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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公司资本额登记时为200万元，1947年增为1个亿，后又增到10个亿，1947年决算利润为33亿万，利润为资本总额的3倍多。
陈果夫主持的农民银行为牟取暴利，不择手段地进行投机活机，也曾受到当时社会舆论的猛烈抨击。
1945年，参政员黄宇人便提出了“查中国农民银行运盐、售油、囤糖违反法令，有营私舞弊嫌疑，拟清政府初查案。”并认为，“已触犯刑章，应即移交法院办理。”
对于典当事业，陈果夫一直念念不忘。
在江苏执政期间，他对典当改革问题曾提出设想，可惜没有时间去实践。主掌农民银行后，他既有钱，也有权来实施这一计划了。
1946年11月的一次会议上，陈果夫向与会的同僚直率地说：“合作事业交给合作金融库后，农行对农民做什么工作呢？我想要做典当。”
1947年3月14日，在陈果夫的支持下，农民银行召开典当座谈会。
陈果夫说：“典当设立原为打击高利贷之猖撅，以前经营典当者多为公正士绅，多认为是正当职业，我认为典当行业是高尚的，是为了救济那些进当铺的人开办的，是一项慈善事。”参加会议的代表见陈果夫执意要搞典当了，也就不再说什么了，便大谈典当为民解难的职能。
在陈果夫的控制下，这次典当会议最后做出决议：农民银行自行选择示范典当，农业贷给项款，并派员督导。
资金：公典基金应请地方政府筹4成，中央政府拨6成。私典营运资金：由中央、中农两行洽谈，于中、农行透支办理。各地典当资金存农行。
最后，中国农民银行在湖北、江西、河南等一些地方举办典当。在农村，一般叫农民抵押贷款所，实际上是旧典当，典当100元要索取年利20至30元，甚至更高，实际盘剥程度甚于旧式典当，是一种更加残酷的高利贷。
陈果夫通过此举，每年可以安稳地嫌取高额利润。
农民银行手中有了粮食、棉花、茶叶等大量农产品，就可以操纵出口业务，换取大量外汇。以前，农行并未开办外汇业务，当时仅有外汇而无负债。
陈果夫执掌农民银行后，由于实力增强并拥有大量出口农产品，农行被指定为经营外汇的银行之一，于是农行更加肆无忌惮地出口大量农产品。
1947年上半年，农行发放棉花贷款160亿元，蚕丝货款3460亿元，烟叶贷款64亿元，茶叶贷款160亿元。
这天文数字般的巨额，实际上在当时已不值几何，任凭这张废纸，全国很大一部分粮食、棉花、大豆、粮油、蚕丝、茶叶等，被农行搜罗起来，运送出境，换得大量外汇。
除了抓出口换外汇外，陈果夫当然不会忘记进口物资。他很明白，宋子文、孔祥熙就是靠把持这些东西发财的。
当时，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每年都要拨给中国一部分物资。按规定，这批物资应归宋子文专管。陈果夫看出这里的甜头，决定设法力争这笔物资的分配权。
陈果夫抓住宋子文假公济私这一把柄，把宋搞得狼狈不堪。他利用其在国民政府的职权，尽量给宋子文施加压力。
这样，宋子文不得不让出一部分“好处权”给农民银行。
1947年，联合国救济总署向中国提供一批化学肥料，这批化肥应该由农行负责发放。
根据农民银行宣布的数字，化肥总数为88771吨，其中实物贷放51000吨，免费发放35000吨，其余2771吨作为调剂之用，这一大笔物资，农行当然捞到不少好处。
另外，陈果夫还控制着几个私人的银行钱庄，其中如中国通商银行，是盛宣怀于1887年办的中国第一家银行。这个银行在1933年由国民政府接办，由杜月笙任董事长兼总经理，不过实权人物是陈果夫的亲信骆清华。1942年成立的中国工矿银行，是由陈立夫任董事长的。
上海的春茂钱庄，在1947年吕月12日董监会上，改由陈果夫的77岁的父亲陈其业担任董事长。另外，上海大中银行、成大银行也是由CC系的人把持着。
从40年代初起，陈果夫经过一番苦心经营，终于在国家四行二局一库中，独占一行一库，分享一行二局（此时交通银行正由赵棣华任总经理，中信局局长是陈的信徒）7分中占有4分。仅中国银行、中央银行尚未钻进去。
这样，一个新兴的金融帝国俨然建立了，它雄视一切，力图与孔、宋二大金融巨子一比高低。
对于陈氏家庭的迅速崛起，蒋介石喜忧掺半。
一则为报陈其美当初的提携之恩，他觉得应该让陈家二虎充分施展自己的能力，但他担心陈氏家族发展太快，其他派系会有怨言。
蒋介石一直兼着中国农民银行的理事长，这是在其他银行都没有的奇怪的职务。
陈果夫对此耿耿于怀。
