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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小云
一
尽管每位亲人都有这种思想准备，但是，三姐的去世还是让大家感到突如其来，难以置信。父母将我们带到这个世界来，不过都是匆匆走一遭，然后会陆续随父母到另一片天地。三姐是第一个靠近父母的，第一个重新感受父母怀抱之温暖的。如此想来，三姐也是幸福的。
三姐名曰刘季云，顾其名便知她排行老三。她出生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里。父亲已投身抗日前线，她在母亲的襁褓之中躲避敌人的扫荡与轰炸。这是我们家最艰苦的一段时间，是有着随时面对死亡威胁的惊心动魄的日子。但是，她始终接受着母亲最深切的呵护，她是安然无恙的。她和两个姐姐一样，到了7岁，就开始上学读书，这在封闭的太行山上是十分罕见的。女孩子读书本来就少有，而自幼就接受系统完整的教育，那实在为邻家孩子所望尘莫及。母亲送她到邻县的干部子弟学校上学，后来她的妹妹、我的四姐也步其后尘而入同一所学校。解放后，她和四姐同时入省级机关干部子弟小学，而后升入太原六中。太原九中成立时，她所在的班级被划归九中。高中时考入全省最好的中学太原五中，大学则在山西医学院就读。三姐一路高歌，都是以高分挺进，一直是老师心目中的高才生。
三姐是我们姐妹中最漂亮，也最能歌善舞的一个。小的时候，我们家住在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法院有食堂，三姐常带着同学们借了食堂的盘子，顶在头上跳舞，跳采茶舞、新疆舞、朝鲜舞。我也跟在后面瞎扭扭，还学会了动脖子。院里的孩子们那个羡慕啊，谁家的姐妹能有这样的舞姿？三姐在中学也是文艺积极分子，父亲早早给她买了小提琴，她也就学会了作词作曲。文革前，年年国庆节过五一广场检阅台时，三姐是五中的孔雀头，四姐是山大附中跳藤圈的。父亲在检阅台上，总是情不自禁地翘首张望他的两个宝贝女儿。父亲80年代中期去世后，三姐思念双亲，作了一首歌词《寻找童年的梦》，山西大学艺术系的一位教师为其配曲，少年宫的孩子们童声合唱，优美动听，轻松愉快，大有《让我们荡起双桨》的感觉。
1956年，是我们这个家庭最幸福的时光。在北京工作的大姐带着新婚的姐夫回家。大姐和大哥（我们姐妹没有哥哥，父母让我们依次将姐夫称为哥哥，这样要亲切多了）身穿军装，格外英武。我们的弟弟在头年出生，成为我们家、乃至整个机关最轰动的大事，六女一男雁成行的阵势届已形成。经过战争洗礼的父母终于得到了安宁，喜笑颜开地到照相馆拍了我们家唯一的一张全家照。照片上的三姐正值二八年华，清纯高雅，有大家闺秀般的气质，那双大而有神的眼睛和挺直的鼻梁是她面部最为动人的部分，活脱脱承传了父母的优点。
1960年，父亲在政治上蒙难，被贬至一座小城任副市长。三姐考到省城的山西医学院的第二年，中央给父亲甄别，省委任命父亲出任省委政法领导小组副组长。当时，父亲正在山大医院住院，母亲带了弟弟和大姐的儿子从小城回省城看望父亲，得到父亲重新被任用的通知，心中安然。父亲特作一首诗：“我有七个好儿郎，六女一男雁成行。一二三是大学生，小的还没上学堂……”令父母高兴的还有另一桩事，三姐在大学里谈起了恋爱，小伙子英俊且学习好。父母双双考察了我未来的三姐夫，然后，回到小城准备举家迁回省城。他们是要等我考完初中后，择日搬家。然而，就在那短短的几天里，我们家发生了天塌地陷的灾难，母亲刹那间身患暴病溘然去世。那是1962年7月29日，黑暗至极的日子。那时，三姐正准备到三姐夫的家去拜见公婆，在山大附中上高中的四姐也准备到北京去度假。是母亲去世的电报让她们风雨不顾，登上了南下的火车。对她俩呆呆地立在家门前的样子，我至今记忆犹新：俩人的双腿湿漉漉的，显然是从庄稼地里踏着朝露穿行回来的。当我告诉她们母亲不在了时，俩人的提包同时重重地落在了地上。父亲用宽大的臂膀紧紧地拥住了她俩，失声哭着说：“没想到啊，真是没想到！ ”
自从母亲去世后，三姐一下子就长大了。大姐、二姐均已成家生子，她就成了老大。每遇周末，她一定要回家，一大家子的衣物都要洗净熨展，还要辅导我和弟弟妹妹的学习。谁要是有心事也都要向三姐倾诉。医学院三姐寝室里的每位姐姐都给予我们热切的关爱，当然，尚未结婚的三姐夫在身后也常尾随着我们。
