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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难和亦不易”的胡适之流。第三种是主和派，人数不算多，属于国民党左派、社会有识之士、知识分子和华侨等。他们坚决主和，主张维护三大政策，如张治中、邵力子等。他们对和平存在强烈的愿望，以致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毛泽东到重庆是轰动国内外的大事，蒋介石的内心打算是另一回事，但他对此却是十分重视的。毛刚到重庆的第一天，就在当晚八时半由张治中邀请毛主席和代表团到蒋的官邸山洞林园，盛宴欢迎。第二天下午和毛泽东作第一次直接交谈。9月2日，又再次邀请毛和代表团到官邸赴宴，会后，蒋、毛两人又作了第二次交谈。从8月29日至9月3日，以周恩来、王若飞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同以张群、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为首的国民党代表团，不断交换意见，各项问题都接触到了，并由张治中和周恩来直接商量，初步确定了商谈的议程。
在这里要着重说明一点，就是当时外间传说，蒋介石对谈判毫无准备，一切方案均由中共提出，蒋只好消极对付，派人敷衍等语。据我所知内幕，这不符合事实，也小看了蒋介石。蒋对中共和这次谈判是胸有成竹，也是胸有成见的。蒋是个阴谋家，有他的一套。他当时的设想是：先由双方交换意见，摸中共的底，自己先不说话，然后提出要点逐一进行谈判。不过中共方面确实掌握主动，先声夺人。在8月25日就发表了《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提出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原则和前提。重庆谈判开始，中共始终坚持这一原则，国民党对此义正辞严的原则无法阻拦，终于不得不同意写入协议之中。但是蒋介石是另有打算的，就是准备抽象地赞成，具体地抽调。他的具体做法是提出“政令统一、军令统一”，而且“先军队国家化、后政治民主化”，首先把中共的军队化掉，其余的再说。
第一部分一、重庆谈判：谈判桌上的斗争
谈判是异常艰巨的，一开始就出现了针锋相对、各不相让的对抗态势。9月3日，中共代表提出《谈话要点》并交给张治中等。内容共十一项：以和平、民主、团结为统一的基础，实行三民主义；拥护蒋介石的领导；各党派平等长期合作；承认解放区政权及抗日军队；严惩汉奸，解散伪军；中共参加受降；双方军队停止冲突，原地待命；结束党治，实行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作；政治民主化方面应包括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实行普选，调整行政区域及人事；军队国家化方面应包括整编全国军队，中共应有十六个军四十八个师，中共军队后勤由国家补给，集中于淮海流域及陇海以北地区，中共参加军委及其各部工作，设置北平行营及政治委员会，中共参加领导；党派平等合作方面应包括释放政治犯，取消特务机关，保障人民自由等。
蒋介石于同月4日，根据他和毛泽东的谈话以及王世杰提供的《今日交谈之结果》，亲拟了一份《对中共谈判要点》，交给张治中等。蒋一开口就以极端傲慢的态度指出：“中共代表所提之方案，实无一驳之价值，既然同意实行三民主义及拥护我的领导，其余各条就互相矛盾，不该提出。”然后更具体规定：“中共军队整编数字，应根据张治中、王世杰去年与林伯渠商定八至十个师，最高不得超过十二个师之数；解放区于抗战胜利后根本不应存在，如中共真能做到政令军令的统一，则从中央至地方各级政府中共优秀人士均可参加；国民大会即将召开，原选代表均有效，如中共愿参加会议，代表可增选。”
从蒋介石亲拟的这个《谈判要点》看，是确实毫无诚意的。不过张治中等仍不得不据此和中共代表商谈。蒋、毛面谈和双方代表初步交谈是在山洞林园，不设记录，以后双方指定代表的商谈，均改在城内的“桂园”和“尧庐”（蒋的官邸），双方都派了人担任记录，谈了十多次，合计在林园、桂园、尧庐三地先后商谈二十三次。
整个谈判尖锐、紧张、曲折、复杂，多次濒于破裂。在国民党四位代表中，最积极、最活跃的是张治中。每到紧急关头，他都挺身而出，力图转圜。我眼看他活动频繁，劳心敝体，在室中时而冥思苦索，时而摇头叹息，或则绕室彷徨，或则喃喃自语，显得饮食无心，坐卧不安。
