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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要求有点苛刻，却是不高的。
细想起来，从插队落户期间的泥墙茅屋，到后来水电站的石头房子，青砖的楼房，进省城以后的小招待所，石板坡的房子，处长大楼，直到回归上海，我搬了十几次的家了。搬家搬得多，对家就有一种随遇而安的感觉，从没兴师动众地想过，要十分讲究地装修一番再住进去。在省城里搬家，我都是直接搬进去住下。日子似乎也过得很顺当，没起什么大的波澜，小说也照写。回到上海，同学听说我不准备装修就搬进新居，吃惊地向我提出“抗议”。于是我只得入乡随俗，跟上时代潮流，把房子装修一下，再实行搬家的计划。
要装修，人家就得问，你有什么要求，要达到什么档次，这问题是非回答不可的，你不答，施工就无法进行。
我认真地作了思考，提出的第一个要求是简洁。线条要简洁，色彩要简洁，书房更要简洁，简洁到尽可能地容纳下越来越多的书。而且还要保证，我时常翻阅的书，我经常拜读的书，我搜集的和写作相关的材料，要随时能找得到。
这要求是不难达到的。对装修的设计和施工人员来说，似也很简单。
进而的一个要求是随意。设计人员尽可能根据我的解释画了草样，施工人员还是觉得困难。于是我和他们一起商量，把一间屋子的地板整体抬高十五公分，我在上面铺了一张大地毯，搁上几只大垫子，写作累了，我就坐在地毯上，靠着垫子读书；读得累了，我横下身子就睡觉。睡醒了抓过书来就能读。有时候要同时查一批书，桌面上根本摊不下，我就把所有要翻阅查找的图书资料全摊在地毯上，真是既随意又方便。而且，工作完了收拾起来也简单，一会儿就可以把杂七杂八一大摊书籍资料，收拾得干干净净。
当然，这样的住房条件，自然是谈不上豪华和典雅的。那也不是我追求的。
在贵州的二十一年中，到荒蛮偏远的山乡，我多次见过住在山洞里的农民。对于他们来说，家就是山洞。稀奇的是，他们竟然也告诉我，住在山洞里冬暖夏凉。“文化大革命”中，那些写“草房礼赞”的散文中，不也歌颂过茅草屋的冬暖夏凉吗？北京市郊的延庆县，在一条幽静的峡谷中，发现过一处古代先民在陡峭的岩壁上开凿的岩居洞穴，在一百一十七个洞穴中，居然也有客厅、套间、复式住宅。看来，早在远古时代，人们对“家”就有着一些共性的追求了。
家应是舒适的，家应是美的，家更应是有利于我们的休息、放松和工作的。千万别让过于讲究的家，束缚了我们的情绪和手脚。
写作的时候，我仍喜欢柔和的光线，现在的家再大、再宽敞，也改变不了我的这一习惯。
（2001年1月）
陪伴老年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在西南山乡的省城贵阳，搬进一幢老同志集中居住的楼房。天天和他们生活在一起，我于不知不觉中观察着他们的生活。比如我楼下住着的那位曾任过部长的老同志，他的生活极有规律，每天早餐后，他就优哉游哉跑一趟菜场，每天午休后他又去一趟。早上他从菜场提回一棵大白菜，下午他会拎回一块肉。他去菜场从来不带菜篮子，回来也永远只是拿一样东西。
相邻久了，他的老伴儿告诉我，我每天都有意识地少买一两样东西，给他派任务，让他有点事儿干，也好活动活动腿脚，不要老是待在家里读书看报。
楼里还有一位老同志，离休之后每月都要出一次差，每次出差归来，他总要对我畅谈一番贵州的奇山异水。原来他是和省顾委的老同志们一起，在为开发贵州的旅游资源做先期的调查研究、宣传鼓动工作。
日子久了，在家门口、在楼道里、在院坝大树下，天天遇见的都是老年朋友。这些老人，虽说性格迥异，度过晚年的方式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他们大多脸容慈祥，神态安然，无不以自己的言传身教，影响着他们的子孙。
我在这样的小区环境里生活了几年，从未听说哪家吵过嘴，打过架，也从没发生过一起盗窃、邻里纠纷。
凑巧的是，回到上海后，我又搬进了一处这样的社区。小区里住着一百几十户人家，全是离退休老同志和他们的家属。电梯里上上下下，经常遇见拄着拐杖、坐在轮椅上的老人。逢年过节，出入大门口的，都是各个单位来给老同志、老领导问候致意的男女。哪家的花盆不慎从高处摔落下来，虽然没有伤着人，马上就会有老人提醒大家，请各家各户检查一下自己的花盆，杜绝相同事件发生。
有一户人家的水管在上班时间爆裂了，躺在床上的老人不知觉，自来水漫溢在楼道里。这户人家很快在电梯门前贴出一张向全楼住户道歉的信，语气十分诚恳，以求众人谅解。其实大楼里谁都没对这户不幸进水的人家有过议论和微言。相反不少人还同情他家进了水，一定添了不少麻烦。
