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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脸，当然也没让她察觉到。黄红长着一张娃娃脸，细眉圆眼，高鼻梁边上有几颗白净净的雀斑，一笑有两个深深的酒窝，用《红楼梦》上的一句话说是天生的美人胚子。但我做梦也想不到“文革”中她作为女红卫兵竟然那样凶，这都是后话了。
黄红爱穿运动短裤，裸露着两条又细又白的长腿，让人不好意思靠她太近。她丝毫不拘束，好像从没觉得有什么不好。性格开朗，能说健谈，就像她打球那样敢拼敢杀，没见她忸忸怩怩过。我们打完球有时一起从训练场走回来，也聊，但都离不开打球这个中心。银色的月光洒满古树笼罩的校园，我会说夜空如水，她会说观天如临海，我会说圆圆的月亮真像一个放大了的乒乓球，她会说那是一颗银白色的有生命的精灵，好像仅此而已。
终于有一天“组织”上找我谈话了，那时候我已经写了入团申请书，四五页作文纸上写满了豪言壮语。
我们班团支部书记梳着齐耳的“刷子”，穿的裤子的膝盖上补着一圈圈像军用地图上山头标高一样的圆补丁，那时穿补丁裤子既时髦又显示朴素艰苦，又实际，因为光有钱没布票也买不成裤子，风行“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不艰苦朴素就是资产阶级作风，就入不了团。团支部书记是工人家庭出身，她的习惯用语是我们工人阶级如何如何，其实“文革”中“清理资产阶级队伍”时她蔫了，因为她爸爸厂子里贴出大字报说她爸爸曾经当过工头，工头就等于工贼。当然这也是后话了。我现在也清清楚楚地记着她的名字，她的革命热情曾经感动过我，不过我不愿意写出她的名字，因为她当时的确很“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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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长着一张和黄红恰恰相反的脸，一张未老先成熟的脸。她严肃地问我，最近做过什么严重违犯纪律的事情吗？看我嘻嘻笑着就拉下脸说，你怎么就严肃不起来呢？我在和你谈一个非常严肃的话题，我可是代表组织和你谈话的。最后一句话让我立时严肃起来。
我认真地想了想，说无论最近还是以前我都没做过任何严重违反纪律的事情。
书记启发我：“看过最近一期《中国青年》杂志吗？”那时我们人手一本《中国青年》，因为那是共青团的机关刊物，我们都在积极努力地向团组织靠拢。其中有一篇文章叫《要在灵魂深处闹革命》。我把这篇文章的读后感又细细地说了一遍。书记很耐心地听，我说我这期的思想汇报已经交给组织了，中心内容就是狠斗私字一闪念。那时候这句话也特走俏。书记看着我说，不能光说大道理，要联系实际。特别要联系自己，敢在灵魂深处闹革命。我有些迷惑，茫然。灵魂啊灵魂，其实那时候我都不知道灵魂是个什么东西。灵魂何在？难道灵魂是块土，灵魂是块地？难道它真和大别山一样能在深处闹革命？
书记终于点出了“要害”，是生活作风上的事，是和一位常常穿短裤的女孩子谈恋爱的事。我差点蹦起来，要不是她早言是代表组织，我真想啐她一脸“雪花膏”。但她是代表组织，是书记，我只好压着一肚子愤怒，一腔子委屈，耐着性子从头到尾把乒乓球训练的事讲述了一遍。看得出来，她似信非信，总是拿怀疑的目光在我脸上扫过来扫过去，像毛主席教导的那样，扫帚不到灰尘是不会自己跑掉的。我下意识地搓着脸，感觉脸上光光的，肯定没有什么灰尘。我坦荡地说，建议书记去找黄红核实。书记说，那是组织上的事情，但你正在要求参加团组织，团组织也正在考虑你的申请，你一定要勇敢地接受团组织的考验，决不能让资产阶级的香风吹昏了头，站稳立场最重要的是站稳阶级立场。书记明确指示我，以后不要再和黄红多接触。
在以后训练的日子里，黄红明显地感觉到了，在她再三追问下，我才吞吞吐吐地把“组织上找我谈话”的事情告诉她。谁知道，黄红大怒，二话不说，就穿着超短运动裤去教室找我的书记。她还说，我入团时，你们草头小书记才刚刚系上红领巾，她敢拿我作反面教员？我连说没有，没有！那时也流行“反面教员”，一般泛指地、富、反、坏、右，带上美帝国主义、苏联修正主义和台湾的蒋介石。
