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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下有较为一致的中心轴。因此许多专家一致认为第二文化层和第一文化层已使用慢轮修整技术，部分器物甚至已使用慢轮制陶技术。
加固、修整。在贴塑法和泥条盘筑法制陶时，陶器成型及雏型制成以后，为了使各层泥片及泥条间粘结致密牢固，一般需要用陶抵手抵住内壁，外壁用木拍或陶拍，对陶坯表面拍打加固，其使用工具是陶拍和抵手。陶拍一般均有手握的柄部或把手，拍面多呈长方形，有素面和刻划花纹两种。前者使用之前一般要缠绕粗或细的绳子，才能够拍打陶器坯胎，后者则用于拍印陶器表面的花纹。河姆渡发现的素面陶拍头呈蘑菇状，柄部略呈圆柱形，长约7厘米。刻纹陶拍呈扁圆形，拍面刻划绳纹。云南的西盟佤族，景洪傣族常用鹅卵石作拍打陶胎时的抵手，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鹅卵石也应有相应用途。同时，河姆渡人还可能用鹅卵石打磨修整陶坯，或蘸水抹陶器，使之平滑光洁。在河姆渡遗址第四文化层还发现不少保存较好的葫芦籽和葫芦皮，这些葫芦除了食用外，也可作为修整陶胎时的抵手，与天然鹅卵石具有相同的功能。经拍打加固后的陶器往往还需要经过刮削打磨，这在河姆渡文化较晚阶段比较流行，目的是使器表光亮致密，掩盖拍打和制作的痕迹等。刮削打磨工具一般是窄长的竹或木片制成，一端作斜刃，形如匕首，长约15厘米，也有刃部为半圆形，是刮削陶器器表或修整口沿等必不可少的工具。河姆渡人早期阶段使用的刮削工具还包括骨匕，它们以兽类肋骨对剖后磨制而成，前端呈圆弧形。这些骨匕的用途比较广泛，其中之一是用作刮削打磨成型后陶坯，致使匕身一侧留下明显的刮削痕迹。
装饰。陶器经加固、修整后，往往在未干之前还要刻划花纹。河姆渡陶器的装饰注重实用，根据陶器的不同用途、质料和部位，施以不同的花纹装饰。我国远古人类有席地而坐的习惯，故陶器装饰也大多选择在人们席地而坐时显见部位，如陶器的口沿及颈肩部或不太易磨损的部位。装饰技法主要有刻划、压印、拍印、戳印、按捺等多种，最常见的纹饰是绳纹和几何纹，其次是弦纹、谷粒纹、贝齿纹、波浪纹、锯齿纹、圆圈纹、篦点纹和禾叶纹等，其装饰图案或简或繁，组合有序，具有强烈的地方色彩。在陶质较差的陶器或陶器中较隐蔽易磨损的部位，如腹部、底部、外口沿突脊下，装饰就较简单粗糙，或者就是素面。其中的绳纹普遍见于陶釜下腹部和底部，是用缠绕或刻划绳纹的陶、木拍拍印而成。在陶器表面拍印绳纹最初是为了加固胎壁，其次拍印细而规则的绳纹能美化器物，起到装饰的作用。此外绳纹所形成的凹凸不平的器表，在烧火做饭时可增加吸热量，缩短了炊煮时间，同时也减缓炊煮过程中剧热、剧冷对陶器的破坏作用。陶器上的线段、弦纹、波浪纹、圆圈或刺点纹所使用的工具是骨（角）、木锥刻划、锥刺而成的。骨（角）锥，锥尖磨制精细，其余部位略加刮磨，以便手握，其中相当数量鹿角及动物骨制成的骨锥锋部圆钝，显属刻划陶器花纹图案的工具。木锥，上有圆而束腰的柄部，下为细小的尖锥。至于贝齿纹，有的是以带齿的贝壳边缘压印，有的圆圈纹则用稍经加工的禽类肢骨或芦苇管戳印而成，有些陶器所附的突脊或鋬手上，也有以手或指甲捏捺，掐印出花纹的现象。以直线、竖线、斜线、曲线、圆圈、圆点等纹样构成的几何纹是仅次于绳纹的陶器装饰，大多见之于日常用器的口沿和肩部，少见于罐、纺轮上。禾叶纹多运用曲线连接，线条流畅自然，构图意境讲究对称，常以植物的叶与茎相间排列成三角形，有的还以弧线或圆圈点缀，并以此连环相接，施于盆、盘的口沿，也偶见于釜的口沿。总的来看，第四文化层陶器装饰极盛，几何花纹占84％，线条以直线为主，植物图案多于动物图案。第三文化层陶器素面增多，装饰数量下降，装饰纹样趋向简单精炼。第二文化层素面陶器剧增，动植物图像基本绝迹。第三、四文化层盛行的突脊已趋向弱脊或暗脊，并且新形成附加堆纹，镂孔和表面施红或黑色陶衣较为流行。第一文化层仍以素面陶器为主，纹饰一般较单调，陶器表面施陶衣现象较为流行。最具特征的是豆把上的镂孔装饰盛行，形式多样，有圆形、三角形、方形、长方形、菱形等镂孔，有时还和弦纹或弧线组合，环绕于把上一周或数周。
