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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门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加强对干部的考核和监察。
1963年11月，国民党召开“九大”
蒋介石在会上指出，‘当总登记以后．大家亦皆能遵守誓约，根据党的领导来活动，这在各级组织，特别是民意代表中间，有显著的绩效。”
蒋介石还讲道：“目前小组会议。据报半数由假记录所取代，小组一部分几乎名存实亡。大批农工党员因为不会托人签名，不会制造记录，而被开除了党籍党员规避小组义务，视小组活动为儿戏，小组长竟有连任到23次之久者。”
上两段话，充分表明“总登记”及其后国民党所采取的一些措施，主要是使CC派就范。即所谓：“特别是民意代表中间，有显著的绩效。”
此后，CC派在“立法院”内的势力基本解体，梁肃戎。吴延环等虽仍被人称为CC派，但其实应该说是CC派解体过程中产生的“开明派”；而且他们既然签署了“实践规约”，等于已向中央屈服。
随着岁月的推移，这批人的“反对派”角色日益淡化，有时在“立法院”内，反对“行政院长”，搞搞‘叫、骂大帮忙”，有时在党内为“民主自由”呼号几声，如此而已。
但在“监察院”内，CC派仍有一定能量。这是因为国民党“宪法”规定，只要有一名“监委”提议，9名以上“监委”审察及决定，便可提出对“中央”及地方公务人员的弹刻案。
因此，CC派“监委”的人数虽少，但还可以呼风唤雨。
在1960年底至1961年初，CC派的曹德宣等5名“监委”对雷震进行复查，使国民党中央颇为不快。
因此，这次复查虽然查出大量问题，但最后结论都仍维持原判的“确定性”与“既判力”。
从主观上讲，这是CC派不愿与“中央”过分对立；从客观上讲，它也不具备否定原判的实力。
此后，在蒋介石一连串的指责恐吓下，CC派的“监委”心惊胆战，实施总登记时，他们全部参加。
“监察院”内的国民党党团，也加强了对本党籍“监委”的控制与监督。
1965年3月26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下令开除“监察委员”曹德宣党籍。理由是他在《自由晚报》上撰文，有鼓吹“两个中国”的倾向，有“违基本国策迎合分歧分子”。这是对“监察院”内CC“开明派”的当头一棒。
10月，“监察院”副院长改选问题提人日程，国民党中央提出张维翰为候选人，而CC派的于镇洲却公然抗拒党令，出头竞选。
10月16日，举行第一轮投票，张维翰以一票之差落选，而于镇洲也未得到法定多数的赞成票。
蒋介石闻讯大怒，原投于镇洲的票的党内“监委”必须改选张维翰，否则一律开除出党。
10月29日，举行第二轮投票，张维翰终于在“党鞭”的挥舞声中当选。
11月17日，国民党中央开除于镇洲党籍。
次年2月，又开除了帮于镇洲竞选的CC派“监委”曹启文党籍。
这些充分显示了蒋介石对整顿党籍、压制CC派确实下了决心。
1966年8月，于镇洲等发起反击，在20天之内，相继弹劾“财政部长”陈庆瑜、“经济部长”李国鼎、“台湾银行”董事长陈急修和总经理毛松年，造成全岛的巨大影响。
国民党中央召开紧急会议，连压带哄，阻止了“监委”们对另外三位政策性贷款案的追究。
9月，台湾警方破获一起大量盗窃黄金案。
顺藤摸瓜，又发现在降低黄金进口税率的问题上，有若干“中央民意代表”总受不法海商的贿赂而滥用职权，其中“监察委员”于镇洲、孙玉琳、郝遇林等涉嫌。
9月底，于镇洲等人被逮捕，次年判刑。
1968年1月，这些人因服刑被取销“中央民意代表”资格。
于镇洲、孙玉琳等“监察委员”被判刑，虽然有卷人“黄金案”的原因，但也可视为台湾当局对“不听招呼”的“中央民意代表”开始大动干戈了。
此案以后，“监察院”年度纠弹数目直线下跌，所纠弹官职级也明显降低，派系之间的分争也随之淡化。
至此，CC系的势力完全土崩瓦解了。
第十八章 异国的田园生活
1．养鸡新泽西，悠然读《易经》
美国新泽西州的湖林镇，一个美丽的地方。
这里群山环绕，原野开阔，环境幽静，风景宜人。
1950年8月4日，陈立夫离台后，飞到了这个美丽的小镇。
不久，陈立夫在离镇不远的地方买了一块地皮，定居下来。
随后，在这块地皮上出现了一个小型农场。
湖林镇人每天早晨可见一老翁，‘驾着一辆破旧的老式汽车，悠然自得地穿来往去，从早到晚，都不得闲暇。
又过了不多日子，在镇中的街道旁，出现了一个卖鸡蛋的老农，地道的中山装打扮，却说一口溜利的英语，对顾客热情而不多言，谦恭而不拘谨，诚实而又大方，很快，这个卖鸡蛋的老头，引起了湖林镇人的注意和兴趣。