三姐本是文革那年大学毕业的，但是，还没来得及分配就被文革中断了。翌年初，我们居住过的小城连连来电报，要求我们为母亲迁坟，原因是那块土地上要修一条水渠。真正的原因我们不知道，反正，各级领导干部均已失去了人身自由，父亲是不能亲自去处理的，便委托三姐带着我去完成这一重要任务。父亲有几点嘱托，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不要惊动市委的领导，他们都已自顾不暇。就是说，我们必须靠自己的力量和能力来办这件事情。我俩下火车后，直奔市委，找到住处后，就到母亲的墓地。因为是临时寄葬，母亲的棺柩外砌了一圈砖，如果移坟是很容易打开的。但是往哪里迁，我们找不到地方。只好在附近的一座叫作东庄的村子里找人打探。很意外，我们询问的对象恰是这个村的支部书记，而此人又是北京知青，出身与我们大体相似，母亲在生他不久就牺牲在战场上，因此，他与我们有着一种天然的感情，建议我们将母亲用土法火化，骨灰可以带到身边。我那时还是一个中学生，没有主意，不知所措，总觉得自己来烧自己的生身母亲，有些残忍。而三姐却立即赞同这个知青的建议，说，这是最好不过的办法，能够完全解除父亲的后顾之忧。说干就干，知青哥拉了一辆平车，放上了镐头和一个水槽，我花了7元钱，买了柴油。就这样，三个革命者的后代，迎着二月的寒风，将母亲的遗骨一块块捡到水槽里，浇上柴油点燃了烈火。最后，将骨灰一点未洒地包在了我的头巾里。完成这一切后，我们找到了父亲当年的警卫员，这几年，都是他代表我们子女给母亲上坟的。他带着心中的悲伤，默默地为母亲做了一个盒子。母亲在这个盒子里躺了23年后，与父亲合葬。
从那个时候起，三姐在父亲心中已经完全成熟，很多事情，父亲都是与她商量后才做决定。
也就是这年，三姐结婚。1968年11月生下了儿子建功。三姐生孩子时，三哥没在身边。那个时候，医学院开始分配工作，如果能及时到任，即可拿到工资。因此，三哥先报到，同时在大同县为孩子找奶妈。那个阶段也是我们家的困难时期，我们家被造反派赶出省委大院，住到了一个大杂院中的两间阴冷的南房里。三姐坐月子只好到二姐家去，同样也是小平房。孩子生下来没奶吃，父亲便将自己订的牛奶天天送给三姐，由妹妹侍奉着。仅半个月的时间，三哥回来接三姐母子。正值寒冬，滴水成冰，一辆走风漏气的三轮车把三姐母子送到火车站。三姐就是这样，为了生计，连冬天里的月子都坐不下来，就到了塞北大同县。
三姐一家在大同县的日子是艰苦的。但是，他们俩硬是凭着自己为人的谦和和敬业精神，一步步改变着自己的境遇。从公社卫生院，到煤矿医务所，到县医院，到后来，三姐当上了县医院副院长，分管卫生和教育的副县长，雁北地区卫生局副局长。三哥的事业也热气腾腾。在这里，他们养育了两个孩子（女儿玲玲出生在大同县），从农村老家接孩子的爷爷奶奶及小妹妹一起生活，并为两位老人送终。但是，也是在这里，三姐患上了让她痛苦折磨30年的类风湿病。
三姐和三哥是80年代后期调回省城的。三姐到了省计划生育委员会科技处任副处长，调研员，三哥则到了太原市公安局河西公安分局。为了照顾三姐的身体，三哥婉拒好几次提拔的机会。他说，这是别无选择的，我不会因此而后悔。但是，他的本职工作还是非常敬业的。太原电视台在河西公安分局的推荐下，曾拍电视片，分三集播放。三姐凭了三哥无微不至的照顾，尽管类风湿病痛使得三姐周身的关节都已严重变形，甚至影响行走和自理，长期服用激素，内脏也逐渐受到损害。但是，她还是经常带着病痛下基层调查研究，解决计划生育工作中的科研技术问题，甚至出差省外，乃至出国考察。完满地坚持到60岁，正点退休。
二
三姐的儿子建功、女儿玲玲都非常优秀，建功从辽宁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中国银行，女儿玲玲从山西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建设银行。尽管俩人的工作为同龄人所羡慕，但是，兄妹俩还是先后离开太原市，先到深圳开拓，最后落脚于上海。女儿玲玲拿定主意，不管到哪里发展，必须将父母带到身边，母亲身体不好，孩儿尽孝至高无上。正巧，玲玲离开太原那年，父母双双退休。三姐家有句经典的总结：跟上父亲北上大同，跟上母亲回到太原，跟上建功南下深圳，跟上玲玲落脚上海。无论什么情况，全家人都要生活在一起。在深圳时，三哥每天用轮椅推上三姐到花园里赏花，感受南国的风光。常有人过来与他们打招呼，甚至向三哥致敬，向三姐伸出拇指。那时，油然于他们心中的，自然是相濡以沫带来的甜蜜。建功和玲玲到上海后，很快又打开了一片天地，分别买房购车，同时又在风景最优美的松江为父母购置了一套住房。于是，三姐就天天渴望能在松江与我们姐妹们敞开心扉地聊我们的以往和未来。他们先是住在闵行建功的家，后来为了接送玲玲的儿子上下学，又迁至宝山。生活条件是非常优越的，但是三姐的身体却一年不如一年，以致在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