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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善意的中立，联合美国以对付苏联，以军事观点说，美国必须调动大量的海陆空军横渡大西洋来协助中国，中国便成为美国一大负担；如果中国联合苏联来对美作战，苏联也必须从遥远的西伯利亚出动大量陆空军来协助中国，而且形成两面作战，在战略上说，是顶不合宜的事。所以我说，中国如能保持善意的中立，对美有利，对苏也有利。还不止此，中国善意中立之后，如政治上运用得宜，还可以通过国共合作以促进美苏协调，通过美苏协调以加深国共合作。这一长远的战略政略如运用成功，还可以保证远东的和平，进而有利于世界的和平的。”张具体地、详细地阐述自己的观点。
“必须从根本上看到，两大集团的冲突，是根本的冲突，两大集团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一边是社会主义，另一边是帝国主义，当今之世，非扬即墨，不是倒向苏联一边，便是倒向美国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国民党反动派，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我准备写一篇专文，与你以及和你具有类似观点的人进行辩论，我们准备为此辩论一百年！”毛最后幽默地说。
“如您刚才所说，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之后，就要开始生产建设的伟大工作，使国家和人民稳步地进入富强康乐之境，就是说要进行全国性的建设，以中国之大，人口之众，建设不可能只靠自己，还得向外寻求援助。我认为，光靠苏联援助不够，还得向英美等国去争取援助才行，光靠任何一国都是不行的！”张换一个题目继续发表意见。
“在目前，这是一种幼稚的想法，英美统治者现在还是帝国主义，他们会给我们以援助吗？从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多年的历史告诉我们，帝国主义只会侵略、压迫、剥削我们中国，谁曾见过哪个帝国主义者援助过我们？孙中山先生一生中向资本主义国家吁请过多次援助，结果落空，反而遭受打击；所以他临终总结经验，谆谆嘱咐大家要把目光转向‘以平等待我之民族’，而不要再上帝国主义者的当。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一边的，真正的援助只能向苏联一边去争取，而绝不能把目光投向帝国主义的一边。”毛温和而坚决地向张解释。
“但是，我们还是要做生意。现在世界交通日益发达，各国人民贸易往来，有无相向，是正常的事，我们要和所有的国家做生意，尤其和发达的苏、美、英等国做生意，而不能像清朝时代那样闭关自守，一律排斥外来的东西。”张从问题的另一角度提意见。
“是的，我们要做生意，完全正确，生意总是要做的。大家须知，妨碍我们和外国做生意以至建立邦交的，不是别人，正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洋行买办等人。我们要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击破国内外的一切反动派，我们就有生意可做了。”毛进一步说。
“我们既然主张和平，既然要和各国建立邦交和做生意，那么我们就得注意态度，不一定对别人采取敌对或刺激的做法，例如我们最近对沈阳和上海的美国领事的态度，是不是会引起刺激？”张具体地提出问题。
“首先，我们要区分反动派与革命派的界限，对于国内外反动派不发生刺激与否的问题，你刺激它是这样，不刺激它也是这样。在武松看来，景阳冈上的老虎，刺激它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反正它要吃人。我们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毛没想到张治中对敌友界限一时还不易区分清楚，所以严正地说明。
谈话至此，张治中告辞，毛泽东握手道别。
以后不久，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论人民民主专政》等文章，对“一边倒”、“要做生意”、“要国际援助”等问题，作了深刻的、系统的阐述，进一步回答了以张治中为代表的一部分人的疑问和主张。
当国民党反动派顽固拒绝中共提出的条件，使北平和谈彻底破裂后，张治中接受毛泽东、周恩来的劝告，留居北平。不久，毛对张说：“我们将举行新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并成立中央人民政府，请你参加。”张说：“过去一个阶段的政权是我们负责的，今已失败成为过去了，我这个人也应成为过去了。”毛笑笑对张说：“过去的阶段等于过了年三十，今后还应从大年初一做起！”
重新做起，在毛泽东的关心帮助下，张治中在新中国担负了许多重要职务，为人民做了不少好事。