但是谁会知道，这位老农，竟是当年国民党的要人，CC派的领袖陈立夫？
一般而言，长期从事政治的人，现在一下子静下来从事实业，心理上一时会感到难以承受。昔日的高高在上，发号施令，今日的平民百姓，自食其力，其落差之大，实在难以适应。
刚到美国，陈立夫还是“人在美国，心在台湾”，时刻想着暂取守势，待情况有所好转，再返回台湾政界。
但是从台湾传来的消息却跟他想的相悖。
蒋介石指定的“中央改造委员会”正式掌管“中央党部”的大权，国民党的改造运动正大张旗鼓地进行，陈立夫逍遥政坛之后，蒋经国的三青团和军方领导人陈诚两次“组阁”，奠定了强大的政治基础。CC派残余力量在失去二陈的不利形势下，节节败退，无力回天，逐渐分化瓦解。
看来，台湾是不能回了，陈立夫想。
陈立夫只有随遇而安。
既然随遇而安，就要安居乐业，首先要维持生活。
陈立夫买来了6500只鸡，雇佣了几名工人，精心喂养。
他开始看养鸡类的书，学会给鸡打针、吃药、喂食、捡蛋等活计，干得很投入，很开心。
起初，由于没有任何基础，等于白手起家，给鸡买饲料，上街卖鸡蛋，全由陈立夫肩挑背扛，可想而知，一个从学校门口直接进入政坛的陈立夫，怎么受过这种洋罪，体力上哪能吃得消。
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经营，渐渐有了点家底，陈立夫便先买了辆破车，他很快学会了驾驶，于是，他就每天开着它到镇上买饲料、卖鸡蛋，可谓不亦乐乎。
在陈立夫的苦心经营下，农场竟顺利运转起来，第一年的收入，除去工人的工资以外还有所盈利。
想到从事经济竟比搞政治更得心应手，见效也快，陈立夫十分开心，精神也为此振奋，开始从“郁郁苦不展，羽融困低昂”的苦闷情绪中解脱出来。
闲下来的时候，陈捧着一本《易经》啃读，记得当时离开台湾时，宋美龄曾送他一本《圣经》，他没有收下，还冲了宋美龄几句．当时觉得很解气。他知道宋美龄的用心是好的，但他却接受不了这种好意，他在政坛上一落千丈，蒋介石一脚把他踢得老远，不是耶稣能安慰的
然而，时到如今，清心寡欲的百姓生活，却使陈立夫格外喜欢起《易经》来，这部马成于殷周之际的书，对陈立夫此时此地的心境产生了很大影响。
陈立夫一边读，一边琢磨一边记笔记。
易系辞云：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天数五：一、三、五、七、九；
地数五：二、四、六。八。十。
五位相得，而各有合。
天数二十有五。
地数三十。
几天地之数，五十有五。
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
陈立夫点点头，格外心领神会起来。
接着他又认真研究《易经》变挂法：
第一类：六爻皆为可变之，爻或皆为不可变之交者。
第二类：有可变也有不可变之爻。”
《易经》中观物取象的观念，万物交替的意识，发展变化的观点，似乎与他的经历有息息相通之处。
特别书中所强调的“无平不破，无往不复”这种对立统一的原则，正巧印证了他在国民党执政中从泰到否由兴到衰，从登峰造极到一落千丈的必然归宿。
陈立夫孜孜不倦地读《易经》，并写出自己的心得体会，反复研究，终于写成了《四书道贯》。
美国出版商对《四书道贯》颇感兴趣，买去了出版权，出版后，竟十分畅销，在美国一版再版，共销了3万册。
这使陈立夫感到万般高兴，他总算寻找到了一种精神寄托。
陈立夫经过大起大落的宦海沉浮，心境慢慢有所变化，读书写作成了他的主要业余爱好，再也不为政坛上的失意而耿耿于怀了。
在美国果久了，一些新闻界的记者们便趋之若骛，对他这位政坛上的活跃分子突然过起隐居生活，颇感兴趣，都想得到有价值的新闻。
一些作家还找陈立夫采访，觉得他的人生经历很有文学价值，要给他写一部传记。
失意中的陈立夫对文人墨客的来访当然十分欢迎，而谈起来却十分谨慎，他最不愿意有人问他关于台湾和中国大陆的情况。
他不用“无可奉告”的成语打发来访者，而是换了一个稍客气的词“一言蔽之”。
有时被问得没办法了，他就简单地回答说：“过去国民党是我一手搞的，过去的党打败了，打败了就打败了，败军之将不可言勇，有什么好谈的？”
孙禄卿接过来说：“我觉得立夫未必总为此事自怨自艾，远离政坛，也可能是我们后半生的一大福分。”
记者对孙禄卿的话很感兴趣：“夫人感觉现在的日子比以前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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