反正一切都坏在黄红手里，班里的同学说，黄红跑到教室里，把正在上自习的书记指着鼻子骂了个痛快淋漓，骂得书记像池塘里遇上了深秋重霜的枯荷叶，耷拉着头，一声也没敢吭。但黄红走了以后，书记就决定把我从重点培养对象中彻底抹去了。团的大门由她把守，我是跨不进了，虽然我的联系人还假装对我说，团的大门是向每一个要求进步的青年敞开着的。我纳闷了，我难道没要求进步？我万没想到的是文化大革命中黄红是我们学校第一批红卫兵，1966年8月18日还作为红卫兵代表登上天安门接受毛主席的检阅，照片还登在《人民日报》和《解放军画报》上，好不威风！而我们班的那位团支部书记虽然是工人家庭出身，但后来查出来，她父亲解放前夕除当过工头之外还曾经参加过反动会道门组织“一贯道”。这下可叫黄红五指攥紧揪住一条小辫子了，把我们的团支部书记整得够呛。真是人不可貌相，没想到黄红革命精神那么强，还那么记仇。当然这也都是后话了。
不知道是因为团组织的帮助，还是因为我又喜欢上了踢足球，正式被选为班级足球队的后卫，那时候我们俗称那个位置为“二道”，取意“大门”前面的最后一道防守，责任重大。我一开始也觉得两难，我们足球队的队长一本正经地说，毛主席教导我们，全国上下齐动员，三大球打败帝、修、反。也不知道毛主席这样教导过没有，但有一点，足球这东西也是魔头，踢起来更容易上瘾着迷。去练乒乓球的时间就越来越少了，和黄红见面的机会也就越来越少了，后来我去训练场已经看不见黄红了，她那时已升高三了，准备考大学了。
再后来就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谁也没心思去打乒乓球了。用那时的一句流行语叫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四
1968年腊月我们几个同学要去山西晋西北插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临走时我犹豫再三，带不带上乒乓球拍子？意见也不一致，有人说，咱们是去插队当农民，“玩”的是土里刨食，面朝黄土背朝天，带那东西一不能吃二不能喝三不能穿四不能盖。但我想乒乓球拍又不占地方，带上是个念想。临出发整理行李时，我怎么也想不到，父亲竟然给我买了一盒红双喜的乒乓球，他老人家虽然笑得有些勉强，但他知道我的心，知子莫若父啊……
我们去插队那几年，正赶上山西热火朝天学大寨。我们县提出“大干苦干拼命干，三年建成大寨县”，老乡们干得真苦，也是真干，那几年平田整地，挖渠修堰，打井修的高灌站直到20年后我回村去看，仍然受益于当年。但乒乓球却离我远了，远得就像一个缥缈的白色的梦。只有在换季找衣服时，才偶尔从箱子底拿出那副乒乓球拍，像后来中央电视台《鉴宝》栏目鉴赏宝物似的反反正正地看看，有时候禁不住拿着拍子对着空中挥舞两下，似乎找到了绿色球台前的一丝感觉，感到也是一种享受。有一次碰巧被房东大娘看见了，她倍感稀奇，拿在手里颠过来倒过去地看，无论我怎么讲解她都茫然不知所云。突然间她又好像看懂了，跑回她屋里，拿出一个做月饼用的带把的木模子，大小样式真和我的乒乓球拍子差不多，她还反复比较，让我哭笑不得。
谁也没想到，那只乒乓球拍子终于派上了用场，而且着实让我激动兴奋了一阵，至今想起来仍然余味浓浓。
当时我们县里修建了一个军用机场，飞行大队的军官们有很多都是乒乓球爱好者，他们想和我们北京知识青年赛一场球。当时担任联络和组织的是北京二中的一位老哥，他清点队伍后很自信地说，清一水的校队，都是“正规部队”，有2中、25中、灯市口的、80的、119的，够解放军“学”一壶的。那时候还有一句流行的口号，叫全国学解放军，解放军学全国人民。那位老哥说，正在和解放军谈判，条件是，我们都是老插，几年没握过球拍了，手指头僵得像锄把子，要给我们提供一个恢复训练的场地和时间。这一条过分不过分？我们齐声回答：应该！第二条是由解放军提供伙食，我们也不要求吃飞行大队的空军灶，吃地勤灶就可以，但要有肉，我们已经比陈老总的赣南游击词中说的“三月肉不尝”还惨，已不知肉滋味，尽快恢复体力也必须有肉。解放军回答得干脆，像军人的口令就一个字：行！
回家翻箱子找出我的拍子，专门打了一桶净水，把胶面轻轻地擦了一遍，阳光下大紫红的反胶面把人的脸映得红透透的，又拿出了父亲送给我的红双喜乒乓球，那兴奋劲别提了，专门找出白回力球鞋晾在窗台上，摇头晃脑地哼唱着样板戏的戏文：“整装待发打豺狼，更激起我斗志昂扬……”
解放军那儿的条件真好，6张标准的红双喜乒乓球台子并排放在飞机库里，聚光灯一开，真像到了北京工人体育馆。二中的老哥由衷地说，还是那首歌唱得好啊，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
最使我们这些当了3年多农民的老插感动的是饭，一顿当时梦都梦不出来的好饭。碟子都是8寸盘，4个冷盘摆上来，我们几个眼睛都快湿润了。一盘是切成薄片的香肠，粉红色的嫩肉；一盘是切成方块的猪头肉，猪耳朵的条轮清晰亲切；一盘是切成条状像酸楂糕条的酱牛肉，酱黄色的牛肉显出勃勃生机；一盘是水晶肘子，切得能照见亮。有句老话，人没有受不了的罪，只有享不了的福。我们这些老插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