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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会”和“青白团”与国民党中的各派系争权夺利的矛盾也日趋尖锐：在政治部门中和以张群为首的政学系作斗争，在经济部门、金融部门中和以宋子文、孔祥熙为首的裙带派作斗争，在特务组织中和以黄埔为核心的复兴社作斗争。
1938年3月武汉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吴稚晖代表大会主席团建议大会推选蒋介石为国民党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解散国民党内一切小组织，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所有过去小组织成员可就地参加国民党或三民主义青年团。会场起立，一致同意。于是，“青白团”与“复兴社”在汉口发表联合声明宣布解散，从此CC又成为封建关系的派系，并且日趋分崩离析。首先背叛CC的是张厉生。张厉生因破坏了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而为蒋介石所赏识，1935年继陈立夫掌国民党组织部。他谋自起炉灶，另建派系，但时受制于陈之亲信，心怀愤懑，遂于1938年跑到陈诚那边，以组织部长身份任陈诚的总政治部秘书长，不顾其它CC分子的责难，而处处和陈立夫作对。其后他更联合孔祥熙和二陈为难，凡孔祥熙所把持的部门，四联总处也好，财政部也罢，都对CC关着门。朱家骅继张厉生掌国民党中央组织部，CC分子仍处于多难之秋。朱家骅对各级党部中的CC分子虽不能逐个清洗，以自己亲信代之，但处处设难，使彼等陷于困境。
另一个背叛CC的是刘不同。刘不同于1938年由英回国，二陈在汉口设宴接待时，刘不同说的第一句话说是要登报声明退出青白团。随后高宗禹和何思源等也离开了CC；其它没有公开背叛者亦对二陈存有贰心，自找出路，各奔一方。
“青天白日团”和“中国国民党忠实同志会”的建立是二陈CC派组织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在此之前，CC派设有下层组织，他们进行活动主要是通过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而主要是靠二陈的亲信骨干分子联系、指导工作，自“青白团”和“同志会”建立后，他们便从中央到地方有了一套严密的、系统的组织，他们以此控制国民党各级党部，镇压共产党和革命人民，于是，在全团形成了一个自上而下，渗透各部门、各阶层的一个庞大的法西斯特务系统。
7．陈果夫发现许多内幕
蒋介石调集部队围剿新四军时，日军全力配合，封锁长江，其中内幕完全是通过双方特务组织勾结布置的。亏心事做得越多，越怕报应，蒋介石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在“军统”、“中统”两个组织之外，又成立了“党员调查网”。同时，“中统”还办了一个“经济调查人员训练班。”为此，陈果夫发现了许多内幕。
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无论是“军统”也好，“中统”也好，都是彻底执行的。抗战初期，蒋介石一面喊“国共合作”，一面又秘密发布“防制异党活动办法”。这个恶名昭彰的“办法”，就是徐恩曾奉蒋介石之命拟订的。当时，先由谢永存执笔，经孟九修改后，交给徐恩曾，由徐恩曾定了初稿，交陈立夫看过，然后送与陈布雷，再由陈布雷转呈蒋介石。蒋介石看后，又指示要点，再作修改，经蒋介石最后决定，再以“中秘”（中央秘书处）“绝密”件发下去。
所谓“防制异党”，照“中统”内部的阐释，就是“背向日本，面向边区。”
直言之，不以日本帝国主义为敌人，而以共产党及解放区人民为敌人，不以汉奸卖国贼为敌人，而以抗日爱国者为敌人。这是有事实根据的，比方，在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之前；“中统”便已接到蒋介石的命令，指示敌后特务人员，与敌伪相勾结，一致对付新四军。
蒋介石对付新四军的阴谋，在1940年已经开始。他交给“中统”的任务之一，就是派遣高级特务进入沦陷区，和敌伪接头，俾收“合作”之效。“中统”奉命后便派出专员邓纫，负责办理这件“要公”。
邓纫到上海后见了日本特务头目柴山中将、影佐少将、冈田大佐和金山大佐等人，随后又回到浙江，展开活动。到1941年春天，蒋介石调集部队围袭新四军时，日寇方面也马上配合行动，封锁长江，完全是事先通过双方特务勾结布置的，在新四军事件发生前后，邓纫由浙江金华用“滔密”的密码向“中统”发电，一直联系着。后采电报忽然中断，经过“中统”浙江调查室的调查才知道邓纫被日本人所杀。至于邓纫为何被杀，直到吴开先被日本人送回重庆时对徐恩曾说，只是出于“误会”。
