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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农民银行当然是一个职能较大的金融机构，然而当初给它挂了一个“农”
字的头衔，这就有诸多不方便的地方。
农行的业务尽管不止于“农”，这本无大事，可总有那么一些不怕死的“刁民”，抓住农行超轨业务，使得陈果夫的脸皮难以放下。
建立一个合作金库，就方便多了，合作是没有界限的，农业可以合作，工业可以合作，金融、商贸、保险、加工、交通运输等，哪个行业都可以合作，就是说，只要是赚钱的，合作金库无任何限制。
此时，正处于解放战争时期，社会秩序混乱，陈果夫不敢明目张胆地利用农民银行来做违法的事，便利用中央合作金库大肆套购物资，搞投机倒把活动。
后为，合作金库还与农民银行共同分担了国民党军队代购粮饷的任务，这就把合作贷款变成向农民购粮的条件，受剥夺的仍然是农民。
1948年，中央合作金库成立两周年的时候，曾经召开过由总库、分库、分支库高级干部参加的业务会议。
会议检查两年来的工作，一致认为中央合作金库成立以来只办了两件事，一是大量吸收农村存款，使之集中到合作金库来，二是为国民政府收购军粮，以维持前方的战事。
至于原来标榜的向农民贷款，支持农村的合作事业，基本上没怎么做。事实上业务部门两年间所办的贷款里面，合作贷款只占很小的比例，可以说完全是空谈。
正是由于一方面截留国库所拨专款，一方面又大量吸收农村存款，所以中央合作金库成立不久，就显示出它的经济实力和有利可图。
这就引起国民党内各派系对此眼红。蒋经国极力想挤进合作金库，便向陈果夫推荐他的信徒黄密任上海分库的经理，陈果夫一看来者不善，不但坚决回绝了蒋经国的推荐，而且亲自任命CC骨干张道藩的亲戚徐义衡任经理。
为了在蒋介石面前有个交代，便将黄密委任为上海信托部的经理，并时刻置于CC派的严密监督和控制之下。
陈果夫常年有病，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对合作金库大事小事，都想过问，不容他人染指，但又苦于力不从心。因此，他向蒋介石提出建议并得到同意，于1947年成立中央合作指导委员会，由于陈立夫没有出任主任委员，这样一来，陈果夫反倒作茧自缚，有什么事得通过中央合作指导委员会，不像以前那样独断专行了。
中央合作金库成立不到三年，便随着他们反革命内战的失败而彻底完蛋，在其存在的两年多的时间里，并不是陈果夫所标榜的那样，改造社会，使能达成公平管理的境地，人人都能享受美满生活，使社会经济问题整个解决。而实际上大发横财的是陈氏兄弟，并成为孔。宋在金融财问争夺权力的工具。
仅仅建立起银行金融系统，还不能与孔、宋家族相匹配，陈果夫当然不满足于此，他要充分运用他的职权，进行更大的活动。
陈果夫主掌中国农民银行后，便以其金融上的优势，开始角逐工商界，他采取接收、投资、人股等各种手段，把一个个工商企业夺过来，由CC派所控制，而且冠以“党营事业”的美名。
所谓“党营事业”，是借口国民党党员的一切活动经费过去是可以列人预算，由国库开支。“行宪”后，这项开支被取消，为了保证有一个“党有”的经济基础，国民党以团体的名义开始经营工商企业，这些由国民党直接经营管理的工商企业便叫“党营企业”。
由于陈果夫奏称“党营企业”，只为解决国民党的活动经费，所以得到了蒋介石的支持。
实际上，早在陈果夫任职农民银行之前，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做出决定，认为“宪政即将实施“，国民党将作为一个政党出现，而不是党政一家的机构，即党政分开了，因此必须自筹党费。
大会通过了一个筹措党费决议案，其中心议题是建立党营事业，以其收入提供党的活动经费。按照这个决议案，对中央财务委员会进行改组。
1945年11月12日，陈果夫成为改组后的中财委主任委员。为国民党自筹党费，这就成了陈果夫堂而皇之的金字招牌。陈果夫打着这个金字招牌，干开了他的“被人称道”的党营事业。
抗战胜利后，一大批敌伪财产需要清理接收，而当时正处于新旧交替之际，社会秩序混乱不堪，系统紊乱，权责不分，有利要争，遇事相倭，形成无组织状态，因此，“接收”被当时人称为“劫收”。一些贪财枉法之人乘火打劫，大发接收财，国民党的官僚、党棍、军官、警察等党政军警各部门的大小官员都纷纷投入这场大洗劫中，老百姓讥讽为“五子登科（即金子、票子、房子、车子、女子）。难怪有人说“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
