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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立夫在安排中央党员通讯局的人事时，完全以原中统的班子为基础，只是略加调整。
局长叶秀峰；副局长郭紫峻、季源博；主任秘书王述先；秘书万大宏、潘泽筠；总务处处长韩克温；特务处处长杜衡，副处长黄九成；研究处处长徐兆麟，副处长王惟理；常务处处长王秀春；特种经济调查处处长郑尧拌；登记处处长张国栋；交通处处长王劲；人事室主任刘光煜；会计室主任郭功丰；督察室主任王保身、副主任霍志徽；训练委员会主任蒋静一；纪律审查委员会主任王述先（兼），副主任马绍伯；专员室人员无定额，由局长直接领导。
在秘书处下设有三个室：机要室，主任原汾；译电室，主任陈真；密电研究室主任武子明，副主任陈文彬。
原中统局所属各省党部的调查统计室，也相应改称省党员通讯室，其组织与人事均无变动。
这样，中统局表面上是取消了，实际上这个庞大的特务组织在二陈的精心安排下，以改头换面的办法完整无损地保留了下来。
对于蒋介石和二陈来说，这个办法当然是再好不过了，只是一个实际问题，却难以解决，即经费开支问题。
中统局改为中央党员通讯局以后，庞大的经费仍由党部开支，而当时国民党内机构庞杂、组织臃肿，开支浩繁。
蒋介石既要实行“宪政”，也得装出一点样子，即国民党的经费不能从国库开支得太多了，这样一来，国民党就等于养不起二陈的这一帮子特务了。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陈立夫经过考虑再三以后，想出了一个本着“溶党于政”的精神，设立外延单位的办法，即将中央党员通讯局局本部无法容纳的部门和特工人员采取化整为零的办法，一部分一部分地安置到行政机关，以“集体转业”办法，在行政机关增设机构。
由中统高级特务直接控制，中央党员通讯局幕后指挥，成为党员通讯局与行政部门“一子双桃”的特殊机构。
这种机构被称为局本部的外延单位，当时主要有三个：
（一）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第六、第七科。主计处本来是为CC所控制的部门，其主计长陈其采是陈立夫的叔父，统计局局长吴大钧又是陈立夫的留美同学，CC派的骨干，所以，陈立夫一提出在主计处增设单位的主张，马上为陈其采所采纳，呈大钧也同意在他的局下增设，于是，在统计局原有五科之外增设了第六、第七科，从两科长到办事员，均由陈立夫委派中统特务担任。
王宗梧任第六科科长，张义城任第七科科长，另派原中。统局第三处处长王秀春任统计局帮办，统帅新成立的两个科。
第六科公开业务为行政效率统计；第七科公开业务为施政成绩统计。在地方各省市，也如法炮制，增设相应的单位，以同样的办法安插特务。
所有安插在主计部门的人员表面上做着行政统计的一般业务，实际上均从事“党政情报”的特务工作。
（二）内政部人口局第四处。
当时CC骨干张厉生任内政部长，陈立夫提出在内政部建立外延单位，即得到张的支持，于是，张厉生将该部新设立的人口局划出第四处给陈立夫。
陈立夫派原中统局秘书张国栋率30人前往任职，张国栋任人口局局帮办兼第四处处长，下辖三个科，分别由周汝唐、李道生、刘国刚任科长，其公开业务是人口政策的研究和人口问题资料的搜集，秘密任务则是党派人事登记，特别是对共产党、民主党派、进步人士进行档案登记编卡，供蒋介石反共之用，这个处在各省市无下属单位。
（三）经济部特种经济调查处。
1947年，国民党公布“行宪法规”后，选任了国民政府委员和五院院长，青年党负责人李璜谋得了政务委员和经济部长职位。
陈立夫找到李磺，要求在经济部设立外延单位，李璜一方面想巴结陈立夫，另一方面又不愿CC派势力渗透到经济部，内心矛盾重重，开始不同意，经讨价还价，达成协议，在经济部增设一个特种经济调查处。
陈立夫派中统特务郑尧拌为处长、赵毓麟为秘书，青年党派姚仲良为副处长。该处下辖4科1室，其中3个科长由陈立夫安排。容纳中统30人，另外1科1室人员由青年党安排。
该处公开的任务是调查非法经济活动，取缔黑市、走私和囤积居奇等。秘密任务则是收集中共情报，对解放区实行封锁禁运，拦截运往解放区的物资。
这个处在全国一些重要经济中心和交通枢纽如武汉、广州、太原、开封、重庆等城市都设有办事处、调查站，人员均由陈立夫由中统特务中派遣。
这些外延单位形式上隶属于行政部门，实际上直接由陈立夫领导，而且在中央党员通讯局内部都有自己机构的名称。
主计处第六、第七科为“党政调查处”；内政部人口局长四处为“人事登记处”；经济部特种经济调查处在中央党员通讯局的名称完全相同。