吴开先之由沪返渝，正如当时大后方所传，是带了日本人的条件回去的。
吴开先本来是国民党的上海市社会局局长。在抗战胜利后，吴开先随着接收人员回沪返任，曾发表过一篇很长的谈话，大意说：他在抗战期间，奉命留在上海作敌后抗日活动，不幸被日寇逮捕，曾受尽酷刑，但他始终不肯供出自己领导的组织和有关人员。又说他曾吞针自杀，但被救转来。以后敌人又以高官厚禄利诱他，他丝毫不为所动，最后乘敌人不备，不顾全家性命与自身安危，闯关越险，历尽千辛万苦，终于逃回重庆…云云。如果依照他这一番吹嘘，他简直就是一个抗日英雄人物了。可是事实上，并非如此。
1942年，吴开先在上海被捕后立刻就被送到南京。吴开先在南京，很快便见了汪精卫和汪精卫的日本顾问。最初，日、汪准备叫吴开先出任伪社会部部长或中央党部的其他要职，吴开先亦已答应考虑。后来汪精卫等人又考虑到另一个更重要的任务，准备叫吴开先担任，所以又把吴开先送返上海，由李士群交给一个其时代表蒋介石在沪与日、伪联络的人。自此以后，吴开先便不在外边公开露面。
蒋介石的联络人把吴开先接收后，便一面报告蒋介石，一面也和吴开先商量，听听他有什么意见。始知吴开先又想去南京做官，又不知道汪精卫等还有什么任务交给他，处于一种患得患失的情况之中。
其时，蒋介石的联络人，也还不了解汪精卫和日本人方面究竟要怎样运用吴开先，就分向周佛海、陈公博、李士群等人去打听，才知道自1943年1月9日江伪南京政府向英美宣战以后，日本方面的决策是：希望赶快结束中日战争，对蒋介石方面，愿意多作出一些让步，甚至愿恢复“七七”以前的形势，以便于把大部分军力集中起来，对付美国。只要蒋介石同意断交美英并继续进行反共军事活动就行。周佛海、陈公博。李士群等汉奸还对那位蒋介石联络人说：“在几年的战争中，日本人已深深体会到共产党的势力一天天地壮大，已成燎原之势。中国（指蒋介石的统治）不亡于对日战争的惨败，也不亡于对日之和与未和，而将亡于共产党。若依靠美英，继续抗战下去，只会使共产党壮大。这是是非不明，利害不辨，今天是悬崖勒马的时候了。”他们是知道蒋介石的反共决心的，但认为他对于依靠美英一点，仍然听信谗言，一时难改，因此必须找个能直接与蒋介石讲话的人去当面剖陈利害，所以考虑到吴开先。
这几个大汉奸的话，一方面是暗示他们想把劝蒋的任务托付于吴开先，一方面也是示意给蒋介石的联络人，叫他向蒋介石转报。那联络人听了之后，觉得不便先告诉吴开先就先将情况向蒋介石报告。
吴开先既然已成了日、伪准备应用的棋子，当然什么危险也不会再有。他名义上是交由那个蒋介石的联络人接收，实则只是白天由那人用汽车接到家中，晚上再把他送回吴开先家去住。所以，那个说自己曾“吞针自杀”的“英雄”，实际既没有受什么“酷刑”，他和他的全家的“性命”，也从未发生过他所说的“危险”。不久之后，蒋介石的联络人有时还带他去苏州玩几天。
蒋介石的联络人把密电拍出后，一面等着回复，一面又再度探吴开先的态度。吴开先还是患得患失，三心二意。他有时想去南京做官，但又怕做汉奸做到脸上，若抗战取得胜利，那就收场可虑。虽然他也能够办到一面在南京当汉奸，一面和重庆保持联系，将来也可以用“奉命投敌”来掩饰自己落水，吴开先考虑过回重庆，但如偷偷地溜回去，不但危险，也没有这样的胆量和决心，还怕回去后得不到谅解而受处分。在这种种的考虑中，既踌躇又苦闷。
后来，蒋介石的回电来了，说同意日本人送吴开先回去，叫吴开先不要去南京。还怕他不肯回去，又说他回重庆后，职务有所安排，不必顾虑。
蒋介石的联络人收到电报后即交与天开先和周佛海看，吴开先这时才死了去南京当部长这条心，而希望能帮他早日回重庆去。周佛海也很赞同吴开先早日回去．他认为在南京的人已经不少，吴开先有这个条件，还是回重庆好。当时，由于局势关系，一些与重庆有了勾结的汉奸，都希望在日本人的主持之下，实现宁、渝两政府的统一，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既可能不因当汉奸而受到惩罚，又可保持住高官厚禄。
于是，蒋介石的联络人又向李士群提出，说吴开先去南京的作用不大，还是按照日本人的希望，早日送他回重庆有利得多。李作不了主，又去向他的主子请示。
正在这时候，汪精卫的最高军事顾问影住到了上海，蒋介石的联络人在一次宴会上与他相遇，也就找他商谈吴开先问渝的问题。影佐当场表示．可以早点让吴开先返渝，劝蒋介石早日停止抗战并胡吹了一套老调，说什么日本对中国本无野心，不打算用军队长期占领中国，为蒋介石设想，应当早下决心，立即接受日本的好意。还说，如果重庆方面有什么顾虑，日本方面在某些问题广，可以尽可能多作些让步，不太损伤蒋介石的面子。当蒋的联络人告诉他蒋介石同意接受日本人派吴先回去之后，影佐很高兴，认为这是重庆有了诚意的表示，并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