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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吗？一点不晚。对咱们老百姓是晚点，可人家是作家，半夜正是来劲的时候，你不能要求知识分子和咱们老百姓用一个生物钟。”我在书架上胡乱抽了本书《企业必须审时应变》塞给胖姑娘，大声说：“对不起对不起误了您大事。”同时小声把吴胖子的地址告诉她，让去吴胖子家。”就在这院里，拐个弯儿见垃圾站一直往下扎。”胖姑娘也认出了那几位是警察，没吭声抱着书掉头飞跑下楼。“她正在写一本改革的书，日夜兼程。”我对警察说，“您几位爱看，赶明儿我叫她送你们一本。”
“得啦，别胡拽了。我们不管你的闲事，你当我们是吃干饭的。”“女作家就没有胖的么？”我不服地说，“别太以貌取人。”
警察没搭理我，抽了几根烟，闲聊一会儿又继续讯问。他们问我和高洋分手后去了哪里？我说不久我就回了家，去“复转军人安置办公室”报了到，被分到一家挺有名的大药店卖药膏，那药店就在市公安局旁边的大街上，“没准你们还从我这里买过药呢。警察来买药我总是特客气。军警军警，当过兵的人看见警察总觉得象见着兄弟一样感到亲。当年我也差点当了警察，公安局招人的干部在‘安置办’拿着表格堵着我问：“‘干不干警察？干就填表。’我想我这人律已精神特差，没的给警察队伍抹黑，要不，咱们也就是同事了。”
警察们笑：“那找你就方便了。”
“你们是不是也当过兵？当过兵的人一眼就能得出来，举止总有点与众不同的派头，眉宇间透着那么一股英气。”
敢情警察也吃这一套，瞧他们笑的。
“我们一起员下来的朋友很多人都当了警察，市局、各分局全有。许逊，许逊是一个；还有魏人，魏人你进认识吧？也是市局的。”“我说，咱别老聊好不好？等正事办完了你要想聊咱们再聊聊到什么时候都可以。刚谈会儿就开聊，刚谈会儿就开聊——不好。”“好好，谈正经的，你们说你们说。”
“你说你一回来就上了班，到那个药店。你一直在那个药店上班吗？”警察往回翻着记录作问。
“是啊，除了休息日。后来，三年后我退职不干了。咱们当过兵的人，闯荡惯了，老闷在一个地方受不了，心老是野着静不下来。你们刚当兵回来是不是也特不习惯？老百姓的日子天天一样，原来挺着的也能给捂蔫了。噢，你们当警察一定能好点，挺惊险，天天血光刀影。”
据我们了解，你班后不到一个月的时候突然一个星期不知去向。噢，他刚才后面说的那些话不要记了，他说的那些与这件事无关的话都不用记。”为首的警察对那两个正在同时做着记录的警察说。“你去哪儿啦？”他问我。
“我去哪儿了？我哪也没去。我走过吗？”“你走过。你那个药店为此还给你延期个月转正的处分。”
“我想起来了。我那七天去广州了，向一个朋友借了笔钱去广州贩衣服了。这事高晋、许逊他们全知道。我带回来的一些衣服曾放在他们那儿卖，后来全让他们送‘罪名’了。这事我做的不对，贩衣服算犯法吧？
“这是第二年的事，第二年你又跑了七天，去贩衣服，赔了本。我问的是你参加工作第一年你跑了七天去哪儿了？”
“想不起来了。”我说，“实在想不起来了。我那会儿心情不好，怀才不遇，经常不欠上班，哪儿也不欠，满大街溜达，所谓踟躅街头。”“好好想想，这很重要。”警察站起来踱步，拿起我书桌上的大理石笔筒端详，又把目光落在积满烟蒂的大理石烟缸和旁边的两把大理石镇尺。
“我慢慢想可以吗？时间过去这么久，我又没干过惊天动地的事可以作为一个个里程碑。”
“你欠过云南吗？”警察问我。
“没有，可我一直特想欠，听说那儿的少数民族洗澡让人看，姑娘一辈子不找丈夫，淌可儿‘罪名’，不犯错误，比咱汉族居区洒多了……这些大理石玩艺儿是别人送的。”
“谁？谁送的？”“高洋。”警察的六只眼睛顿时象通了电的灯光一样亮了起来。
“哟哟哟，怎么啦？”“这些东西他什么时候送你的？是在那次吃饭前还是之后？”“肯定是前啦，那次饭后我再没见过他。送我东西的日子我记不清了。除了这些玩艺儿他还送我一把长刀，号称那鞘是包银的我美滋滋地跟人家四处乱吹，后来碰上一个首饰厂的告诉我那鞘上包的是白铁皮。什么云南姑娘大白天在河里洗澡，一双臭胶鞋换五缸子白糖都是高洋跟我说的。”