风和日丽的日子，小区的庭院里、草地上、健身器边，都有老人在活动。有的舞剑，有的做操，有的随着音乐的节奏在跳慢步舞，有的仅是拄着拐杖在来回散步，满眼里看到的是一派祥和安然的生活景象。
居住在这样的小区，陪伴着上下左右的老年朋友，我时常会联想到自己的晚年。而看着这些老年朋友身旁蹦跳嬉戏的小孙子们，我又会情不自禁地联想起自己的童年时代。继而由人的幼年想到人的老年，人生的这一过程，实在是耐人寻味和充满了剧情色彩的。
时常地这样想一想，我的心态会格外地平和，我又会时时感觉到“时不我待”，得抓紧还有时间、还有精力的年头，写一些真正留得下去的作品。
我，陪伴老年，意味浓郁。
（2002年5月）
时尚如风（1）
当某一件事物成了时尚的时候，它其实已经远离了该事物本身所具有的一些功能和特性。当然，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没有时尚的流行，就不会有历史阶段中的亮点。可以说，时尚是推动历史的一种小小的催化剂，起点缀的作用。
许多朝代均有自己独特的时尚，汉代以女人瘦弱为时尚；魏晋时代以吃药清谈、品鉴人物为时尚；唐代又以女人肥美为时尚；五代之后却以女人的“三寸金莲”作时尚；明代则流
行时曲小调，上至庙堂，下到市井，人人会唱这种时调……等等等等，其实，每一个朝代所崇尚的东西多了，并不会只止一件两件。我拈点出这些片断，无非是想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时尚是历史的一个影子。这话虽有些过了，但它确实是现实后面的影子。
到了眼下，流行的时尚之物就更多了，衣食住行，方方面面都有。
“时尚”大步流星地在前面走着，我永远赶不上时尚的步伐。其实，我对这一切不感兴趣。时尚像长了翅膀一般，总在现实面前飞翔着。但它的翅膀又好像是纸做的，禁不得风吹雨淋，时尚的东西往往是一阵风，刮过就算了。然后再刮来一阵风，风凉一段日子，又过去了，如此不断地循环往复、往复循环，让你觉得时尚总在那儿画圆圈，画得歪歪扭扭的，不规则的，但却是常画常新，追随时尚者换了一茬又一茬，大是“江山代有才人出”，“长江后浪推前浪”之势。
说实在的，我对时尚的概念是模糊的，不清的。时尚的东西发生在我身上印象最深的是皮包。早在十多年前，我去开一个会，手里拎了一只比较“劳保”的皮包，旁人见了，嫌它土了，说应该换一只。我觉得它挺好的，并不觉得它有多土，仍旧使用着。有一次，我的一个好朋友实在看不下去，替我去买了一只皮包，三十元一只，在当时来讲，这样的价格算高的，因为那时的薪水还未增加。我想拒绝接受，但朋友好意又不能辜负，只得愧而受之，但一直放在家里没有拿出来用。一半是珍藏的意思，一半也想等手头的这只包不能再用了，再去用新的包，也许这是我插队落户时养成的习惯，回到上海后，一直改变不了。我是个不太懂得奢侈的人。前段时间，我把好几年前，朋友送给我的那只包拿出来使用，自己觉得还不错的，谁知到了公共场合，没有一个人说好的，都说过时了，拿着它有失身份。说它与时尚的皮包相比，有天壤之别！
时尚的皮包怎能去比呢！我倒是看到过许多年轻人甚至中年人，都背一只方方正正、宽宽大大的皮包，单肩挂着的，像女人背皮包一样背着，当初看到时，觉得很别扭，这种包男人背着，总觉得与女人背包的姿势太接近。不过，时间一长，背的人一多，也就见怪不怪了，我若在怪，别人会说我背时、落后了。我也就装作很时尚的样子说：“嗯，这种包背起来，很有个性的。”如若要叫我去背这样的包，我是肯定不会的。
有一次出访到香港，见一位同行的女士背着一只非常别致的皮包，由衷地赞叹道：你这只包非常漂亮。她问我：“你猜猜看，这只包多少价钿？”我脱口而出：“大概百来元钱吧。”她笑了起来，说：“要四千港币呢！”我听了倒是有些吃惊，这样的包好是好看，怎么会贵到这种地步。转而一想：贵，总归有它的道理在的。只要质量上乘，贵一点也值。最怕的是：样子好看，质量经不住考验，那就惨了！
我现在用的那只包，有些价格的，皮质与手感都好，外人看了也都说好的，但我觉得它不实用，没多少东西好放。我想要的包，最好是大一些的，可以放一些书或文件或杂志报纸之类的东西，可我手头的这只包，只能放一只钱夹、一只手机、一只商务通，最多还可以加一本小笔记本，除此而外便放不下任何东西了。
有戏剧效果的是：我拿着这只包时，朋友们都说我时尚起来了，讲究起来了。
其实，时尚离我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