作祟，”一个矿工说，“他想捉弄我们，敲打出声音来好叫我们上当。”
但是最早听到声音的两个挖煤工坚持他们没有弄错，他们认为那声音确实是一种回答他们的敲打声。这两个人都是上了年纪的、有经验的井下工，他们的说话是有权威的。
工程师把尾随在他后面的人，包括那一连串在通道里排着队传递筐子的人都打发到通道外面去，只留下那两个挖煤工在他身边。他们用镐重重地、有间隔地敲打出声音来，然后屏住呼吸将耳朵贴在煤层上细听。
等了一会儿功夫，他们心里感到一阵深沉的震动，因为有一阵微弱的、有节奏的、急促的声音在回答他们。
“再敲，敲的中间要有间隔，要能肯定那不是你们敲打后反射过来的回声才好。”
挖煤工敲了几下。不一会儿，他们又听到了同先前一样的有节奏的声音。不是回声，是回答。就是说，井下有矿工在向他们答话。
不必怀疑了，有人还活着，可以把他们救出来。
消息象条导火线，全城轰动了。人们纷纷朝特鲁耶尔矿山涌来，人数之多，情绪之激动超出了出事的当天。遇难者的妻子们，孩子们，母亲们，亲友们都来了。他们颤抖着，丧服上闪着希望的光芒。
还有多少人活着？也许很多。你们家的也许还活着，我们家的也一定还活着。
大家都想拥抱工程师。
这个心无旁用、只把心思用在营救工作上的工程师，他面对欢笑，如同面对嘲笑和怀疑时一样，显得镇定如若；为了把家属和那些爱打听消息的人支开，他要来了城防军阻止这些人接近巷道，以保证掘进工作能继续顺利进展。
传出来的声音太微弱了，以致不可能肯定这些声音是从哪个确切的地方传来的。但这些声音足以说明，逃避水灾的矿工们一定是在老废井的三个上山眼工作面中的一个里面。只挖掘一条通道未必就能恰巧通到这些“囚徒”的面前，应该挖三条通道分别通到这三个工作面。越往深处挖，声音会听得越真切，那时就可以停止挖掘，集中力量往外排水。
大家干得比任何时候都起劲了，附近的煤矿公司派了他们最好的掘进手到特鲁耶尔矿山来帮忙。
人们原来只把希望寄托在挖通道上面，现在，因为水在退下去，不用多久，人们可以下到第一水平，再从那里的巷道走进牢狱中去救人，看来这也完全是可能的了。
当我们在工作面里听到工程师敲打的呼唤声时，我们惊喜的心情同当初听到吊桶落在井里排水的声音时一样。
“我们得救了。”
这是从我们嘴里冲出来的狂喜的喊叫。不用细想，我们确信人们就要来救我们了。
然而，如同刚听到吊桶排水时一样，希望过后又是失望。
镐头敲打的声音表明，营救我们的工人离我们还远着哩！可能还有二十米，或者是三十米。打通这么厚的煤层还要多久呢？我们的估计各不相同。一个月，一个星期，或者是六天？我们怎么还能等上一个月、一个星期或者六天呢？我们中间谁还能活六天？我们已经有多少天不吃东西了啊！
开始，只有老夫子一个人的说话还那么硬气，但久而久之我们的悲观情绪也感染了他，因为衰弱也渐渐地把他摧垮了。
水，我们倒是可以喝个够，但没有吃的，饥饿使我们难以忍受，我们甚至想啃漂在水里的烂木头。
我们中间最熬不住肚子饿的是卡洛利，他把剩下的一只靴子割开，不停地嚼着靴子皮。
我见到同伴们饿成这个样子，心里不由得害怕了，再加上一些其他使我恐惧的因素，我时刻感到心惊肉跳，紧张得发慌。维泰利斯过去常常给我讲些海上遇险的故事，他经历过的海上旅行，至少和他在陆地上的旅行次数一样多。自从我们被饥饿折磨以来，其中有一个故事不断地在我脑海里盘旋。这个故事说，有一帮水手被困在大海中的一个沙岛上，那里找不到一丁点吃的东西，他们就杀了一个少年见习水手来充饥。听见我的同伴们饿得直叫唤，我不禁想，是否相同的命运会落到我的头上？在我们这个煤岛上，我不会被杀死吃掉吗？我肯定能在老夫子和加斯巴尔大叔那里找到保护，但巴契、贝关乌和卡洛利，这三个人能信得过吗？我对他们可没有丝毫信任，特别是卡洛利，他正在靴子皮上磨快他那雪白的大牙齿。
这种害怕也许是十分可笑的，但在我们当时那样的处境下，支配着我们头脑的思维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