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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孙中山、廖仲恺、胡汉民、许崇智等人的多次电催下，1922年1月18日，蒋介石回到桂林北伐军大本营。他立即发现，他担负的仍是费力不讨好的差使，孙中山除了让他忍辱负重而外，他仍无所作为。所以他向廖仲恺提出要回后方办兵站，廖仲恺不允。1922年4月20日，孙中山下令免去陈炯明粤军总司令、广东省长和内务部长职，同时派蒋介石去广州向陈炯明解释，待蒋介石到广州时，陈炯明已避往惠州。蒋介石看到孙陈矛盾已不可调和，于是4月22日晚在三水谒见孙中山，要求孙中山采取果断措施，调动力量，进攻石龙、惠州，解除陈炯明部武装，以消除陈炯明对北伐作战的威胁。
从当时的局势和孙陈的关系看，蒋介石的主张是非常高明的。但是，由于孙中山过于相信陈炯明，并没有采取行动。蒋介石看到事已至此，自己无力扭转大局，便于4月23日他和孙中山同返广州时，提出辞去第二军参谋长职务，并于当晚登上轮船返回上海。孙中山闻讯，亲赴蒋介石住所挽留，蒋介石不听。
由于和陈炯明长期共事，蒋介石对陈炯明“外宽内忌，难与共事”的性格是相当了解的。1921年3月5日，蒋介石写信对孙中山说，“先生之于竞存（陈炯明字竞存）只可望其宗旨相同，不越范围。若望其见危授命，尊党攘敌，则非其人，请先生善诱之而已。”陈炯明暗杀邓铿后，蒋介石认为陈炯明是在清洗内部，一旦陈炯明能够完全掌握粤军，必不听命。因此，“欲北伐成功，必先讨伐陈炯明”。1922年4月23日，蒋介石离开广东后，于5月25日致电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许崇智等人，对陈炯明部由桂林返回广州表示担心，强调要“先巩固后方，再图北伐”。6月1日，蒋介石又写信给许崇智，声称“非从速回兵解决广州根本，决无安全和平之道”。并说：“吾果能先发制人，则无论其集中东江或盘踞省城，不难一网打尽，否则犹豫不决，迁延隐忍，必致有束手无策，噬脐莫及。”
6月1日，当孙中山带部分卫队返回广州时，也发现了陈炯明有兵变迹象，但他除发电给远在溪口的蒋介石要求其前往广州外，并没采取有力的防范措施。蒋介石知道孙中山拿不出得力的措施，所以不管孙中山如何电催，既不拒绝，也不复电，静观时变。直到陈炯明发动兵变，炮击孙中山的总统府，孙中山逃上永丰舰，他才急从上海赴广州，在白鹅潭上指挥海军和陈炯明对峙了50余天。陈炯明的叛变，使蒋介石得到了一次“临危赴难”的表现机会，更加受到孙中山的信赖。
在孙中山几十年革命生涯中，最令他苦恼的是两件事。一是没有一个团结、奋进、有战斗力的党；二是没有一支忠于自己的军事力量。所以，每次大的失败之后，他都试图解决这两个难题。
陈炯明的叛变，使孙中山几乎陷于绝境。不久，他利用滇桂联军和退往福建的许崇智部将陈炯明重新赶出了广州。但是，建立一支强有力的军队和一个有活力的党，仍无从下手。最后，他接受了苏联代表的建议，改组国民党；又按照“治军必先治校”的原则，仿照苏联军校的管理办法，决定建立自己的军校。
孙中山决心建立军官学校始于1921年，在1921年12月，孙中山和苏联代表马林的谈判中，已经商定。但这时孙中山正沉浸于取得对旧桂系陆荣廷战争胜利的欢乐之中，粤军总司令陈炯明还没公开反对他，他自己也正忙于筹划北伐，筹办军校的事，也就是说说而已，并没有放上议事日程。
1923年春孙中山再返广州，重组大元帅府后，由于自己手中没有力量，仍是“空头大元帅”，开始着手建立军校的准备工作。8月，派出由蒋介石为团长，由沈定一、王登云和张太雷四人组成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考察党务和军事，参观苏军装备和红军各种军事学校。接着，国民党又通过了一个“建立陆军讲武堂”的提案，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审定后，命名为“国民党军官学校”，拟由孙中山任校长，由廖仲恺和苏联顾问鲍罗廷筹划开办和选定教职人员。
“孙逸仙博士代表团”真正能对孙中山有影响的人仅只蒋介石一人。而孙中山派蒋介石去苏联考察的目的，也是让他回来筹办军校。1924年1月16日，蒋介石返回广州。24日，孙中山下令成立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委员7人，即王柏龄、邓演达、沈应时、林振雄、俞飞鹏、张家瑞和宋荣昌，由蒋介石任筹备委员会委员长。28日，指定位于广州黄埔岛上的原广东陆军学校和海军学校校舍为军校住地。蒋介石也积极行动起来，2月8日召开校务筹备会议。10日，分配各省区预定招生名额。
