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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在《孽债》出版的第二年，澳大利亚红公鸡出版社的休·安德森先生来到上海。他是个粗通汉语，能简单会话的澳洲人，见了我的书，他便问及我“孽债”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那时候《孽债》还没有改成电视连续剧播放，一同参加座谈的老翻译家任溶溶先生思忖片刻，用英语给他作了回答，并且对我道：“这是不大好翻的。汉语丰富的含意，靠直译是很难达到那种准确性的，更别说意境了。只能解释成‘难以还清的债’。”
我补充说：“感情债。”
他点头，又对安德森先生用中文和英语分别说了一遍：“难以还清的感情债。”
安德森先生沉吟着点头，似乎是明白了。
没几天丹麦研究中国的盖·玛雅女士来访，也曾提过这一话题。幸好已是答过一遍的老问题，我就用“难以还清的感情债”作了回答。她的汉语水平比粗通问候语的安德森先生好，能用流利的普通话和我们交谈，理解得也更快些。
在字典或辞海上，“孽债”这两个字的解释还要复杂一点。不过，“难以还清的感情债”却是比较清楚地解释了我的书名。
电视连续剧改编前以及改编定稿过程中，拍摄以及拍完播放以后，这个题目仍然被一次一次地提出来讨论，情形和当年我的长篇小说《蹉跎岁月》改编成电视剧时几乎一样。我已经有过一次经验了，于是便表了一个态：你们要怎么改都可以，但改出的题目一定要比我这个好，我才能同意。记得当年嚷嚷着要给《蹉跎岁月》改名字时，我也是用这句话回答的。
后来好像还是没有想出更好的名字。《孽债》也便用原名播出了。
正如同当年我敢于坚持用《蹉跎岁月》这个题目一样，我之所以敢于坚持用《孽债》，只因为这本书的创作，源始于我那漫长的十年半的知青生涯，源始于那段生活本身。
记得二十一年前，我接到调令，由乡间调到贵州省作家协会去当专业作家。经过十年又七个月的插队生活，山寨上已没有什么东西再值得带往省城去。况且进了省城，我没有住房，只能暂时在小招待所里栖身。故而我只将两箱书整理出来，用马车拖着去托运。十年当知青的日子，是这两箱子书陪伴着我，度过了无数个夜晚和雨天。书页都发黄了，我还舍不得丢掉。马车拖进街子，那一天正逢山乡里赶场，人很多。一个女生叫了我一声，我看着她从人堆里挤出来，一手拉着一个娃娃，另一只手挽着提篮，显然也是来赶场的。在人群中一挤，她的脸涨得通红，因为怀着身孕，肚皮腆得高高的，她还喘吁吁的。她曾是我同一大队另一个寨子上的女知青，后来和一个相貌英俊的山寨小伙子恋爱结婚，插队期间就出嫁了。我离开寨子以后，她就是这个公社留下的最后一名上海知青了。我告诉她，我要去省城里报到了。她说，已经听说了。望着她略显黯然的神情，我不由问她：你怎么办呢？她愣了一下，说：我也要走的。我点了一下头，想说愿你走成功，又想说几句安慰的话，但最终一句也没说出来。想想一起从上海来到这块土地，一共六十个人，现在走得只剩下她一个人了，说什么也是多余的。马车拐出乡场，我回过头去，望着消失在人潮中的她和孩子，不由自主地思忖着：她要走，走得了吗？眼看着她又要生第二个娃娃了，她走了，这两个孩子怎么办？如果她真走成了，两个孩子长大以后，问及自己的母亲在哪儿？又会是一个怎样的情形？
可以说长篇小说《孽债》的最初构思，该是起源于那一段生活本身。
在知识青年大返城的潮流中，在一列一列回归的火车上，我听说过几个类似这样的故事。只是，那年头城市的诱惑力是那么地强大，谁也没往深处去思考这一问题。
就是我自己，也不可能想像这些孩子将来和生身父母之间会演出什么样的悲剧和喜剧来。
但是，创作的构思往往是这样，一旦你生了心，留了神，生活本身就会不断地提醒你，催促你，撞击你。
那是80年代的一个夏天，我在回上海探亲时，又听说了附近弄堂里的这么一件事：一个宁波农村的中年汉子带了两个孩子，到上海来找当年的妻子。而他的妻子在回归上海分配到工作之后，早已重新嫁了人，并有了新的孩子。于是乎，一个女人、两个男人、三个孩子的故事，顿时成了弄堂新闻：有人说女人离开农村时根本没办妥正式离婚手续，谎骗男人回归上海之后还将把他和孩子接去；有人说第二个男人根本不晓得女人原先的婚史；有人说你们知道什么呀，这件事从一开头就是个骗局，说好的是假离婚，后来弄假成真了；有人说两个男人打起架来了，这个家庭热闹非凡有戏文可看……
