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业……〔25〕
初读时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再读时依然心有余悸，现在把它打上电脑，剩下的已是喟叹了。尽管我以往佩服鲁迅的批判精神和他的尖锐深刻，但就此刻而言，它与批判无关，更无论深刻与尖锐。用最消极的口气，也只能说，先生真的“出离愤怒”了，而且也出得太远了。这种做法其实就是一个字：咒。它与上面那个小孩和村妇，并无二致。屠杀者固然令人齿恨，但怎能用这种又原始又阴巫的方式。况且，所咒还不是屠者本人，而是他们的后代（读读三个“最”吧，尤其最后一个，几令人不堪设想）。后人何辜，却要承担先人罪恶。
五、因骂而区别
据题，我们可以稍微领略一下胡、鲁之间的文化风格。
“一篇《女师大的学潮》……自然要看一看，原来是赞成杨荫榆校长的，和我的论调正相反。做的人是一个女读者。”〔26〕女师大学潮的具体情况不在本篇论列，但这位女读者因为和鲁迅的论调正相反，因此，在另外一篇文章中，鲁迅不屑地说：“据我所记得的，是先有‘一个女读者’的一封信，无名小卒，不在话下。”〔27〕应该说，这不是讨论问题的态度，至少一点平等都没有。女师大学潮，本身就很复杂，看法不同是正常的，为什么先就要用这样的语气和词汇。尤其是“无名小卒”的“卒”，鲁迅特地加了个“女”字旁（），可惜电脑里打不出这个字，它是鲁迅的自造。读着这样的句子，你都可以看到鲁迅的表情。更合适地说，这不是“漫骂”是“嫚骂”。嫚者，轻侮、倨傲也。《汉书·高帝纪下》：“上嫚骂曰‘竖子能为将乎’。”与这里的“无名小卒，不在话下”，真是两个嫚骂，声气婉若。
1947年，胡适做过一次广播讲话，题目是“眼前世界文化的趋向”，其中第三点就是近三百年来的全球化性质的民主大潮。这个讲话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甚至抗议（有没有人骂，可以想知，但胡适用的是“抗议”这个词），抗议的也正是胡适所强调的第三点。面对这“和我的论调正相反”的反民主的抗议，胡适特地作文回应，题为“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的方向”。他是不会把与自己论调相反的人视为无名小卒的，而是在陈述自己的看法前先向反对者道谢：“我很欢迎这些批评，因为他们给我一个解释说明的机会。”〔28〕礼让后才再度解释为什么说民主自由是近三百年来的历史大潮，而苏俄专制为什么是近三十年来这个民主大潮中的一个反动。这篇文章（也包括之前的“眼前世界文化的趋向”）是胡适最优秀的政论之一，不仅在于他身处逆流所表现出来的历史眼光，同时也在于字里行间所体现出来的文化气度和风格。在自由主义者看来，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却要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而捍卫对方说话的权利，并不仅仅给对方说话以机会，因为在一个非专制社会，谁也不能禁止人家说话。因此，这条原则在日常文化交往中更多表现为，对反对自己的话和人表示起码的尊重，这是权利对权利的尊重、人格对人格的尊重。即使不同意对方的观点，也只能用平等的态度说理辨析，绝不可认为自己的观点“对”便以“对”凌人，甚至施骂于人。在这一点上，胡适不难于做到而鲁迅做到很难，这就是胡、鲁平时不同的文化训练。这训练的不同就导致了“胡文化”和“鲁文化”在文化风格上的差异，尽管以上仅是“一斑”。
鲁迅当年和也是左翼的创造社发生冲突，曾经写过一篇《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一位化名“弱水”的小将（潘汉年的哥哥潘梓年）对鲁迅出口不恭：“‘老头子’的确不行了吧。”鲁迅应声道：“弱水这一位‘小头子。’”〔29〕寸锋不让。“小头子”既是老头子的应对，也可差拟于《理水》中的“鸟头”了，至少客观上它含带双关。整篇文章无关大体，如题，也就是在年龄、态度和气量上计较。环顾左右篇什，不是去没去过咖啡店，就是醉眼是否陶然，要就什么闲暇不闲暇之类（包括前此与陈西滢论战时的什么籍与系），多大的事，统统都做成了文章，虽然顶戴着各式名头，更多还是私人意气相向，明讥暗刺一样不缺，自然更短不了骂（我指的是互骂）。今天这些被我们称之为“文化批判”和“文化论战”的文章，其实不乏无谓的“口水战”，不写也罢。要说文化，未必有几多，但，这互骂本身，倒是一种耐人寻味的文化现象。
