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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30周年的时候，我仍生活在那个叫“砂锅寨”的地方。不过文学已和我交上了朋友，我出版了最早的三本书《高高的苗岭》、《深夜马蹄声》、《岩鹰》。根据《高高的苗岭》改编的电影《火娃》已在全国上映，它竟然还在我插队落户的山乡拉起白色的幕布放了一回。而一部新的长篇已赶在十·一前出版的当年第五期《收获》上刊出，那就是完全依照我的心愿仅花半年时间写出的《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喜事一件一件接踵而至，贵州作协将遵照省里指示把我调去当专业作家，我在完成了长篇小说《山风凛冽》的创作之后，又完成了《蹉跎岁月》，我的孩子也即将出生。但我无意沉浸在这一片喜悦之中，我如饥似渴地阅读着重新出版的大量的书籍，有“文革”之前出版过的，也有新翻译进来的，还有无数新涌现的中青年作家们创作的，我深知文艺春天的来之不易，我珍惜命运赐予我的这一珍贵的时期。以后的好些年里，我婉辞了一次次的盛情相邀，我谢绝了几乎每个月都能收到的“笔会”请柬，我日以继夜地写着、写着。今天写作，明天写作，后天还是写作，天天都在辛勤地耕耘中度过。所幸的是，那些年里写出的几乎所有的作品，每一本都印成了书。
国庆40周年的时候，我步入了不惑之年。也许是年龄的关系，生活在内地省城，到了过节的日子，我分外地思念起故乡上海。恰巧又逢我母亲患了眼疾，她盼望着我这个游子归乡，我正式向贵州提出了调回上海工作的请求。一边一次一次地去找领导，申诉调回的理由，一边在家中构思着一部新的长篇小说《孽债》。我在省城生活已经七年了，七年中我由对省城的生疏、不适应到渐渐地融入省城社会。根据省城生活的体验，我写下了三部长篇小说《省城里的风流韵事》、《家庭的阴影》与《眩目的云彩》。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我和同时代所有的中青年作家们一起回顾着新时期文学十年的历程，思考着又一个十年的文学路子该怎么走。不论是传统的作家还是前卫的作家，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所有的作家都感到，中国的文学还需要创造更灿烂的辉煌。
国庆50周年就这样来到了我们跟前，新中国50年的文学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新中国50年的文学也和祖国的命运一样经历了曲折和坎坷。五十周年大庆，和世纪之交联在一起，回顾百年沧桑，喜看50年巨变，展望辉煌前景，中国的文学事业，一定会伴随着共和国前进的步伐，在老、中、青三代作家们的耕耘努力之下，昂首阔步地迈向新的世纪。
（1999年10月1日）
童年看山
小时候，生活在上海永嘉路的弄堂里，整天接触的是弄堂里的伙伴，看惯了弄堂里青砖和红砖的楼房墙壁。走出弄堂，是不宽的两条马路，和马路上的商店，如粮店、酱油店、水果店、皮鞋店、理发店。我特别对皮鞋店有突出的印象，因为班上一个同学就是皮鞋店的“小开”，大人们说，他家父亲的皮鞋是手工做的，卖得特别贵。上学的时候，他穿着皮鞋来，我们一帮穿球鞋、布鞋的同学，就要围着他，看他脚上的皮鞋。他呢，有时候漫不经心，不大愿意回答我们好奇的问题；有时候会翘起鞋底，给我们看他皮鞋的质量，不无自傲地说
：这是真正硬帮皮底的。除了弄堂、马路、学校的教室和操场，看得最多的就是天空中的烟囱，天空中的云彩。此外，要走几站路，才能到热闹的淮海路；要走很远很远的路，才能到外滩，看黄浦江。那时候，总以为世界都是由弄堂、马路、楼房、商店组成的。
后来从书本上了解到，我们生活的地球，不但有城市，还有乡村；不但有平原，还有山区。而且不断地从电影、照片和画片上，看到山的样子。
可是，总有些问题在困惑着我：山，真是像画出来的一样么？山上怎么会有水，有树林，还能建房子？山上有马路吗，山上能开电车吗，山上有电影院吗？脑子里想得越多，就越是玄乎。
于是，我就在纸上画了一座又一座山，小山不必说，大山画出来，也没法解答我的问题。水往低处流，那么高的山，哪儿来的水？没有水，人怎么生活，树木花草怎么成活？想来想去，想成了一团乱麻，也解不开大山的谜。