烧造。河姆渡第四文化层陶器器壁往往较粗厚，胎质疏松，硬度低，吸水性强。器表黑色，系其胎体中夹杂大量炭素的缘故，同时也是烧成温度低，方法原始，形成很强的还原气氛下烧成的结果。当时陶器烧成温度800～850℃之间，最高不超过900℃。第三文化层陶器表面大多呈灰色，少数已呈淡黄色，表明还原气氛大为减弱；这与烧制方法的改变与提高有关。到了第一、二文化层时，已能按不同的用途分别选用夹砂陶和泥质陶。如炊器多用质硬耐高温的夹砂陶制作，而盛贮器多用泥质陶制作。从出土遗物所反映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陶器制作工艺技术考察，当时已有一部分人专门或至少大部分时间从事陶器的制作和烧造，以保证氏族内部对陶器日益增长的需求。因此，河姆渡人也可能建造了相应的固定窑体。比如，选择较高处挖筑半洞半露的地窑，窑底码以干柴，中间迭放器坯，上面再覆以柴和泥，并设相应烟筒，待窑内柴禾燃旺后，再用泥将烟筒糊住，让火慢慢燃尽熄灭，然后扒泥取器。第一文化层陶器多数器表呈红、灰、黑等各种颜色，当时可能出现了由火口、火膛等组成的用火直接烧制的固定陶窑，并且已能够根据封窑与否来掌握和控制烧制陶器时的氧化…还原气氛，以控制陶器颜色。
从编结到纺织
山顶洞人遗址发现的骨针，预示着原始人类至迟到距今1。8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已经穿上用兽皮或树叶缝缀的“衣裳”。到了新石器时代早期，人们逐渐利用野生植物纤维如麻、葛等，经脱胶后，捻线织布，出现了原始纺织技术。但纺织业的出现是以编结技术的发展为前提条件的。
河姆渡人的编结技术比较发达，主要有编织苇席和搓绳等。在河姆渡遗址第三、四文化层木构建筑周围和与一些灰坑底部曾出土百余件苇席残片（如图），小者如手掌，最大可达1平方米以上。苇席也称苇编，刚出土时色泽鲜黄，纹理清晰，保存良好，但不久便变色、干燥龟裂。苇席的加工方法相当科学，是以当地湖沼中生长的芦苇为原料，截取苇杆，剖成宽0。4～0。5厘米的扁形长篾条，篾条大多修整细薄、规整，粗细一致，厚薄均匀。编织时一般以2条蔑为一组，也有以4、5或6条为一组的，竖经横纬，依次编织而成，这样编成的苇席基本上是经纬垂直的斜纹或人字纹。当时苇席的用途颇广，既可用于木构房屋椽木上承托茅草屋面的席箔，也可用于分隔房间。有些蔑条修削工整，编织讲究的，甚至用作座卧用具；而一些灰炕底发现的席片，则是窖藏底部的铺垫物。
搓绳也是编织技术的一种，原始人类在从事生产活动时，早已对某些葛、麻等野生植物纤维的性能积累了一定的认识，因之被用来作为搓绳的原料。河姆渡遗址发现数段粗细不一的绳，粗者如手指，直径约1。2厘米，是由三股植物纤维搓成。细者如铁丝，直径约0。2～0。3厘米，由二股植物纤维搓成。河姆渡出土绳子的外观与今天人们合掌搓成的绳子差别不大。有一段绳子出土时还穿在陶罐的耳上，可见当时绳子除了用于捆扎，还用它穿在陶罐上作汲水工具。
与此相应，河姆渡人的纺织技术也相当发达，虽至今没有发现纺织品实物，但出土文物中以编织纹装饰的屡见不鲜。更为重要是遗址中还出土了许多珍贵的纺织工具，品种繁多而齐全，主要是纺纱工具，织布工具和缝纫工具三类。
纺纱工具，主要是捻线用的纺轮，出土数量很多，大多数是陶纺轮。陶纺轮都以手捏而成，外形比较规整，表面多数没有花纹装饰，形状以扁平圆形、断面矩形者为主，亦有断面工字形和梯形的。遗址发现的一件陶纺轮，一面阴刻圆涡纹，另一面阴刻植物叶纹；另一件一面用弧线刻出多组五角星纹，另一面无纹。纺轮在新石器时代墓葬中往往是作为妇女的随葬品，而在男子墓葬中极少发现。由此可见，自古以来妇女就是纺纱织布的发明者和生产者。
织布工具，多为硬木削制而成，少数为鹿角磨制。有定经杆、综杆、绞纱棒、分经木、骨梭形器、机刀、布轴及齿状器等，均是原始织机上的部件。河姆渡发现一大批大小不同的硬木棍，断面圆形，有的一头削尖，另一端修平或磨圆；有的两头都削尖；也有的一端或两端都加工成小榫。这些尖头木棒和带榫小木棒，大多是原始织机上的定经杆、综杆、绞纱棒、分经木之类部件。梭是织纬的工具之一，起着引纬穿经的重要作用。河姆渡曾出土数件以鹿角磨制而成的梭形器，其中有件梭锋较尖，后端错磨出一周突棱，梭身正面凿两个长方形孔与背面所凿的长方形凹槽相通。另一件梭身微弧，通体磨制得匀称光滑，中部有一倒钩，梭锋圆钝。机刀，也称纬刀或打纬刀，是织纬时用于击纬，使之紧密均匀的织纬工具。一般多以硬木制成，背厚刃薄。机刀较修长，大小有两种。较小者，一侧厚而平直，另一侧较薄，斜刃，长16。3厘米，宽2。6厘米。另一种是形似大刀，残长39厘米。布轴，也称卷布轴，是原始织机上的重要部件。布轴的长度与人的腰部宽度相近，两端大都有缺口或凹槽，以便拴系腰带及防止布轴转动，便利织布。河姆渡遗址发现的少量残木齿状器，推测是梳整经纱和固定经纱用的器物。这表明河姆渡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