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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码头工人、轮船买办。水手，也是一鼻孔出气的。有一次，我们的货物正在上船的时候，被一位新任的外籍关员看见，抓住了人。但因为关员人少，毕竟被环境所同化了。还有一次，在码头上被巡捕发觉查出，正要把人货扣留的时候，忽然两个流氓在旁边打起架来，这巡捕就前去劝解，等到事毕，再找那个夫役，早已偷运过去了。从上面两件事看来．可见海关与码头上的情形。所以我们虽在北京政府托工亮畴设法弄了几张护照来，仍未利用。还有些东西，我们是在上海永安或先施公司定买的，由香港运到广州去交货。广州与香港之间，交通非常便利，应当由广州到香港定货，较为便宜，而不料k海定买香港货，在广州交割，反而比在广州或香港定货，便宜1／5的价格，真是出乎意料之外。”
是年底，黄埔军校决定成立教导队，开始招兵。陈果夫奉总理委任为招兵委员之一，并主持其事。陈果夫说：“到厂年底，校长转来一张总理委任状，要我与赵澄志、刘祖汉三人为招兵委员，并由校长指定要我主持其事，那是为了黄埔一、二两团教导队征募的。校长要我们在江、浙、皖三省招募新兵。我对此全系外行，所以校长陆续派了陆福廷、戴任、王震南。王伯群、胡公冕、陈乐亭、周少游诸先生来帮助。新兵的来源，最重要的地方为温州、金华和徐州三处。当时总理曾打电报给卢永祥，请他从旁帮助。卢表面虽是答应，暗中却破坏。这时齐燮元和卢永祥两人发生冲突，卢永祥也正在招募新兵。我们有一批从金华招来的新兵，约计有100多名，经过杭州，被卢永祥发觉扣留，意欲留为己用，虽经我方交涉放行，结果到了上海北站，仍被他们用电报逼回来，回到杭州，就下令解散。这批新兵，来自金华，身上又没有钱，进退不得，后被他骗人营去。还有自徐州招来的兵，也被齐燮元、张宗昌先后截留。更有由内地送来的时候，半途被其他招兵机关高价收买，或被诱骗过去的也不少。到了上海以后，除了每人发给一张船票和几角零用钱外，另外又分发了些罐头、酱菜，规定几个人合用，才派押运员押上船送往广州。因张毅、张贞、洪兆麟、范石生等部队，也在各方面招兵，因此，经过厦门、汕头、香港，一路上又有被他们诱骗过去的。这种损失，也很可观。当时我们认为徐州来的新兵最好，因为有不少还拖着辫子，是原来的乡下人，和上海附近所招的不同。处州、金华招来的兵，也还不错。温州的好闹事，不能安分，住在旅馆里，上下码头时，闹了不知多少次。校长接连来电，命令我们不要招收内地的土匪，而有些招兵的人，平时爱护家乡的，往往要招些土匪出来，还有些小包头儿，就近招些流氓棍徒充数。在这次招兵中间，很可以看出各式各样的人心。招来的兵，有些来骗钱的，有些是被人用法子骗来的。招兵的人，有被人骗了的，也有因公牺牲的。论成绩则以陈乐亭招来的金华兵、卢仲英招来的金华、杭州、上海（在上海失业的浙江人）各地的兵为最多。王震南招来的台州及峰县兵，赵澄志招来的处州兵，数目虽少，大半勇敢稳健。陆福廷的苏北、皖北的兵，亦多可取。戴任与胡公冕的温州兵则好坏不等。王伯群因所托非人，未招一人，反而赔了一笔钱。有一个叫孙良的，从前曾在方振武部队里，当过几年连排长，在校长面前，自告奋勇，情愿到上海来任招募的事情。留在上海两个月，未见募到一人，催了他几次，自觉无颜，只好自己领了一张士兵乘船的票，偷偷地回到广州，后来当的连长。校长东征的时候，派他在前线作战，因未奉命令，擅自退却，遂被枪毙，他是实行连坐法中第一个被正法者，还有一件事，……就是我们有一批在杭州以西担任金、衢、严等处招兵的人，在孙传芳进占杭州之后，被捉了去，孙传芳为立下马威起见，就把其中张亮、张式球、腾志云、张得胜四人枪毙，这是因公牺牲的人，值得我们纪念的。周少游、戴任二位先生早已去世，他们当时的努力也是应该纪念的。自14年春到15年4月底，我移交给杨啸天办理时为止，总计所招的新兵，约四千数百人。自招来之地起运至广州为止，连各种费用及损失在内，平均每人计费ZI元数角。这是算黄埔部队里的基本兵，与黄埔学生官长合起来说，也就是统一中国的基本的队伍。”
黄埔军校第一期在上海招生时，陈果夫仅负责转汇经费及电告各方情形。到第三期招生时，陈果夫任招生委员。