我开始更入神地看书。连环画是不用说了，那上面画出的山，和我想像中的差不多，是不可能有马路有商店有电影院的。
长大一些了，跟着比我大的孩子去逛南京路，走进朵云轩，那里头挂了一张一张山水画。奇怪，山上明明没有水，这些古代和现代画家，怎么都把山和水画在一起。看，山上有亭子，有流水，还不止一处。影影绰绰的，亭子里还有人坐着。高高的白云深处，还画着几间房子，亭子里的人，想必住在那种房子里。可他们吃什么呢？
仍百思，不得其解。
有一次春游，去长风公园，公园里有山。我兴高采烈地去了，也爬上了铁臂山，还出了一身汗。站在山顶上，眺望远近景致，激动了好一会儿。我总算真正地爬过一次山了。
小学快毕业了，又是一次春游，要去佘山。大家都说，佘山是上海地区唯一的一座山，海拔只有90多米，不高的。
虽不高，那也是真山啊！我们议论了好久，期盼了好久，总算成行了，总算看到山上建的教堂了，总算走进天文台参观了。哦，山上的房子原来是这么建的，山上的人并不愁吃穿，他们也像上海城里的人一样生活着。
不过，还是有很多问题横梗在我的心头，山，对我仍有着许多不解之谜；山，在我心目中总带着几分神秘。我也始终不能真正地说清楚，山究竟是什么。
万万没想到，上山下乡去插队落户，我会到云贵高原，天天生活在大山的怀抱里，看够了山势、山野、山峦的景致；后来，我提起笔来创作，无论写到知识青年的生活，还是农民们的形象，都离不开他们栖息的山寨环境，我真正地熟悉了大山，了解了山区，对千姿百态的山峰，连绵坦荡的大山胸怀，雄峙挺立的山体，屏风般的山脊，还有山乡里常见的雾岚、清泉、飞瀑……都有了真切的体会，深切的感受。特别是山乡里的路，崎岖的小路，历经岁月沧桑还残存的古驿道，马车道，砂砾公路，柏油马路，高等级的公路，每条路都是一段历史的见证。
那时候，回想起童年时代对山的困惑和烦扰，我会不由自主地哑然失笑。
哦，我的大山情结……
（2002年7月）
教育与希望
插队落户的岁月里，我曾经教过几年书。那不是正规的学校，那只是偏僻小乡里的耕读小学。任命我当耕读小学教师之前，大队里对我说，我们这所学校，办是办起来了，可是学校缺课率很高，娃娃们特别是女娃娃们，要来就来，不愿意来就不来。师资也缺乏。现有的教师，只会教语文和算术，副课都不开。好几年里，已经没有一个小学毕业生进入公社的农中了。言下之意，对我去任教，充满了期待，寄予厚望。
登上山巅的庙上小学校，我不由大失所望。三间大教室，两间盖着瓦的，不少开着天窗。另一间和教师的办公室，都盖着茅草。原来在这教书的老师说，四间房都是漏的。作为操场的大院坝里也是一片狼藉，到处是绊脚的石头、碎砖、枯枝、落叶，环境很差。和我插队落户山乡秀丽的风光、旖旎的山川河谷，形成巨大的反差。
开学了，和很多的耕读小学的教师一样，除了教语文和算术，我还主动开出了体育课，唱歌课。要上体育课就要清扫作为操场的大院坝，我发动了全校师生的义务劳动，只用了半天的时间，大院坝里清扫得一干二净，排队做操再不会绊脚碍事了。我根据自己的记忆，简化了广播操的动作，教给偏远山乡里的这些男男女女，大大小小的娃娃；我还让另一位老师找来绳子，让他们举行拔河比赛，赛得这些孩子们前倾后仰，觉得这样上课太好玩了。那年头天天晚上的广播电台里有一档儿歌教唱节目，诸如“我是公社小社员”、“小小螺丝帽”等等，我先跟着广播学，边学边记歌词，学会了又教给学生们。这些儿童歌曲通俗易懂，朗朗上口，孩子们一学就会。教了大半年书，令人惊讶的事情发生了，寨子上，大孩子在教他们的弟妹学做操，到了山寨宁静的夜晚，一幢幢农舍里会传出阵阵儿歌声。邻寨乡亲们见了我，都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夸我“得行”。农闲时节，一帮农村汉子自发地来到小学校，翻盖了教室的屋瓦和新茅草。窗户上没玻璃，他们也给配上了薄板子，说到了刮风下雨的日子，可以遮挡一下风雨。
一年后，我教的五年级，有好几个学生考上了公社的农中。
三十年以后，我又来到当年插队落户的砂锅寨，看到已经从山巅上搬到平坝里来的小学校整齐的教室，意外地见到了我当年教过的学生。他现在也在小学校教书，我问及其他一些成绩较好的学生的情况，他乐呵呵地告诉我说，他们都在教书，有几个还是县里的优秀教师哩。他由衷地对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