经双方多次商谈之后，9月8日国民党代表对中共3日所提《谈话要点》作出了书面答复，除了强调统一为民主的基础，暗示政令与军令的统一是不能退让的这一阴谋外，并具体答复：“党派在法律之前平等，但平等并非均等；解放区须撤销，人员可酌用；惩治汉奸、解散伪军可同意，但须依法慎重进行；参加受降须在接受军令政令统一之后；冲突可停止，但中共不得阻挠政府之接收工作；政治会议亦可不常设，仅由蒋主席召集国民党和各党派代表商讨决定有关事项，内容不预定；各省市的领导须依法任用，如指令某省市主席、副主席必由中共推荐始得任用，即非真正接受政令军令的统一；中共整编军队数字最高额为十二个师，不可变；北平政治委员会无设置必要，北平行营人选不能由中共推荐；释放政治犯，中共可提出名单由政府主动办理；中统、军统只办情报，严禁拘禁、逮捕行为。”
从双方所提条件看，距离甚远，似乎达成协议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如从事武力解决，不但为国内外形势所不许可，而且条件也不具备，只能力求妥协。问题的核心是军队的数字和解放区问题，如能暂时排除或减轻，则问题仍有解决的可能。所以经过差不多四十三天的拉锯战，日谈、夜谈、集合谈、个别谈，终于获得暂时的协议。
第一部分一、重庆谈判：主席在重庆的日子
毛泽东到重庆后，除了参加谈判外，还做了大量的统战工作，会见了左、中、右的各方面人士，连最反共的顽固分子，如陈立夫、戴季陶，他都去看望。戴后来还托张治中代为邀请毛泽东和代表团人员到家里吃饭。他在给张治中的信中说：“前日毛先生惠访，未得畅聆教言，深以为歉……一别二十年，此二十年一切国民所感受之苦难解决，均系于毛先生此次欣然惠临重庆，不可不一叙也……”可见戴季陶还是意识到毛泽东到重庆的重要性。毛泽东虽然活动安排极其紧张，还是应邀前往。
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插曲。毛泽东的安全是许多人担心的事。他在桂园所会见的爱国民主人士中，有人谈话时暗示说：“重庆气候不好，易犯感冒，您还是早点回延安吧！”另一位写了一张字条，上书“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这些话不是毫无根据的，过去杨杏佛、刘湛恩的被刺在前，闻一多、李公朴的惨死在后，前车之覆，不可不鉴。同时和谈期间，国共两党的摩擦仍然不断发生，上党战役蒋介石的部队吃了败仗，外间有暗传流言，说国民党特务将有不利于毛泽东的行动。
以毛主席的安全为己任的周恩来为此焦灼不安。同时，谈判已到末期，协定的主要条款除军队数字和解放区问题外，已基本达成协议。周恩来于9月底往访张治中说：“毛主席想早点回去，早点签订协议好不好？”张问：“预定哪一天走？”周答：“预定10月1日。”稍停又说：“让毛主席一个人回去，我们可不放心呀！”张慨然说：“我既然接毛先生来，当然要负责送他回去，但10月1日不行，我的活动很紧张，都安排了日程，要在10月10日后才行。”周说：“好，我回去商量看。”（解放后，周和张谈起往事说：“你那次答应护送毛主席回延安，我才放下心来，不然，真吃不下，睡不着！”）
在重庆谈判的四十三天中，毛主席活动频繁，席不暇暖，走遍整个山城。刀枪如林的反动巢穴，人流如鲫的闹市，偏僻少人的山沟，乃至郊区的大学，都到过了。接触极其广泛，包括极端反共的上层头目，左中右的社会人士，妇青工商各界代表、外国使节、记者、军人。实在说，随时随地都存在着危险的因素。当时有两件事，至今记忆犹新：
9月1日，中苏文化协会为了庆祝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举行鸡尾酒会，同时还举办了苏联建设和抗击德寇的图片展览，邀请毛主席参加。
中苏文化协会是我常去的地方。地处闹市，建筑并不好，也不很宽敞。那天下午，在张治中未到之前，我早就去等着了。没多久，小轿车鱼贯而来，孙科是会长，先到。以后陆续来的有国民党上层人物，如陈诚、陈立夫、朱家骅、吴铁诚、覃振、贺耀祖、王世杰、梁寒操、鹿钟麟、翁文灏等。最值得注意的是宋庆龄、冯玉祥和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夫妇、罗申武官。此外还有许多知名人士，如郭沫若、李德全、王昆仑、许宝驹、傅斯年、王芸生、刘清杨、张申府、沈钧儒、马寅初、左舜生、高崇民、史良、茅盾、侯外庐、张西曼、阳翰笙、曹孟君、倪斐君等，实在是盛况空前。
毛主席要来参加，群众事前并不知道，但一下车进去就被群众发现了。毛主席到重庆的消息，如同一阵春风吹遍山城，人人都以一见为幸，如今被发现了，一传十，十传百，可不得了！不仅路的两旁站满了人，挤进会场的也很多，把门的工作人员来不及看请柬，事实上也拦阻不了。毛泽东、周恩来由张治中、邵力子、冯玉祥陪同进去，逐一介绍来宾，互相握手问候。好些大革命时代的熟人，几十年阔别了，更是热情握手，殷勤问候，有的感动得泪满双颊，说不出话来。千百双眼睛注视着毛主席，千百双热情的手伸向毛主席。
人越来越多，实在拥挤得厉害，会上致词的，讲演的，匆匆忙忙，我连内容都没听清楚。张治中看到人流如此拥挤，有些着急了，劝毛主席早点离开。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