也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胡适应邀到武汉讲演，在他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我这回来，挨了不少的骂。湖北一班共产派的学生出的《武汉评论》出了一个‘欢迎’的专号，其实全是谩骂。”〔30〕这些谩骂，胡适大段大段地摘录，我不妨也转录一条：“胡先生，你的乖巧，比那八大胡同的名妓还要可爱，不过你的姘头已经很多了，味已尝够了，你那清倌人招牌下了罢！江汉不少的游女，你不来好了！”〔31〕这些少年们，不知读了谁的书，一说话必沦于骂，骂必牵扯人格（写到这里，请允许我附赠一个段落：“才子原是多愁多病，要闻鸡生气，见月伤心的。一到上海，又遇见了婊子。去嫖的时候，可以叫十个二十个的年轻的姑娘聚集在一处，……自己是才子，那么婊子当然是佳人”——鲁迅〔32〕）以上的谩骂抄完后，胡适还给自己作了个解释：“我在上文保留了一些妙论，并不因为我对湖北学生界不满意，只因为有些话太妙了，我舍不得割爱。”〔33〕于是，事情到此结束。胡适有没有作文章回敬这些——恕我套一个成词——“小头子”呢？没有。没有本身，也是一种态度、气量和年纪。胡适一辈子挨的骂要比鲁迅多得多，鲁迅集子中有多少回骂的文字，可是这类私相攻讦的东西，胡适不曾有过一篇。因为胡适既无此“雅趣”，也无此闲暇。那么，胡适到底忙什么呢？都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也都是在上海，鲁迅和创造社的“小头子”们打拼后，胡适就开始了一场有关政治文化性质的论战，对手是刚刚当权的国民党。论战由“人权与约法”为首发，要以“人权”揭批国民党的“党权”。现在看来，这次批判犹如世纪之击，一发就击中了二十世纪危害至深的一个问题，说它是“世纪病灶”亦不为过。今天，这个问题的要害谁都能意识到，而当时，却是党祸之始：这就是胡适的眼光。他分明知道自己最要做的和不要做的是什么。姑不说这眼光鲁迅并不具备，而且，像胡适这样以一连串文章与国民党面对面的论争，亦为鲁迅不取。在《鲁迅全集》中，正面与国民党较量的文字，不知道在别人眼里能数出几篇，而且鲁迅的方式，更多是把一些讥刺性的句子和段落“壕堑”在某个篇幅中。当然，方式不同乃各人选择，但胡适始终把自己的文化精力投放在制度建设的大方向上，从不涉足文人间的相互纠缠；而这种纠缠牵扯了鲁迅多少精力，乃至鲁迅常以“无聊”自叹。这中间的区别，其实也可看出胡、鲁两种文化不同的精神境况。
六、“是”，就可以骂吗
“即使在我以为是直道而行，他们也可仍以为‘尖酸刻薄’。”〔34〕鲁迅这话如果反过来说便是：在你看来是尖酸刻薄，在我看来是“直道而行”。
从层次上讲，骂是一种市井行为，从心智上说，骂又是一种非理性行为，从性质上论，骂更是反文明的表现。这样一种文化，如果能够堂而皇之地进入写作公共领域，肯定需要道德上的理由，比如“直道”。没有这个理由，自己也觉得心虚。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有人批评上海文坛老是骂来骂去的让人看热闹，鲁迅反驳道：“在‘骂’之中，有的较合于‘理’的，居然来加以评论的人，就该放弃了‘看热闹的情趣’，加以分析，明白的说出你究以为那一面较‘是’，那一面较‘非’来。”〔35〕中国古代佛禅有“道在屎尿”一论，意思是有悟性的人可以“屎里觅道”。这里是“骂亦有道”，因此，也不妨在骂中求其是非。不用说，说这话的鲁迅认为自己是“直道而行”，因此，骂自属“是”的这一面。
不但鲁迅这样认为，认同并欣赏鲁迅骂人的，包括前此的我，也是如此。茅盾的内弟孔另境的说法颇有代表性：“一个人骂人是完全站在个人的利害观点上自然是不行的，而先生的骂人却是站在正义的观点上的，他是代表着光明的中国的一切成分，打击一切丑恶分子，表面虽针对着某一个人某一桩事，而其实他是在打击那朽腐社会的鬼魂。”〔36〕这一段话才几行字，又是“完全”，又是“一切”，一边是完全的对，叫“光明”，另一边则一切的错，叫“鬼魂”，如此简单的二元对立，倒是五四新文化以来的思维特色和语言特色。这且不说，就说鲁迅骂人吧，也是因为“正义”。
因为“是”、因为“直道”、因为“正义”，就可以骂人吗？这不妨就是胡适所说的“正义的火气”了。
“正义”是一种善。但，在观念层次上，什么是善，就像什么是正义一样，不同的人和不同的群体往往有不同的看法，很难用一根尺子去衡量。中国宋代哲学家吕祖谦的八个字“善未易察，理未易明”颇为胡适称道。“善未易察”，那么，和善对应的恶，不也可以说是“未易察”的吗？在东方政教合一的国家，色情就是一种恶，禁止色情则为善；但在英美宪政制度下，色情是不是恶则因人而异，在不以色情为恶的人那里，它是一种被保护的自然权利，保护它就是善。于是，作为善的正义落实在这里就有两种，一种是禁止色情，另一种则破除这种戒律。因此，从这两种不同的善恶观和正义观可以看出，现代社会，正义也好，善也罢，包括恶，它们并不共享一个内涵（就像鲁迅式的复仇主义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