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岣琶病！ �
１、山经描述的是一个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大踏步挺进的时期。
首先山经叙述的范围相当广大，除了未提及南海以外，东海、西海、北海、渤海都在尽述之中，那么如此广大的地域，会不会存在多民族的问题？比如解放前的中国，有五十多个民族，各种民族语言、方言不计其数，经济状况也不均衡，社会结构也参差不齐。山经中有没有过这样的描述呢？
很显然，山经没有任何民族观念，完全是依据地域来划分的，例如北山经，神、民生食不火之物，很明显，这描述的是一个野蛮而且落后的地区，非常有可能是一个边远民族。
以水族为例，５６年以来在广西来宾县的麒麟洞、柳江县新兴农场的通天岩发现了‘麒麟山人’、‘柳江人’的化石，这些化石面部低矮、鼻梁下塌、颧骨较高、下巴微突，与现在壮侗语族的人们基本类似，这些化石都属于几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同时出土的还有大熊猫、箭猪、剑齿象、中国犀等化石，这是关键所在，山经所记载的是一个人类与犀象共舞的年代，（不同的是山经记载的犀象、兕牦牛共同出现的地方是在北山经、南山经，都在北方。而广西是南方）（摘选自《水族简史》《侗族简史》《壮族简史》）
另外这些化石都是在山洞中发现的，这是他们的住所，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穴居’。而山经中记载了一个怪物就是西王母，同样是穴居。胡编乱造并不难，难得是编造得合情合理并禁得住推敲。
第一部分 藏山经中动物的记载五藏山经概论（5）
三个疑点，一、不会使用火；二、与犀象共舞；三、穴居。这只能是原始社会才存在的特征，所以说山经的作者要么是真实的记述，要么他对原始社会的理解博大而精深，至少比生活信息时代的我强太多，那太不可思议了。
另外我们必须注意这个‘穴居’的现象，这是一个孤零零的例子，倘若那个世界的人都是穴居的话，那么没有必要特别的记述‘穴居’，或者‘穴居’应该更普遍的被记述才对。原因何在？原因就是大部分人已经会‘巢居’或者盖房子了，只有少数的边远地区、民族还那么落后，仍然住着山洞。
如鄂伦春族，《北史》记载有南室韦、北室韦、钵室韦等五个部落，北室韦居土穴，还是‘穴居’；钵室韦则用‘桦皮盖屋’，这已经很进步了（摘自《鄂伦春族简史》）。也就是说这种历史演化的痕迹在南北朝时期还存在，发展不均衡、文明与落后共存，才是山经的真实面貌，这不可能狭窄地域、或者交通发达地域的特征。
山经的社会面貌很复杂，生产方式多种并存，例如狩猎、捕鱼、采集、农耕，在中山经（也可能就是中原）农耕是相当发达的，对野兽的记述相对较少，而其他经文则非常详尽的记述了禽兽的类别，这对于捕猎是相当有帮助的。
有趣的是，鄂伦春族的猎手特别喜爱地图，他们对山川、河流、猎物、植物了如指掌，他们狩猎经常外出几百里，却绝不迷路，出发前还绘出简单的地图，他们学会满文以后，还在山川上标上名称，这几乎就是《山经》的地区实用版本。
鄂伦春的经济长期停留在狩猎为主、渔猎采集为辅的阶段，因为狩猎是朝不保夕的。在山经中频繁的提到‘食之’，这就是狩猎经济的明证，同时植物采集也很重要，对于农作物的描述中山经更丰富一些，其他地区相对薄弱，这是一个漫长的狩猎经济向农耕经济过渡的时期。
祭祀是一个最能体现当时生产水平的活动，祭祀讲究的是尽其所能，他有馒头不会用窝头，有精米不会用粗粮，例如纳西族的东巴祭祀，祭品很丰富，有五谷、酥油、家畜，他们祭祀是量力而行，有能力的多供一点，没能力的只需烧香就行。这种祭祀是以村寨为单位的，那么山经的祭祀活动以什么为单位呢？大约是以山脉来划分，每次山经都有特定的祭祀方法，特殊的山还要特殊的祭。
以南山经为例，“南山首经，其祠之礼：毛用一璋玉瘗，糈用【禾余】米，（一壁稻米，）白菅为席。”
简单的解释一下，毛指毛物，就是长毛的动物，鸡犬牛羊皆可。瘗指埋；一璋玉，是个祭祀用的玉质容器。糈是精米，稌米指糯米。白菅是种植物，茅草类。翻译过来就是‘用璋装着毛物埋了，精米选用糯米，席子用茅草’（已经会编织了，可能很粗糙）。这段话很简单，却藏着很多不可思议的东西。
众所周知，山经里记载了大量的铜铁，那时候铁器没有多少应用的可能，但是青铜器的历史有几千年了啊，为什么不用青铜器做礼（容）器？而用璋、璧做礼（容）器？