二陈兄弟正是把握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以国民党党政高级委员的身份，也参加了这场抢劫财富的没有硝烟的战争。
在大接收中，由于陈果夫的积极活动，蒋介石特别允许在接收敌伪产业中划出一部分为“党营事业。”。
1946年3月，国民党举行六届二中全会，二陈提出了“党营事业的建立和管理计划方案”，由于蒋介石先前已经同意了，虽然党内多派意见分歧，结果方案还是获得通过，决定接收敌伪工商业时，拨出5000亿元为“党营事业基金”，并且由二陈组织该基金的专门管理机构，这样，二陈便可名正言顺地接收了。
可接收的财富实在太多了，陈果夫不失时机，瞒住了那些大有发展前途的日伪大中型企业。以他的派头，一哄二诈三压，一个个的日伪企业就变成了陈果夫的党营企业。
陈果夫是在金融方面首先接收了日伪台湾银行，不仅得到了该银行的一般资产和房屋，还得到了存在银行的日伪从中国民众身上搜刮去的大量金银财富。
随后，二陈开始接收日伪工商企业。陈果夫看中了山东青岛的几家大工厂，便指示手下的CC系人物组织了一个所谓的“齐鲁企业公司”，接着便向敌伪产业管理局提出要购买全国最大的青岛橡胶厂及青岛啤酒厂等一批大型工厂，敌伪产业管理局哪敢说个不字，既不评估资产，也不经核算，随便开出了200亿元的低价。
陈果夫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么多家大工厂，竟只要如此低的价格，并急忙向四联总处借来360亿元，交出200亿元，还多余160亿元。
青岛橡胶厂等工厂到手后，即将堆在仓库的成品出售，仅此一项，就还清了四联总处的全部借款。
这亲，二陈兄弟一文没出，不仅得到了这些大工厂，反倒落了160亿元的现款，这可说是千古没有的事。
陈果夫不仅善于“劫收”日伪企业，更懂得如何经营这一企业。
1947年8月，陈果夫亲临青岛，视察齐鲁公司。当时青岛烤烟厂刚由农民银行购得。他在视察了这些企业后，又对经营人员进行仔细询问，了解各企业内部现状及经营情况，并指示他们，要站稳脚跟，同时又要大力发展。
力求发展，则必须采取多种经营方式。齐鲁公司果然不负众望。3个月后，齐鲁公司就以崂山矿泉水制作的青岛啤酒，涌向上海并迅速占领市场。
与此同时，卡车轮胎、三角带、橡皮管、红白橡皮板，多种胶鞋，以及文明、中山、学士、自由等套鞋，各类长统靴等，也迅速充斥上海市场。
除了接收日伪财产外，陈果夫开展“党营事业”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利用其金融优势，投资工商业，通过投资，逐渐控制这些企业，最后全部拉过来，成为陈氏企业。据粗略统计，截止1947年，陈果夫的农民银行共投资77个单位，投资额达170多亿元。
投资金额较大的有太一实业公司，庐山电力挑车公司，中国农业机械公司，通济贸易公司，中国造纸厂，中国汽车制造公司，重庆电力公司，川康实业公司，中国麻业公司，甘肃矿业公司，江西兴业公司，上海中兴制药厂，中原煤矿公司，贵州煤矿公司，昆明电力制钢厂，中国植物油料厂，中国轧钢厂，上海水泥公司等。
投资单位及农产品加工运输、农业机械、制茶、棉织。麻织、毛纺、造纸、酿榨、制药等，还有对文化、公用事业的投资。
1946年，按陈果夫的指示，原来属国民党中央管理的新闻、文化、广播等事业单位，纷纷改为企业化形式，从由中央国库开支变成企业经营单位。还筹备了中国农业教育电影公司，由陈立夫任董事长。
1947年，陈果夫在无锡创立中国塑像公司，并自任董事长。按他的设想，将古今名人肖像塑成泥像，成套分装，其中并附名人传记，既可起教育作用，又是国内外市场上的畅销货。
陈果夫对文化教育新闻出版系统的控制，最初是从反共的目的出发，经营包含经济原因，因此，比之其他人，陈氏兄弟控制文化系统是不遗余力的，这就使他们最终独占文化新闻事业。
二陈掌管的“党营”文化事业单位有：中央广播公司。农业教育电影公司、中国新闻事业公司、中国文化服务社。正中书局、大东书局、《金融日报》、《商报》、《民力报》。《大刚报》、《东南日报》、《中央日报》、《东方日报》等。
后来，陈果夫还通过银行投资，成立了一些新的文化企业，如自由论坛报公司、中国文物公司、《中美日报》等。
二陈的这些所谓党营事业，由于有行政权力的支持和强大的金融优势，他们垄断原材料，垄断商品市场，欺行霸市，投机倒把，大发横财。
他们利用金融优势，大搞垄断，不仅垄断原材料，而且垄断原材料的收购，并囤积居奇，获取暴利。如所谓的中国农业机械公司竟利用农行投资和借款，囤积生铁及粮食等，从中渔利。又如中国农业供销公司，他们专门收购以棉花为主的农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