我没去穷尽这个故事的结局。但是这件事情那么有力地撞击着我。我觉得这会是一部长篇小说的素材，我把它记了下来。连续好几天，我冲动得都想赶紧伏案写作。
但是我没有写，往往到了真想写的时候，又觉得无从落笔。几个月以后，我读到了一个短篇小说，五六千字，名字也记不得了，能记得的只是这篇小说的内容，几乎同我听到的弄堂新闻相差无几。我还特意留神了小说的结尾，作者仍没交代出这一家人究竟怎么处理了那个难缠的矛盾，只说那一家人闹得不可开交……
情债难偿（2）
乍听这个故事时的震惊、生动和由此产生的联想，全没有了。读过这个小说以后，一切竟变得淡淡的了。这件事也给了我一个启示，即使是一个好的素材，贸然去写，仍然是写不好的，艺术的感染力也是出不来的。
我暂时放下了这个题材，当真正提笔写《孽债》，是几年以后的事了。
（2001年1月）
神奇的西双版纳（1）
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返城大潮中发生的一些故事，我身边的一些人和事，虽然是可以构思小说的素材，但是离《孽债》的具体酝酿，还早着哪。
几年过去了，知识青年这个字眼，在飞速发展的现实生活中，已经让人感到陈旧和麻木。
记得是八十年代的中后期了，我正在读长篇小说《爱的变奏》的校样，这是我的第五本和知青有关的长篇小说。一位相熟的朋友来访，听说又是一本和知青有关的书，他忍不住说：你就不能写写别的吗？
我说是啊，我在乡下整整呆了十年，现在写出了五本长篇小说，我也对得起那段生活了。这本书出版以后，我想考虑写一点别的了。
但是，当年知识青年的命运，总是牵扯着我的心。也可能正是因为我一本一本地写了些和知青有关的书，有些人也总是愿意来找我，把他们生活中真实的经历告诉我。
那是1985年夏天，有两个山乡里的中年妇女找到省城贵阳来。她们简朴得几近寒伧的衣着、她们拘谨的神态、她们的言谈举止，几乎完全是一副世代居住在山寨中的农妇模样了。不是她们开口讲上海话，很难相信她们曾经是上海知青。她们到省城来是为求一个工作，是来诉苦的。知识青年由城市到达乡村时，从来都是听农民们忆苦思甜、讲述旧社会的苦难、虔诚地接受那份再教育的。曾几何时，她们自己却向人们诉起苦来。日子，对她们来说实在是过得太艰难了。是生活，逼着她们走到今天这一步来的呀：她们全是当年嫁给村寨农民的知识青年，其中一位还是优秀知青，她当年开创一代新风，同山乡农民结婚连同接受再教育的事迹，曾经在《下乡上山》刊物上登载过。这本刊物是免费发放的，我清楚地记得，这本刊物传到我们集体户时，大家对她的事迹还足足议论了半天。现在这两个当年与山乡农民相结合的典型，一个死了丈夫，拖着三个娃崽；一个丈夫虽还健在，但拖拉着两个娃娃，身处穷乡僻壤，日子也难过。她们来到省城，只是希图通过一定的渠道，为她们呼吁一下，在当地求得一个工作。
由于省里领导同志的关注和干预，这两位上海女知青在几个月以后，终于在偏远小县城的一家工厂里落实了工作，算是得到了归宿。但是她们的形象和经历，久久地留在我的记忆中。我时常想，其他知识青年呢，有没有落到生活的底层而无人问津的呢？
回上海探亲时，有人指着某个女子的背影告诉我，她也曾是知青，当年下嫁了当地人，挣扎着回到上海老家，栖居在住房紧张的娘家，没一份像样的工作，而她的丈夫和孩子，户口进不了上海。她在上海呢，生活不检点。
在我插队的那个县里，还流传着这么一个故事：两个知青在山乡里萌生感情，生下了一个小孩，考虑到有了未婚生孩子，以后永远也不能抽调；再说，孩子一生下来，就面临着营养及生计，根本养不活。有好心人出面，介绍了省城里一对结婚多年不曾生育的夫妇，收养了这个孩子。而这一对知青，回到上海以后，却又各奔东西，并没结成夫妻。
一次去昆明出差，我又听说了这么一件事：在西双版纳的一条街子上，有位从北京来旅游的中年女子，始终在屋檐下徘徊，嘴里喃喃自语着失悔和懊恼一类的话语。原来这女子是当初来版纳的北京知青，回城时离了婚，遗下一个孩子给自己的前夫抚养。她走得很轻松，回归北京之后落实了工作且很快有了新家。世间的事情有时经常阴差阳错，二度婚姻之后她再没生育。随着时间的流逝她越来越思念遗留在西双版纳和前夫生的儿子。终于她征得现今丈夫的同意，赶到版纳找儿子。她记得版纳的山，版纳的水，版纳的道路，她恰恰忘记了这里的农民世代都有迁居的习俗，她照着知青岁月记忆中的地址寻去，再没找到她渴念的儿子。于是乎她便有些失态地踟躇在赶场的街子上，逢到人询问，便讲她那失悔的心情和颇为曲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