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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合肥时，张治中和曾希圣、罗瑞卿在毛泽东处聊天，毛向张介绍看《楚辞》，因而由《楚辞》谈到《论语》，谈到《论语》的朱注，谈到朱熹。由朱熹谈到程颢、程颐，谈到周敦颐，谈到宋、明理学的四个学派，谈到客观唯心主义，谈到中国古代具有朴素、原始的唯物主义思想的人物。谈到朱熹时，毛主席对张治中说：“朱夫子是你们安徽人。”张说：“朱夫子被江西抢去了，婺源县现在划归江西。”毛说：“婺源虽然划归江西，但不能因此改变朱夫子的籍贯，七八百年来他一向被认为是安徽人嘛。”
杭州是此行观察的终点站，专列火车未到站前，毛泽东对张治中说：“杭州是大家多次到过的，你的观感如何？”张说：“建国后经过整顿当然不同。”毛说：“有两大缺点：一是湖水太浅，水草太多；二是坟墓太多，与鬼为邻。不过，我虽然批评它，还是喜欢它。”
1958年5月22日，毛泽东给张治中的信曾说：“我的高兴不是在你的世界观方面，在这方面我们是有距离的，觅暇当约大驾一谈。”同年9月19日在离合肥去马鞍山的列车上，同座有罗瑞卿、曾希圣等，他们谈起这件事。
“您说在世界观方面我们有距离，指的是哪些地方？”张治中问毛泽东。
“你在《六十岁总结》曾说，对阶级斗争的观念是模糊的，而在今年写的《自我检查书》上怎么没有提到？你对阶级斗争没搞清楚吧？”毛泽东说。
“《六十岁总结》上所说的是1924—1948年时期，我当时虽然主张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但对阶级斗争的观念是模糊的。不过从1949年我在北京住了九个月，报上看到的，报告会上听到的，又读了《干部必读》一些书和您的好些著述，我已初步地认识到阶级斗争的必要性，所以才能把过去的错误、缺点检查出来；如果对阶级斗争的必要性毫无认识，我就检查不出来了。”张治中解释说。
“噢，”毛泽东露出微笑，但又跟着说：“你在《六十岁总结》上说：你‘从1949年起就已经感到高兴了’，我不相信。”
“可能是彼此处境不同，感觉上就会有差别吧。”张治中答。
“我就没有感到高兴过，舒服过。我1955年走了几个省份，看到农业合作化已经超过半数户口了，我才有点高兴；可是1956年刮起一阵歪风，说是冒进了，赶快后退，我又不高兴了。到今年，看到工农业发展的情况，我才真正感到高兴。”毛泽东说。
“我不能完全同意您的意见，这是您我所处地位不同之故。您说在1955年之前并不感到高兴和舒服，这是因为共产党建立了政权，您就要考虑怎样把国家搞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千斤重担落在您的肩上，您自然不容易感到高兴而舒服了。而我，是从旧社会来的，在反动统治下，勾心斗角，尔虞我诈，贪污腐化，昏庸无能，眼看国家这样败坏下去，怎么得了！所以一直在苦闷中生活，感到无能为力。但是到了1949年，眼看在共产党和您的英明领导下，一切都有了办法，我就如同黑暗中看到光明，在精神上得到解放，心情自然高兴而舒服了。”张治中作了详细的解释。
谈话中，两人各抒己见，各谈感受，体现出他们关系上的坦率、真诚而亲切。
毛、张推诚相交、无话不谈，但也不是没有争论的时候。在二十天的视察途中，张治中把每天所见所闻，特别是毛泽东的言论行动都写成日记，到杭州后整理成册，约四万余字，题名《真挚、亲切、爽快、率直、英明、伟大的人民领袖》，送请毛泽东审阅，要求发表。
“你的日记我是不看的，净在吹我。”毛泽东说。
“我的日记还是想请您看看，我想发表。”张治中说。
“我不看你就不能发表。”毛笑着说。
“我有言论自由权。”张振振有词说。
“你写的是我的事情，我不答应，当然不能发表。”毛稍停又说：“萧三也写过一篇东西，我也曾不让他发表。”
“我写的都是亲身的见闻，是实事求是的，有一句说一句，没有一点夸大。您看了之后能不能发表再说，如果既不看又不让发表，那我不服。”张力图转圜地说。
“好，我再考虑考虑，但是你只能说服，不能压服！”毛泽东最后说。
张治中曾对毛泽东夸耀黄山风景之美，说“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动员毛到安徽去游黄山。毛问：“上山有路吗？汽车能上去吗？”张答：“当然有路，汽车到不了的地方可以坐滑竿。”毛说：“我不能坐滑竿。”张不理解毛为什么不能坐滑竿。1958年视察安徽时，张又向毛重申前请。毛笑着说：“你们那个偏僻的地方，谁去？”张仍不懂。后来到了杭州，毛向张叙述过去如何游北高峰、南高峰，风景如何美好。张为之动容，但毫不经意地问：“有滑竿上山吗？”毛微微一笑指着自己的双腿说：“我有这一副滑竿！”——这是毛对张的委婉批评。从张看来，坐汽车、骑马与坐滑竿都是代步，共产党人为什么能坐汽车、能骑马，就不能坐滑竿？他没意识到坐滑竿是骑在人民头上；人家汗流浃背，你却安静悠闲地欣赏风景，这是不人道的，良心上是说不过去的。从形式上说，坐滑竿与坐汽车、骑马都是代步，但从本质上说，其中是有差别的。重形式而忽略内容，看现象而不看本质，正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具体表现。
