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是要询问他所有决策的结果，而不是他在行为过程中的个人品德。如果不能产生国家、社会和民众所需要、确实能够造福于一个时代的业绩，他所有所谓高尚的情操、超越的理想将都不过是花拳绣脚。换言之，如果这些有意无意的政治做秀反而给一个国家带来了灾难，那么，这样的政治家同样不能免于指责。对政治家的评判从来就不是看他是怎样做的，而是看他做了什么，尽管古希腊的柏拉图和古中国的孔子，不约而同地都把“哲人王”作为国家统治者的衡量标准，但意大利思想家马基雅维里所主张的像狮子一样凶猛、像狐狸一样的狡黠的国家治理者，事实上才真正构成历史的有力推进剂，即他们的成功与失败部分塑造了我们见到的这个世界，并且已经坚实地成为我们思考与把握当下未来的主要精神资源。
道德，不是套在政治家头上的紧箍咒，绝对化的理念所产生的，往往是反道德的结果。在深明这一层道理的人们当中，那位既做过出色的学者、自身又曾经是一位亨誉世界的政治家的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和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对此就感慨甚深。作为一位同样运筹过一个超级大国的内政外交的人，这位智者在卸职之后如是说：“一个局外人，从绝对观点考虑问题，他是从概念上来判定是非的。而一个政治领导人却没有这样舒服的事。他很少能够不分阶段就达到他的目标。任何一个局部的步骤，从德行上来说，本来就不会是完美无缺的，但是，没有这个局部，就不可能有接近于完美的德行。”〔4〕在基辛格眼里，“如果说历史有任何教育意义的话，那么其教育意义就在于：没有平衡，就没有和平；没有节制，就没有公正”，而“是否愿意照这条良好的路线走，是标志着学者——或者任何局外人——的道德观和政治家的道德观之间的区别”〔5〕。基辛格似乎说中了戈尔巴乔夫，后者恰恰是按绝对概念来行事，以打破平衡而不是设法建造平衡为实践纲领，他更像学者、局外人而不是政治家。“政治家的责任是对一个瞬息进行斗争，而且不要追求永垂青史”〔6〕，但戈尔巴乔夫分明是在为“永垂青史”而强制了每“一个瞬息”，他忘记了具体的历史过程里自己的国家和人类的难以跨越的局限。作为一位政治家，戈尔巴乔夫因此不能说名副其实。
一个无视权术、只有理想主义的政治家，是“一个高尚的人”，但却不适合于担任国家领导者的大任。道德理想是政治家心灵中永恒的天道，政治家要永远为这个心目中的天道而奋斗，但这个天道，是作为抽象的原理而不是作为具体的行为准则来展现的。戈尔巴乔夫没有想到的是，太在意历史过程中的道德性，事与愿违，自己实际上扮演的是永恒天道的仇敌。
政治家命中注定的是，首先考虑的事情是行动。行动自有行动的逻辑，它会与思想的逻辑有所重合，但又并不完全等同，甚至可能相去遥远。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曾一心希冀建立起国际联盟的美国前总统威尔逊，在参予巴黎和会之后曾深有感触地说：会思想的人不会行动，会行动的人不会思想。思想和行动为什么不能处在同一空间呢？那位因“水门事件”而黯然下台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对此所作的总结乃是：政治是一门艺术而非科学，它无法以确定的准绳作为指导。
戈尔巴乔夫是一位好的思想者，直到今天，他所提出的那些国内国际的美好设想，还不能说是错误的，相反，它们依然值得人类去永远追求，但作为一个行动者的戈尔巴乔夫分明又并没有理解什么是政治。在他的手中，政治，成了一个至少可以在思想上确定的物质。“民主”、“自由”、“公正”、“人类和平”，当思想家们描绘出一个个关于人类社会的“应然”时，戈尔巴乔夫把它们绝对化为当下行为的准则，率先在思想上“超前”了，然而他的国家如何呢？
1991年10月，世界银行行长与戈尔巴乔夫会见，在听了后者对苏联艰难改革的情况介绍后说：“……这是一种倾向的一个部分。但是你们这艘船船体又大，乘务人员又比较复杂。”与小国家不同，一个超级大国要想实现转型，它转变的半径也会比一般国家要大几个倍值，这是苏联国家的“实然”。然而戈尔巴乔夫似乎并没有对这个“实然”有充分的认识和尊重。苏联解体之后，他在思索苏联改革失败的原因时仍这样写道：“我们在摒弃一种官僚行政的制度，可是还没有来得及建立起另外一种民主的、法治的制度。”在他眼中，“一种官僚行政的制度”与“一种民主的、法治的制度”是截然对立的。在用这种绝对两分的观念来指引苏联改革的时候，不言而喻，戈尔巴乔夫所做的工作，是“另起炉灶”，而不是“创造性的转换”，因为他没有领悟到改革的限度。