这次重要谈话距今已五十五年了，抚今追昔，颇多感慨！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一边倒向社会主义是正确的。社会主义是人类崇高的理想与制度，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但一面倒向社会主义，并不等于一面倒向苏联。苏联和中国具有明显不同的国情，采取不同的革命方式方法；在建设上，也和我们具有不同的特点、途径和模式，我们绝不能因为崇拜“老大哥”而亦步亦趋。过去曾长期一面倒向苏联，后果如何，有目共睹。
在思想体系上一面倒向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正确的，但经济上呢？科技上呢？当时苏联的经济、科技，尤其是科技水平，除了个别方面外，一般都比先进国家落后十多年，甚至更多，我们也是不能完全学他的。
第五部分九、张治中与毛泽东：在谈判中相识
我亲历的三次国共和谈，都是跟随张治中将军进行的。张治中是国共关系中的一位重要人物，他与毛泽东的交往，对国共和谈具有相当的影响，对建国后张治中的工作也有相当的影响。因此，剖析两人的交往史十分重要。
毛泽东与张治中在大革命时期同在广州，可惜无缘交往。他们相互理解，是从重庆谈判开始的。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政治局面到了一个转折点，蒋介石采纳张治中和吴鼎昌的建议，接连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谈判，毛泽东经过郑重考虑，欣然同意，张治中遂作为蒋介石的代表偕同美国赫尔利于同年8月27日坐专机由重庆飞赴延安迎接，张治中对国共和谈的热情，给毛泽东以良好的印象。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对张治中的热情接待，积极合作，又有了进一步的好感。重庆谈判历时四十三天，风波迭起，险象环生，舌剑唇枪，针锋相对，多次濒于破裂。国民党四代表（张群、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中，最活跃、最积极的是张治中，每到关键时刻，他最卖力。我眼看他在整个谈判中，时而绕室彷徨，时而沉思兴叹，显得饮食无心，坐立不安。他这种真诚谋国、公而忘身的精神是毛泽东所目睹心印的。
国共谈判基本达成协议时，外间谣言纷传，说军统特务将有不利于毛泽东的行动，热心的民主人士以“重庆气候欠佳，不如早返延安”、“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等相劝，周恩来心焦如焚，就商于张治中，请提前签署协定，并暗示如让毛泽东一人独返，放心不下。张治中慨然答允亲送毛泽东返延，保证毛泽东往返安全，周始感如释重负。
同年10月10日在桂园签署《双十协定》，10月11日晨，张治中代表蒋介石亲送毛泽东返延安。四十三天的共处，毛、张彼此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毛在去机场的路上笑着对张说：“我在重庆，知道你是真正希望和平的人。”张问：“怎见得？”毛说：“有事实为证，第一，你把《扫荡报》改名《和平日报》。《扫荡报》是在江西围剿我们时办的，你要改名，一定有些人很不赞成的。第二，你把康泽办的一个集中营撤销了，是做了一件好事。”
至于张治中对毛泽东的态度，如同他在建国后所写的回忆录中说的：
“1945年以前，我对毛主席没有什么印象。相反的，由于国民党的欺骗宣传，使我对他有过怀疑，怀疑他究竟具备了什么条件能够做共产党的领袖。但是从1945年8月我第一次到延安与他会面之后，他给了我深刻的印象，以后多接触一次，印象就更加深一层。”
“1945年10月11日，我坐专机送毛主席回延安。下飞机时，飞机场上黑压压地站满了人。干部、群众、学生，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在他们的表情里，充分流露出对领袖的最大欢悦与关切。那种情形，真叫人看了感动！其后，我还常常和朋友们说起，认为这是解放区一种新兴的气象。”
第五部分九、张治中与毛泽东：“从大年初一做起”
1949年北平和谈时，张治中由南京飞到北平，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设宴接待。毛一见面就爽朗地说：“1945年到重庆时，承你热情接待，感激得很呢。”“你在重庆时用上好的酒席招待我，可是你到延安时，我只能以小米招待你，抱歉得很呢！”毛的话，热情而自然、亲切，是对待老朋友的态度。
1949年和谈破裂时，张治中发表《对时局声明》，留居北平。毛每次为张介绍给初会的朋友时总爱说：“他是三到延安的好朋友！”使张内心感到暖烘烘的。是好朋友，不是一般的朋友。这话既是高度的评价，又表露了无限的深情。
是年6月，全国政协酝酿筹备，中央人民政府准备成立。有一天，毛泽东当着朱老总和好些中共领导人面前，提出请张治中参加人民政府并担任职务。张说：“过去的阶段，我是负责人之一，这一阶段已经过去了，我这个人当然也就成为过去了。”毛恳切地说：“过去的阶段等于过了年三十，今后还应从大年初一做起！”这话多么诚挚亲切，含义又多么深刻！对张来说，既是热情的期待，又是严格的要求，他的后半生是牢牢记住这话作为鞭策自己的座右铭的。
新疆和平解放后，军政事务百端待理，至为复杂重要。张治中写成数千字的书面意见给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