批评提意见是相互的，来而无往非礼也。张治中有时也给毛泽东提些批评和意见。
1949年全国政协召开前，曾酝酿和讨论国家名号问题。毛在中南海邀集一些党外人士包括张治中等座谈，听取大家意见。最后毛提出，中央意见拟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大家有同意的，也有不同意的。张治中说：“‘共和’这个词的本身本来就包含了‘民主’的意思，何必重复？不如就干脆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毛觉得此话有理，建议大家采纳。
同时还酝酿国旗图案。全国征集图案两千多幅，审阅小组通过党中央提出了三幅。讨论时，毛泽东手持两幅：一幅是红底，左上方一颗大五角星，中间三横杠。说明是：红底象征革命，五角星代表共产党的领导，三横杠代表长江、黄河、珠江。手中的另一幅是现在的五星红旗。征询大家意见，多数人倾向三横杠的一幅。张治中表示不同意见：“（1）杠子向来不能代表河流，中间三横杠容易被认为分裂国家，分裂革命；（2）杠子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是金箍棒，国旗当中摆上三根金箍棒干吗？因此不如用这一幅五星红旗。”毛泽东觉得张治中所言有理，建议大家一致同意采用五星红旗。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成立并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后，要发表公告。中央拿出来的稿子只列举主席、副主席姓名，五十六位委员就未列姓名。张治中站起来说：“这是正式公告，关系国内外观感，应该把五十六位委员的姓名也列上。”毛泽东说：“这意见很好，这样可以表现我们中央人民政府的强大阵容。”
1954年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开幕前，张治中探知毛泽东不准备讲话，就想通过周恩来、彭真建议毛讲话。后来周、彭告诉张，毛仍不愿讲话。于是张给毛直接去信，中有：“这次人大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人民大会，您是国家主席，开幕式的主持人，怎能不讲话？”毛对张说：“就是你一个人希望我讲话。”张说：“不，不是我一个人，是全体代表，全国人民都希望听到您的讲话。”毛还是不同意。但是到大会开幕时，毛讲话了，而且很全面、扼要，有力量。讲话中有“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两句尤为重要，受到全党全国的欢迎，使大家受到极大鼓舞。会议休息时，毛幽默地对张说：“你胜利了。本来不准备讲话，只因开幕式我是主持人，不能不说几句话，谁知一拿起笔来越写越多，就成了一篇讲话了。”
1957年整风反右刚开始时，张治中当众坦然说：“现在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威信这样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就又那样巨大，谁还敢出来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呢？”整风反右是毛泽东发起和领导的，张的话当然具有针对性，包含了批评和不同意见。但在整风反右运动中，张治中仍然敢于直言。他在全国政协的发言《更加密切共产党与党外人士的关系》中，指出党与非党关系存在三个问题：有职有权有责问题；关于对统战政策的认识与执行方法问题；关于党与非党的友好合作问题。然后提出四项建议：第一，要从思想认识上解决问题；第二，要从制度上求得保证；第三，要从生活和交往上培养感情；第四，要从加强学习和宣传教育，加强检查工作上贯彻政策。
第五部分九、张治中与毛泽东：在“文革”中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张治中正在北戴河疗养，听说红卫兵在北京大搞打砸抢，心中惊疑不定。后来，中央统战部派人到北戴河邀集一批民主人士，传达中央文件，特别强调，“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起和领导的，红卫兵是毛主席派来的，要正确对待。张才放心回京，谁知回家才两小时，红卫兵就找上门来了，楼上楼下，翻箱倒箧，气势汹汹，咄咄逼人，名为破四旧，实则打砸抢。红卫兵走后，张对我及其家属说：“若干年之后，这将是一个大笑话！”这是一次非常严厉的批评，运动是毛泽东发起和领导的，这个批评当然有针对性。
“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形而上学猖獗，非马列的东西泛滥，激起了张治中极度的愤懑。红卫兵要求室内张挂毛泽东语录，我无意中在张的坐椅对面墙上悬贴了一幅：“革命不是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