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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你是认为她的男友抛弃了她，和另一个女人走了？”
“我不知道，我无法断言。”
“她男友是谁？”我问，“我们中的一个么”
“我认识，你也认识。”
“她没有找着她的男友对吗在昆明？”
“没有。”“她的男友躲着不见她。”
“你可以那么说。”乔乔看看我。“也可以说她男友不光是不想见她，谁都不想见。”
“她的男友真是个狠心人。”我笑，往喝空的橙汁纸杯里弹弹已经燃得垂下来的烟灰。“后来她找不着就不再找了？”
“我想她一直在找。”乔乔说，“她病了，她想知道那个男的不想再见她，但她仍想和他见一面。她一直在不停地给那个男的打电话，但那个男的已经把她忘了，不是不接电话就是拿起电话胡乱答应一通，让她一次又一次地等，可他一次也没来过。”“他们当年很好是吗？”
“用‘好’形容他们的关系不贴切，他们既缠绵又疯狂，当年看见他们的人无不感到惊心动魄。他们就象锈在一起的螺钉螺母互相咬着劲……”
“这一切是怎么结束的？我指使他们脱钩的第一道裂缝。”
“很家常，那里的又看上了另一个女的。你见过哪一个男的是知道餍足的？”“她得的是什么病？你说她得了病？”
“红斑狼疮——她一直在打电话，直到临终。”
十九
夜已经很深了，我独自沿着窄街和归处走去。我走过街口卖馅饼的小铺子，走过菜站、副食店、修车铺及一条条幽暗的胡同，总摆脱不掉被一双眼睛跟踪、窥视的感觉。我边走边回头看，街上柏油路面在路灯下泛着晕光泽，空空荡荡没有一个人一辆车。我无意识地抬了下头，想看一眼风清月朗的寒空，我看到了丁字路口大槐树光秃的枝桠上落满层层叠叠的乌鸦，那成人的视线就是从树上射下来的。我从大槐树底下走过，树上雅雀无声，我感到某种沉甸甸的分量。当我走出很远隐没在黑暗的胡同中时，我听到远远的树上传来一阵翅膀的扑腾声，大群乌鸦离枝像一股黑旋风盘卷而来，飞临我头顶缓缓与我同行，我在漆黑一片的胡同里行走，愈走愈接近矗立在夜色中的黑色楼房，一只鲜红蝴蝶在我眼前出现，忽忽悠悠地上下飞舞若隐若现。
我想那天里的确有人一直跟着我，后来发生的一连串事情明显带有人为的痕迹。在我走到楼前时，似乎有人在我前面上楼，我看着楼道的灯一层层亮了，面临当我走进楼道上楼时，又似乎有人跟着我上楼，每当我走一层下面一层的灯便灭了。我在顶层站了很久，但没有人露头也没有脚步声。我在顶层停留的时刻，灯一直亮着，直到我开门进了屋，那灯才倏地熄灭。这一切都象经过安排，但若由人来执行必须有超凡的敏捷。屋里的电路最初是完好的，灯可以打开，收音机可以拧响，水龙头有水，电话也可以打出去。我拿起话筒听了一下，里面有忙音。灯是最先熄灭的，接着一切都被切断了。我先是以为停电，但我走到窗前往外看，对面楼道的灯仍明，附近这个街区的其它建筑上也有灯火；后来我发现水龙头和电话都断了，我明白这一切都是针对我的。
我坐在屋里静静地等待，我认为这些将我隔绝起来的措施都是某种行动的前奏，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我所想到的仍是个人的安危。没有人上来，那天晚上在我清醒的时候始终没出现任何动静。后来我睡着了，半夜似乎来了电，满室通明，有人在说笑，电话铃一阵接一阵地响，水龙头哗哗流水，总而言之，很热闹。我弄不清是在做梦还是真有其事，也没多想，仍旧昏昏沉沉地睡。第二天早晨，我在刺眼的阳光中醒来，我感到睡得很不舒服，被子不知道滑落到哪儿去了，我伸手去拉，手摸到冰凉地面上蹭了一手灰。我睁开眼，发觉天花板很高，身下很硌。我猛地坐起，发现自己睡在地板上，室内空无一物，地面落着厚厚的灰尘，墙角挂着蜘蛛网。那些家具陈设都不见了，我的包扔在地上。我站起来急急走出去，各层都空荡荡的落满灰尘，马桶水池锈独斑斑，没有洁具没有电话没有我亲眼看见过的一应什物。百姗卧室的门依然紧关着，我推了推没推动然后用力踹了一脚，门后的一个沉重的物移位了，米开了一条缝。我又连踹几踹，一个物体轰然倒下发出巨大的声响，门大开了。门框上的尘土纷纷浇焉，一连串的蜘蛛网被扯破了。我进了屋，看见地上倒着一个高大的檀色书架，一个金鱼缸摔得粉碎，烟蒂散落一地。屋里摆着三张床，床单被褥封满灰尘已经看不出原来的颜色和图案。门后有个脸盆架，香皂已经石化，石必干瘪瘪地翘着边儿，桌上散放着一副扑克牌，纸面已经发黄，无论桌腿床腿都布满累累刀痕，那恨痕也已经很旧了，和其它地方的颜色浑然一体。