其时，蒋介石率军校学生及教导团东征，部队需要人才，故来上海投考军校者，只须缴验证明文件，认为程度相当，即每人发给旅费12元，自行前往广州报到。至军校第四期招生时，蒋介石派第一期学生王仲廉、郭剑鸣等到沪，帮同办理招生事宜。报名处设干环龙路44号，考试地点设在上海大学。陈果夫说：“那时，上海大学办事人与共产党关系很密切，和环龙路方面站在相反的地位，双方暗斗颇烈。幸我未参加他们的争执，所以倒还没有什么冲突发生。不幸最后一场考试的那天，被闸北警察发现，将学生解散。差幸那天已经考完，最后一课，无关紧要，所以也可算完满结束。四处共招生一千四五百名”。
黄埔军校初办时，马匹甚少，只有两三匹。教导团成立，东征需要马匹，所以蒋介石电命陈果夫在上海买马。本来上海那个地方，并不是买马的地方，采办很不容易，幸而戴任的女婿吴艺汀对此道，平素很熟，打听得跑马厅当局，向外面买来的马，有一部分，因为不善奔跑而被淘汰，廉价出卖，这种马恰恰适合需要，陈果夫就找了一位识马的人，选买了19匹。第二次，蒋介石要采买驴子，比较上就有些困难了，不过为数不多，只要二三十匹。认识了门径，尚不难办到，一共买了三批，总数50几匹，买马及驴子，最大的困难，还是在装船问题。大多数商船，都不愿招揽这笔生意，每匹马或驴子的运费，本就不小，还要加上它的装运木笼租费，每只就要四五两银子之多，好容易费了很大周折，才把这些马和驴子全部装走。
广东方面，又需要很多的军官和军医、无线电以及其他技术人员。陈果夫奉蒋介石电命设法罗致此项人才。陈果夫说：“关于无线电人才，当时北京政府之下，颇有些与我相识的，不过很不容易找。有个姓朱的，我跑去找他六次，还是因为嫌路太远不肯去。还有几个姓邱的、姓华的、姓李的，都经跑了若干次，没有允许，因此，无线电技术人才，一个也没有找到。一直到15年的秋天，在广州开办训练班时，才找到三四位。当时技术人才的稀贵缺乏，可想而知。军医经多方设法，才找到了四个介绍去。另外，又找到一个自言在沈阳兵工厂会造迫击炮的人，我报告了校长之后，就约了他到广东去。当时我们的计划，预备筹建一个兵工厂，在三个月之内完工，三个月之内制造迫击炮100尊。这个计划，后来居然给我们做成功。其间曾养甫吃的辛苦要算最大，那时由上海买的机器，运到关上，因恐英国关员留难，不能如期开工，乃由养甫率领了几只兵舰，趁那商船进口的时候，在虎门把机器截了来。讲到那制造迫击炮的人，倒确实内行，可惜人格差些。又找到一个制造飞机的人，不数天给某厂请去了，我发给他的川资也不缴还。至于军官，经各方介绍成功的，共有20余人，我不能记下每一个人的姓名。总之，有些是现在赫赫有名的，也有已经成仁者，当时都发给川资，送往广东。”
陈果夫在上海协助建军，招兵买马，采办军用品，经费很感困难，所以用钱非常节省。陈果夫说：“14年底到15年初校长东征时，由各地来到上海的新兵，非常拥挤。其时有海员罢工风潮，航运不通，无法输送，若是遣散，又觉太可惜，维持现状，又是要钱。那时广东汇来的钱，已经用完了。凡是可以通融的地方，差不多也借完了。我个人的信用又有限，所以连校长家里预备的家用，也被我抵借用了，就急电校长，请示办法。校长第一个回电说：‘把他的家用钱，、拿去先用救急。’其实他的折子里，存款不过一千数百元，不够作两三天的维持费用，而且早已被我抵押支用。第二次回电嘱不必着急，他说：‘我自有办法，5号一定可以占领汕头，6号就汇款子来。’当时我接到这电报，觉得距离5号，还有10天之久，那能断得这么准确。但是我接到了这电报，胆子却大了不少，并且敢向钱庄上的朋友，再开口商量一笔半月归还的数千元借款。因为一般朋友，对我的信用还好，不到半天就成功。后来5号那天，果然占领了汕头，第二天就汇了款来，丝毫不爽，使我最后一笔借款得以提前归还，更坚定了我的信用。校长这种先见之明，实在是值得我们敬服的。”
陈果夫为了省钱，只雨天坐黄包车，平时都跳电车；只用一个助理，一切开支十分俭省。陈果夫说：“戴任扶老先生年纪虽已60几岁，然而精神非常焕发，对于招兵事情，奔走颇为热心，无论到那里，从不曾坐过一次汽车，也不常坐黄包车，有时还用两腿跑路，比较远的地方，才偶坐一二次车子。有一次，我在乘电车时，看见他挤在人堆中跳电车，我看见他这样冒险，非常担心，就上前去劝阻他，他老先生听我说他年纪老了，就马上表示不服老的样子。他说：‘你能跳电车，我就不能跳吗’？又说：你既不坐黄包车，自然我也不好坐黄包车，只得跳电车了。因此，我和他约定，凡属雨天，我们俩都坐黄包车。那时我们的经费，并不充裕，所以愈省愈好，我的机关里，只用陈振海一人做助理，平时间的公费和一切开支，都很简省，与其他招兵机关不同。”
上海华洋杂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