正当军校筹备工作紧锣密鼓进行的时候，2月对日，蒋介石突然向孙中山提出辞职。随后离开广州，返回奉化。此时军校正在筹办中，为使筹办工作不致中断，2月23日，孙中山委派廖仲悄代理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25日又派邓演达专程赴奉化请蒋介石回粤，26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又以公文的形式向蒋介石发电，该公文称蒋介石请辞一事孙中山不准。在多方挽留下，3月2日蒋介石致电孙中山表示放弃辞职，尽快回粤主持军校筹备工作。4月ZI日，蒋介石在许崇智陪同下返回广州。5月3日，孙中山特任蒋介石为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兼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
蒋介石在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任上为什么突然辞职？原来，孙中山虽然决定由蒋介石筹办军校，却未决定由蒋介石出任未来军校的校长。根据内部协商的结果，最初决定由程潜任校长，蒋介石、李济深为副校长。为此，蒋介石觉得他又是“为她人做嫁衣裳”，所以不顾一切，愤然辞职。他在辞职的同时，派其秘书前往军校筹备委员会，宣布筹备委员会解散，叶剑英后来对这一情况作了详细的回忆。他说：
“中山先生决定办黄埔后，便叫蒋介石负责筹备工作。我那时候是第二师的参谋长，廖仲恺先行邀我参加军校的筹备工作，于是我就暂时离开了第二师参加了筹备处工作。当黄埔军校的校舍已快修好，上海正进行招生考试，广州也进行招生的时候，有一天，蒋介石的英文秘书王登云突然召集筹备人员说：蒋先生已决定黄埔军校不办了，筹备处马上解散。当场还宣布了每个人发多少遣散费。那时，筹备处的人大多是蒋介石邀请来的，听了后便想散伙。可是我与邓演达坚决反对，另一部分人也表示了怀疑，因此决定问廖仲恺先生的意见。可是那天适逢廖先生去象山县开农民协会去了，我们便等他回来。三四天后，廖先生回来了，他对我们说：“应该了解，办黄埔学校是党要办的，而且一定要办成。我们中间有不少人是蒋先生邀请来的，你们应该以君子爱人以德的态度帮助蒋先生。如果党要办，蒋先生不要办，或因此办不成，蒋先生要因此开罪于党，将来他如想回来再参加革命，怕也困难了。所以筹备工作要照常进行。那一次是因为蒋介石个人闹意见，悄悄去了上海，后来中山先生表示要另请他人，他才回到黄埔来。”
叶剑英所说的“蒋个人闹意见”说的就是孙中山要派程潜为黄埔军校校长，因此引起蒋介石的不满一事。不过，蒋介石的“意见”毕竟是闹的大大了一点，他这一闹，差点断送了黄埔军校的筹备工作。
陈果夫在上海多年，熟人不少。1924年春，黄埔军校开始筹建，校长蒋介石电邀陈果夫赴粤，未往。是年九十月间，蒋校长命陈果夫代办军校学生制服及一切军用品、印刷品及机器等。陈果夫说：“民国13年，我住在上海养病。大约九十月间，黄埔军官学校蒋校长从广东派人送了一封信来，命我代为办理军校学生的制服及一切军用品、印刷品及机器等。因为当时广东的风气不好，物价既贵，学校的经费又困难，所以要在上海采办。的确，上海的东西，连运费在内，要比广州当地采办的便宜1／5至1／3的价格。第一批东西，系500套呢制服、呢大衣、皮鞋、帽子、皮件及衬衣等。正式报关，交由转运公司起运。那知服装店经理巴结生意，在每件制服里面，钉上一块白布，海关上一检验，觉得特别触目，认定是军装，就全部扣留。我得了这信息，焦急万分，……虞洽卿等从中帮助，经十余天之努力，终算将被扣留的军服等收回。不过其中有束腰皮带、枪带和刀鞘三样东西，海关方面认为军用品，必须充公。许监督对我说：“这一点东西，不过是作为酬谢关员的意思，你也不必再追究了。所以这件事，只好承认晦气，损失数百元。可是军服等虽已收了回来，仍然不准出口，这又使我感觉困难，几次向海关监督公署商量，没有办法。据该署中人说：有一路可通，不过要你们自己去想办法，官家是绝对不能通融的。于是托人打听，探得上海有一家公司，专门偷税，包运货物，并且运费较正式报关起运为便宜。我找到了之后，深恐靠不住，先派人用少数东西，试了一试。过几天，广州来电，居然如期到达，并没有出什么岔子，这才放心，将这一批服装等等，完全交由该公司代运，不久全部到达广州，送到指定地点，而且计算起来，比正式办法便宜数百元。后来黄埔军校所用的军装皮件，以及教导团第一、二团全部的棉衣、军毯等等，均在上海制办，都是交付那个公司负责装运，几件大衣或几套棉衣，包成一包，每包至少比较正式报关起运要便宜一元几角，而且稳妥简捷。有了这次经验，我才明白北京政府时代海关上的弊端重重，与那个公司，实在是声气相连的，不但关员与公司相通，就是码头工人、轮船买办。水手，也是一鼻孔出气的。有一次，我们的货物正在上船的时候，被一位新任的外籍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