实际上，指导戈尔巴乔夫展开其行动的那些准则，在具体的时空中都是成问题的。1991年3月，在“社会力量、民族力量和政治力量放手进行斗争的时期”，苏联国家已因内讧而面临四分五裂的危险，原先是“总书记”、此时已为“总统”的戈尔巴乔夫，为保存国家的完整性，竟乞灵于了“公民投票”。他以为，“全民公投”式的“现代合法性政治”，将能够为自己的国家和本人的政治前途提供救命的稻草。几次公民投票，虽然“主张整体联合的力量毫无争议地、令人信服地战胜了分裂国家、搞垮国家的力量”，戈尔巴乔夫不无忧伤地写道，“但这并没有阻止住叶利钦、克拉夫丘克和舒什克维奇在别洛韦日密林聚会”。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人希望保留苏联的“公投”结果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在一个国家成为一个国家之后，是选择统一还是分裂，无论在古代或是在今天，通行的准则都不是由投票来决定，主权问题是不能“民主化”和随意讨论的。然而戈尔巴乔夫又是如何思考和如何做的呢？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戈尔巴乔夫的另一种观念也曾为世人高调称道。他说：“要承认全世界范围的全人类价值高于个别一些国家的利益。”在1991年的新年祝酒词中，他还说：“在考虑明天的时候，我们不能把自己的命运同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分离开来。”戈尔巴乔夫所主张的“全人类利益”使他获得了1990年的诺贝尔和平奖。他在任上果断停止阿富汗战争，无可置疑是一善举，但问题是，当“自己的命运”都已经无从谈起的时候，所谓“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于自身又有什么意义呢？在“命运”的时刻，作为政治家，难道首先不是要对自己治下的国家和民众负责，为他们的福祉而奋斗吗？一种无视“自己的命运”的国际主义或者世界主义，尽管听起了高尚纯洁，但如果这样的超迈理想，是以某一个国家的牺牲作为前提，谁又该为这个国家的牺牲作出补偿呢？一个相互关联的世界当然不能缺少国际主义或世界主义，但这些“主义”只能在每一个国家的合法利益都得到充分保障的基础上才有意义，否则，它就不过是一团幻影，华而不实，百损无益。
戈尔巴乔夫的失误，也许又并不在于是因为有太多“理想”盘旋于他的头脑，而关键的问题可能是：在理想主义的冲动折磨着一个人的精神时，他是否能够又以现实主义的意志予以清醒地调节。例如，同样作为理想主义者的威尔逊，在他首先提出建立国际联盟的设想后，其国家却出人意料地并没有参与一战之后国际联盟的建设工作。一种单纯的理想主义注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因此，尼克松深有感触地提醒政治家们，宣称，值得实践的不是百分之百的“理想”，也不是百分之百的“现实”，而是“理想的现实主义”或“现实的理想主义”。
四、“集权”的可能性
作为一个执掌着权柄的人，戈尔巴乔夫并没有真正领悟“权力”这两个字的含义。政治家不能理解权力在这个世界的存在意义，它的结果是致命的。正如那位倡导在必要时刻要懂得“节制”之道的俾斯麦、在老年的时候一度忧心于新继位的腓特烈皇帝的自由主义热情一样，苏联国内的那些意识到苏联国家安全的人，也曾经深深忧虑于戈尔巴乔夫政策对苏联的可怕影响。
似乎可以试着去说，戈尔巴乔夫是一个悲剧英雄，至少他正视了晚期苏联社会存在的那些问题。他的悲剧在于，他所选择的改革路径并不恰当，致使改革不能在苏联继续下去，最后葬送国家本身。或许又应该说，他致力于改革的决心、勇气与所选择的方向，都是没有疑问的，关键乃是在于，在改革的具体操作上，他没有以现实主义者的态度，想方设法控制住改革中的诸多变数。当然，似乎还可以说，对于痛入膏肓的晚期苏联而言，其实根本已无路可走，什么样的改革路径因此都已不重要，最后的结局都是死路一条。
在这里，我们且不去说，一个不谙权力真义的政治家是如何导致了他的内外政策的失败；而要说的是，在专注于国内政治的时候，政治家究竟应该如何理解权力呢？
在作为超级大国的苏联已不复存在后，戈尔巴乔夫还在喃喃自语：“我们在创记录的短时间内进行了自由选举，建立了议会，实行了多党制，使组织反对派成为可能——一句话，使社会有了政治自由。”戈尔巴乔夫把这些视为自己的政绩。的确，在他主宰苏联的那些岁月里，苏联社会实现了权力下放和权力转移，在苏联共产党和中央的权力逐步弱化的同时，苏联议会、各政党和作为地方的各加盟共和国、自治州的权力得到了提升。一个极权的社会有无必要放松权力的神经？答案应该不言自明。从这点来说，戈尔巴乔夫并没有弄错，一个通管一切的政府对一个国家来说是不正常的。然而，一个软弱无力、没有权威、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