“那刀在哪儿？”“你们可不能没收，那不算凶器是工艺品。”
“我们不没收，就看看。”
“看看可以，说话算话。”
我去卧房床下拿出一把银色的长刀给警察们看。“这柄把的做工够细的吧。”我告诉他们鞘身上镶嵌的不是宝石而是彩色玻璃，“这是那些小返鱼目混珠的伎俩。我抽出长刀，刀身光泽黯淡，镂刻着花卉和浅槽，刀刃并不锋利。我舞将起来，作出种种劈刺的雄壮动作。警察们散开，喊“放下，快放下。”
我笑嘻嘻地说：“放心，我就是真杀你们也不会用这种刀，这种刀都是样子货，钢很次。”
“不是怕你杀我们，是怕你伤着自己。”警察小心地围扰过来，从我手里接过刀仔细端详。
“这些刀刃的缺口是怎么回事？”一个警察问。
“噢，那是我劈老百姓的甘蔗林锛的，知道了吧，这刀劈甘蔗都锛刀。”“甘蔗？哪儿的甘蔗？”警察们看着我，一脸狐疑的警觉。
“说着玩呢。”我说，“不是劈甘蔗就是劈树，手里拿把刀总想砍点什么。”“你瞧，这块乌黑印渍不是血？”一个警察小声地对另一个警察说。“鸡血。”我对警察说，“我用这把刀砍过老乡的鸡，象日本兵进村那样，特好玩。”
我伸手去拿刀，警察缩回手把刀入鞘交给另一个警察：“这刀我们要带走。”“说好光看看，怎么，说话不算话？以后我还信不信你们？”
“不是没收。”警察向我保证，“看完我们会还给你。”
“不够意思，太不够意思了。”
警察结束对我的盘问时，天已经拂晓，天边露出鱼肚白。我们都累坏了，抽了一屋子烟熏得大家都泪汪汪的象亲人相聚不忍分手。警察后来集中问我在那不知去向的七天里干了什么，我赌发誓说实在想不起来不是耍花枪。警察也灰了心，答应给我时间细想，过几天再来找我，让我把复员后到工作前这段时间都干了什么，见过什么人，去过哪里都写下来，到时候他们来取。我对他们说，这够写成一本长篇小说还有余，流水帐也得记三大本子。“你可别给我演义。”警察告诫我，“我们找你可不是寻开心培养文学新人，胡写只能是你自己倒霉。”后来我饿了，去厨房给自己下鸡蛋面条并问呵欠连天收拾东西的警察们要不要也“来上一碗”。警察们说啦，我们该走了。我说别烙气，反正你们回欠也是吃饭睡觉干不了别的，一夜都混过来了早睡晚睡也就那么回事了。”要是你们怕我下框或腐蚀你们那就算了。”“你要这么说那我们就只好吃了。”领头警察笑着说。“就是。”我说没听说过用鸡蛋面条当糖衣炮弹的。警察们重新坐下，我煮好面条格外给三位碗里多放了些香油。我们围坐一团踢里吐噜吃面条时气氛相当融洽。警察吃得唉声叹气——香的，吃罢还给我上了根烟。他们问我没工作钱从哪儿来？我说我也不知道，反正总能有钱。“可别干违法的事。”一个警察好心地规劝我，“不是正路来的钱你就吞下肚也早晚得吐出来。”我说我这辈子没干过违法的事，老实交待，树叶掉下怕砸头，只知一味行善，远近都知道我是有名的“方善人”。警察提起我贩衣服的事，大家都笑。我说那时年轻，“少不更事”，再说现今贩衣服也不犯法，“只要不贩人一切都是政策允许的。”警察说我胡说，我说您别跟我认真。警察又问我当年一伙人花天酒地的钱从哪儿来的，我们那点复员费“不够三天踢腾的。”我说当年我们大仿花的都是高洋的钱。”高洋家有在海外去世的孤老吗？”我说没有，他家祖祖辈辈是内地的放牛娃，到他爸那辈实在活不下欠，卖了壮丁，先当国军又当伪军最后当了八路军；倒是有个叔叔被日本人抓过劳工，在北海道下了二年煤窑，别的，连“猪仔”也没福当过。“那他哪来的钱？”“管他。”我笑着说，“偷来的抢来的骗来的爱怎么来的怎么来的，我们只管花。警察们走时天已经亮了，院里有些早起的老头在跑步打极拳围着树转原地摇头摆尾瞎抖落，我把警察们送到吉普车旁亲亲热热地和他们握手特别。他们仁都把姓告诉了我，一个姓赵一个姓钱一个姓孙。
“下回公安局有事我可找你们。”
“瞧，一碗面条吃出毛病来了吧。”
“吓的，跟你们说着玩呢，咱公安局有哥们儿。”
二
吴胖子刚起床，穿着大裤衩露着一膀子肥肉叨着咽趿拉着鞋来给我开门。“哟，你还活着，我还以为警察已经为民除害。”
“昨晚给你的快件收到了？咱哥们儿好事净想着你吧？”
“蛋，你也不先打个电话问问我媳妇在不在家就直接把人悠过来了。万一我媳妇突然回来撞上，你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