这些单位虽然有表面的行政业务，而主要却是执行中央党员通讯局的秘密任务，即在行政机关掩护下从事特务活动。
就这样，中统局的机构和人员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了，但特务们毕竟不像以前那样肆无忌惮地进行破坏了。
“党通局”的活动主要是通过各级“特种会报”联合执行，陈立夫本人更是居于幕后进行策划。其具体措施是渗入、控制各级“会报”机构，提供情报，拟定对策，提供黑名单，参加联合逮捕，或者在捕后移送“会报”处理执行。
所谓“特种会报”是国民党党、政、军三方面统一步调，联合反共的一个组织、指挥和决策机构，它始于抗日战争时期的1941年，原为“党政军联席会报”，抗战胜利后改为“党政军干部联席会报”。
“特种会报”分甲乙丙三种，召集人和参加入各不相同，各级会报定期举行或临时召集会后的日常事务由“联合秘书处”或秘书处理。
“党通局”的重大破坏活动都是通过“会报”组织来进行的。
中统局名义上解散了，实际上从组织到人员不仅完完整整地存在，而且一直没有停止特务活动。
1947年下半年，国民党政府政治、经济、军事状况日趋恶劣，蒋介石为了作最后挣扎，下达了“勘乱动员令”。
9月27日，蒋介石把陈立夫等人找来，召开秘密会议。
蒋介石命令特务们在“勘乱动员令”下达后，要配合军警宪对共产党人、爱国民主人士进行镇压和迫害。
陈立夫领旨回来以后，即通过“中央党员通讯局”向全国的CC特务们下达了反共命令，要求各地特务要尽快行动，迅速将当地活动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列入黑名单，与军警宪联合行动，将其逐一实行逮捕。
CC特务们纷纷行动，采取各种办法进行调查、侦探。登记，致使全国约有6万人列入黑名单。
仅10月份，在上海等8个城市就有2100多人被杀害。如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就于10月29日被杀害于狱中。
因浙江大学是京杭地区学生运动的重要阵地之一，陈立夫对浙大十分注意，他多次电令CC派骨干、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委员罗霞天将浙大作为重点破坏目标。
当时在浙江杭州的国民党特务组织主要有两个机构，一是浙江省调查统计室，由中统特务俞嘉庸为主任，二是保密局浙江站，以章微寒为站长。
浙江大学是浙江省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的领导中心，于子三是一个重要人物，罗霞天认为把他干掉，可以给共产党以沉重的打击。
浙江省调查统计室，根据浙大的中统特务张耀华搜集的情报，并从邮电检查中查获的信件线索，侦悉于子三去苏州参加一个重要会议，并决定于10月25日返杭。
俞嘉庸派了一个中统特务化装成三轮车夫，守候在杭州车站等候于子三。
10月25日那天，于子三和浙大的另一个同学，果然由苏州返杭州。
他们刚下火车，特务就把三轮车骑到他们面前。
于子三和同学坐上三轮并一道到了同学汪羞家，参加汪的婚礼。
当晚于子三留宿在同学陈建新、黄世民租住的杭州延龄路大同旅馆内。
俞嘉庸得到确切情报后，立即会同杭州市警察局二分局局长任寿锋，派了警员会同中统特务俞询初等人前往大同旅馆，以检查旅馆为名，于10月26日凌晨2时，把于子三等四人非法秘密逮捕，当天就把于子三等人转移到杭州大方伯大方旅馆，派特务看守，秘密监禁。
于子三等人失踪的消息传出后，激起了浙大学生的愤怒。
浙大学生自治会代表马上和浙大当局联系，要求查明于子三等四人的下落，得到浙大校长竺可桢的支持。
经学校当局派出代表与浙大学生自治会代表，到省政府向省主席沈鸿烈交涉。
沈鸿烈避而不见，由省府秘书长雷洁章代为接见。
浙大代表要求查明于子三等人的下落，雷洁章含糊其辞地答复：等查明后再答复。
在浙大师生员工及社会舆论的压力下，俞嘉庸不敢再把于子三等人秘密监禁，曾要求杭州市警察局长沈博，企图把于子三转移到市警察局看管。
沈博也害怕舆论压力，不敢答应。
俞嘉府又与浙江省保安司令部密商，决定把于子三转移到保安司令部看守所，其他三人转移到浙江高等法院看守所。
于子三等人转移后，雷洁章才通知浙大学校当局。
浙大学校获悉于子三等四名学生被捕的消息后，异常愤怒，向沈鸿烈提出强烈抗议，要求立即释放于子三等人，且带了慰问品去看守所慰问于子三，并向新闻界发表抗议特务秘密逮捕学生的暴行。
俞嘉庸对浙大当局和学生自治会的抗议，社会舆论的指责，既害怕又不理会，同时加紧了对于子三等四名学生的秘密审讯，特别是对于子三进行了威逼利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