我小心翼翼地走进房里，像走在雪地上在积满灰尘的地面留下一行清晰的脚印。我弯腰拾起桌下的一相薄，掸去上在的灰，一页页打开翻着；在其中的一页上我看到了一处空白，我把刘炎的照片拿出来，插在上在，画画完整了。那上面有我、高洋、许逊、汪若海、乔乔、夏红和冯小刚。冯小刚是个矮瘦孱弱的小个子，脸上浮着羞怯的微笑。我发现在一张狭长的合影上我们都穿着一个式样的条格衬衫，象是一支球队。我还发现这张合影上有百姗，她站在我身边，容光焕发地笑。刘炎站在排面的另一端，挨着冯小刚，强笑着对镜头像她那张单人照一样垂着眼皮儿。我发现这张合影上少了一个人。我翻阅着整相相薄，发现这个人只出现在我们的少年时代，成年后便不露面了，所有的人都以各种姿态出现过，唯独没有他。这个人就是高晋。我合上相簿出去，发觉无法将门重新关好，那书架必须从里面顶住，我只好门那样敞开着。
我的包被人动过，那只我一直塞在里面的灰色女用翱包被人抽走了，在装得满满的包里留下一个空档；我把相簿放在那个空档里，拉上拉链提起包开门走了。
我向楼下每一个遇到的老人、孩子、姑娘询问这楼上的住户情况，没有一个人认识百姗或者李江云的。一人住在对面楼上的老太太告诉我，这幢楼上原本就没有什么住户。这批楼房是同时盖好的，但这幢楼始终没有人来住，一直空在那里，对此附近住房紧张的居民曾有过一些议论，也曾找过房管所。据房管所的人讲，这幢楼已经分配了出去，至于这些人分了房子不来住那不关他们的事。
我去了房管所，查出那套房子是分给一个叫高洋的人。他们并不知道他不在那儿住，因为他每月总是按时交纳房租水电费，有时半年交一次，非常主动，从没等人上门催过。房管所的人还给我看了一些原始档案，上面有那个叫高洋的人办理住房手续时留下的一些笔迹。
二十
除夕之夜，城里大街小巷响着密集的鞭炮声，犹如爆发了政变正在进行激烈的巷战，半个城火光冲天。
我在全城寻找李江云，找遍了她去过或可能去过的地方，到处不见好的踪影；我询问了所有见过或可能见过她的人，所有人都对她一无所知。那天夜里的情况很混乱，像是一场大撤退。街上到处是纸屑余烬，偶尔驶过的汽车无不是高速。街上除了一群群小伙子不见妇孺，爆炸声不绝于耳；随着一声声钝响，时而有拖着火舌的物件嗖嗖横穿夜空，在街对面的民房或空地上爆炸。我要找的人都不知去向，房门紧锁，门前楼道一片狼藉。
我弯腰穿过硝烟弥漫的街道，身边不时响起爆炸声溅落一团团火球。我找到一个公用电话亭，躲进去关紧门打电话。这个位于街角电话亭立刻成了藏在暗处的一伙人的射击目标，密集的火力从四面八方射来，一道道曳光划过夜空织成一束束扇形的斑斓光芒；一星星五颜六色的光点自远而近笔直飞来撞在玻璃上迸裂燃起耀眼的火焰，化为姹紫嫣红水一般沿着光滑的玻璃流淌。我给所有人的住宅打去电话，铃声在全城各个昏暗的角落响起，我再次证实了那些住宅空无一人。早早上床睡觉了的刘会元，被接连不断的电话铃声弄的心烦意乱，赤腿下地拿起电话。他对我说，他也想不出这些人会去哪儿。据他所知，前些时候一直到昨天，有成千上万的人云集火车站，带着大量行李，急于离开此地，报载铁路当局还专门为此增开了几十对列车。
高晋饭店一个值班的小姐非常温文尔雅地告诉我，“高总”节前好几天就已经不上班了、休假去了。经过我再三询问，她查出高总经理曾在饭店订了一张去南方的火车票。“高总”平素出门都是乘飞机往来，这次订的却是张火车的软卧票。她们觉得很特别，所以印象很深。
“那趟车是今天晚上的。”小姐彬彬有礼地说，“我想此刻‘高总’正在去火车站的路上。”
一辆计程车停在车站大楼前的停车场上，后门打开，一个穿黑色西服的男人下来，手里拎着一只带着密码锁的硬壳公文箱。计程车开走了，他向灯火通明的车站大楼人走去。同城里喧嚣狂热的景况相比，车站大厅显得很平静很冷清，从下午起这儿已经是旅客寥寥了。此刻当晚的大多数列车楼的巨大电扶梯停止了运行，站内商店也不再营业，一些值勤的警察和车站服务员零零点点散布在空旷大厅的各个角落安详地或站或坐。我看着高晋沿着楼梯上了二楼，穿过边廊，没有进软席候车室，而是进了普通旅客候车室。他走得很沉稳，目不斜视。在大厅里如果他稍微侧一下头，可以发现我在他身后，而他没有。他在身体在中国人里算是高大的，在人群中尤其明显，他的头总是露在上面。他从小就是同辈人中的高个子，因而在发育过程中有些驼背，这使他在行走时有些上身前倾，看上去总像是很清楚前边等着他的是什么。
我到东站焦票处遍查挂在墙上的大幅木制列干时刻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