一天，蒋介石与陈果夫、李叔明商谈农行发展事宜时，就直截了当地说：“农民银行的事，你陈果夫都可以管，但人事你不能管，农行的人事让李叔明管。”
蒋介石又对李叔明说：“农行的主管人员应该在老人中挑选，不要滥用新人。”
李叔明当然也不能管人事，他必须请示蒋介石同意，得到蒋的直接点头，才能执行。
蒋介石还想用移花接木的手法将陈果夫赶出农民银行，只是陈果夫善施解数，决不退让，蒋介石也拿他没办法。
3．跻身“四大家族”行列
中央合作金库在南京成立，陈果夫任董事长。陈果夫以银行为依托，大搞经济垄断和非法合作，几年内，便在经济上跻身于四大家族的行列。陈氏家族登峰造极的出现，终于使官僚资本功德圆满了。
在陈氏家族的金融史上，合作金库也是其走向成功的一座丰碑。
《蒋家孔陈四大家族兴衰》一书是这样描述陈果夫、陈立夫建金库营业，成为金融巨子的：
1941年12月，在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上，陈果夫、陈立夫联合CC派人物潘公展、程天放、赵棣华等人提出了《拟请切实改善合作金融发展事业以奠定抗战建国之社会经济基础案》。
该案指出：“我国推进合作运动已22年，组织单位已相当普遍，现并实施县合作社组织大纲，行将见每乡镇每保均有合作社之组，以与地方自治之工作相配合……但合作事业以合作金融为命脉。如合作金融不能适应合作事业之需要，及配合合作行政之方针，则合作组织对抗战建国之机能，势必大受其限制，而不能充分发挥。”
因此，陈果夫等建议，尽快成立中央合作金库，将现有各行局所办之合作贷款业务，加以调整与补充，此时需要更为迫切，理应切实付诸实施。并要求，中央合作金库成立后，应即于各省成立省合作金库。
由于当时陈果夫刚刚插手金融界，在金融界还没有自己的地盘，因此，在金融界各方势力的反对下，此方案未通过。
为了加速筹备中央合作金库，根据陈果夫的建议，国民党中央于1945年底，成立了一个中央合作指导委员会。由陈果夫、陈立夫、谷正纲等人任委员。
有人推举陈果夫担任主任委员，而陈果夫竟力推当时任中央组织部长的陈立夫担任。
陈果夫用心良苦，称自已一是常病，难以实际领导，二则可使陈立夫利用合作社，加速发展党员，扩大组织。
但是，大家认为陈立夫从未参加过合作运动，没有搞合作的经验，因而，仍荐陈果夫为主任季员。
1945年10月，陈果夫当选中国农民银行董事长后，多次向蒋介石提出建议成立中央合作金库。于是，国民政府采纳了陈果夫搁浅了5年的提案，决定建立中央合作金库。
1946年8月，蒋介石终于作出决定，以“合作事业有利于实行三民主义”，有助于“绥靖区的恢复”为由，拨款100亿元，批准成立中央合作金库，由陈果夫担任中央合作金库的理事长，寿免成任总经理。
1946年11月1日，中央合作金库在南京正式开业，不久即加入四行联合办事处。
在开业典礼上，陈果夫向大会致词：“合作制度，是资本主义及共产主义两端中间的一条中庸大道，它调合着公利与私利，公有和私有，公营和私营，而且具有计划统制之长，而无其短，所以是实行三民主义社会经济的康庄大道。”
按照蒋介石与陈果夫的设计，中央合作金库的首要任务，就是在绥靖区内以经济力量来配合蒋介石的军事行动。
他们打算以中央合作金库为龙头，然后逐步将这一事业推向全国，在5年的时间里，将成立各级全作金库16000多个，建立35万个合作社。
中央合作金库在南京成立总库后，即先在上海成立分库和信托部，然后再在其它金融中心成立分支库，尽可能在全国建立起金融网。这个金融网在全国办理汇兑，吸收存款，并办理绥靖区以外较安全地区的合作贷款。
陈果夫为什么对合作金库如此感兴趣呢？按说蒋介石、陈果夫手里已经有了一个万能的农民银行，这个银行已经将多行多业的业务抓得紧紧的，对蒋介石军队的支持干得好好的，现在成立合作金库，不是多此一举吗？
实际上，陈果夫与陈立夫办中央合作金库自有一番周到的考虑。
首先，二陈早就想在金融界压倒孔、宋。当时全国的金融机关中央级有6个，二陈已控制了中国农民银行，交通银行的总经理由陈果夫的亲信赵棣华担任，中央信托局的局长也换上了CC派人物，现在又成立了一个中央合作金库，那么，二陈的发展趋势可台超过孔。宋，仟然成了蒋介石控制金融的红人。
其次，农民银行当然是一个职能较大的金融机构，然而当初给它挂了一个“农”
字的头衔，这就有诸多不方便的地方。
农行的业务尽管不止于“农”，这本无大事，可总有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