再看西山经，“西山首经，华山冢也，其祠之礼：太牢。粒缴褚玻糁弥颍偃找园傥冒勹ぃ榔渚瓢匍祝ひ园佾暟勹怠Ｆ溆嗍呱街簦悦珷挥靡谎蜢糁Ｖ蛘撸俨葜椿遥紫隆鞠萝诚孪坎傻却恐！薄 �
太牢就是猪牛羊全备。瑜指美玉，婴也是一种专门的祭祀用礼器称号。那么，百瑜、百珪百璧仍然都是玉器，丝毫没有青铜器的影子，这是怎么回事？
８０年初，山西襄汾陶寺龙山文化遗址的古墓中出土了红铜铃铛，用Ｃ１４测定，约在公元前２０８５年。９０年代初，平陆县坡底乡商代的早期祭祀遗址出土了一批二里岗时期的铜器，有大方鼎、圆鼎、爵、觚和铜斧。这说明商周时期祭祀普遍使用的是青铜器，而山经的祭祀却确确实实的停留在‘以玉为兵’的石器时代。
山经知道铁，却不会用铁；现在该知道，山经同样知道铜，却仍然不会用铜。否则青铜容器的优点会大量淘汰脆弱的玉质容器，这是毋庸多言的。
以环太湖的良渚文化为例，良渚文化遗址很多，断代在公元前３２００年到公元前２０００年之间，出土的绝大部分是玉器或石器，根本没有青铜器，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山经》为什么没有青铜礼器。因为山经的年代远早于良渚文化，它不可能出现青铜器。值得一提的是，环太湖地区新石器早期的遗址马家浜文化，距今有７０００年的历史，那里的草鞋山发现一处水稻田遗址，而且用稻壳做掺和料制陶器，另外有小型三角石犁，说明当时的农业已经相当发达。一个农业如此发达的地区，很显然狩猎是很不经济的，而且定居的生活也不再适合终日奔波于山林之中，也就是说初民已经从狩猎为主农耕为辅发展到马家浜文化这种农耕为主的时代了。
马家浜文化中出土了很多鼎、豆、壶和石钺，这些都不如良渚文化出土的物器精致，这显示了一种历史演变的顺序，而山经中根本没有鼎豆壶的概念。另外良渚文化中比较吸引人的就是纺织品出现了，在钱山漾遗址中出土了丝麻制品，经鉴定属家蚕织物，纺织水准相当高，每平方厘米有经纬线各４７根。（以上良渚文化资料来自杨楠《良渚文化兴衰原因初探》）
山经中没提到蚕这回事，但是《皇图要览》中记载：“伏羲化蚕，西陵氏始蚕。”西陵氏之女就是黄帝之妻嫘祖，是养蚕治丝方法的创造者。真伪无法考证，不过良渚文化有如此高的纺织水准，肯定是要经过漫长的演变的。
有人说这是传说不可信，那么葛洪《神仙传？麻姑》记载：“麻姑自说云，接侍以来，已见东海三为桑田。”可信不可信呢？东海变桑田绝对可信！这也是传说。（当然麻姑说自己看到的，那不可信，除非她是神仙。）
很显然，山经描述的生产力相当低下，《周礼？舍人》云，“凡祭祀共簠簋。”《周礼？春官？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祭祀规则严格得多，而山经中根本没发展到这种地步，他们不知道‘簠簋’是什么，也没有黄琮、青圭、赤璋、白琥、玄璜这样复杂的分类，他们停留在简单的规则上面。
但是，山经记述的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社会，他们开始提出‘郡、县、邑、国、天下’的概念，也就是说，某些发达地区虽然还没有城市，但是交通已经相当发达了、能接触外界了，并且社会财富也增加了，剩余物品越来越多，氏族内的贫富分化也开始出现了，那些发达地区的原始氏族公社制度正在走向解体的边缘。
第一部分 藏山经中动物的记载五藏山经概论（6）
２、中山经地区的文化是遥遥领先于其他地区的
原始社会的战争，我更愿意称之为‘冲突’，在私有制尚未完全确立之前，冲突的起因无非是争夺猎物、争夺资源或者争夺女人。山经中并未直接的表现战争，只是在灾难的征兆方面偶有提及或者在祭祀中稍有体现。
“鹿台山，有鸟焉，见则有兵。”（西山经）
“小次山，有兽焉，名曰朱厌，见则大兵。”（西山经）
“钟山。钦【丕鸟】化为大鹗，见则有大兵”（西山经）
“槐江山。有天神焉，见则其邑有兵。”（西山经）
“鸟鼠同穴山，其中多鳋鱼，动则其邑有大兵。”（西山经）
“蛇山，有兽焉，名【犭也】狼，见则国内有兵。”（中山经）
“熊山。有空焉，夏启而冬闭，是穴也，冬启乃必有兵”（中山经）
在南山经、东山经、北山经中却没有这样的例子，只有‘可以御兵’的动物。西山经、中山经的这些征兆体现了那个时代是必然存在‘战争’的。
“凡薄山之首，自苟林之山至于阳虚之山，凡十六山，二千九百八十二里。升山，冢也，其祠礼：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