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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的美国观由来已久，早在1949年胡政之去世，他在《听不到那些话了》的纪念文章中即对美国的“不可一世”有看法。六七十年代，他的《明报》社评也时有对美国的批评，或直接，或间接。比如1960年，台湾“雷震案”发生后，金庸在9月6日发表的社评中认为“雷震乃受美国人之大力支持者”，所以他为雷震的被捕公开叫好，尽管其心里并不怎么认同蒋介石当时对台湾的专制统治。可以说，金庸对美国的看法从青年到晚年一以贯之，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金庸的金钱观和宗教观。抗日战争时期，金庸曾在杭、嘉、湖七校合并的浙江省立临时联合中学读书，所以也算是杭州高级中学的校友。一位杭州高级中学的学生患白血病需移植骨髓治病，近五十万的手术费无疑是个天文数字，经媒体披露后，社会各界也伸出了援助之手。全班同学写信给他们的偶像，请求这位富豪校友伸出援手，金庸却只捐了一套签名的武侠小说集。为了纪念抗击SARS，杭州要集资建雕塑，金庸也只主动捐了一套大字本的《射雕英雄传》。在许多公益捐款中，人们确实很少或者没有见到过金庸捐款的报道。
2003年7月26日，四十多度的高温下，一场推销啤酒和《金庸茶馆》的演讲会在杭州举行。有记者现场问金庸在捐款时常常是捐书，是不是觉得捐书比捐钱好，问他对钱怎么看？对这个尖锐的问题，他笑了，一直笑，却几乎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我怎么看钱，我买股票，投资老是赚钱。在杭州我曾捐了云松书舍，价值一千四百万。”主持人替他补充打圆场，说他在浙江大学当人文学院院长，不要工资，他出席这场演讲会不要出场费云云，可惜都是文不对题。
另一位记者问：“您都八十岁了，还到处飞来飞去，这么辛苦，是名气不够大呢？还是钱不够多？”金庸的回答显得有点无奈：“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他反复强调那些“金庸产业”，那些围着自己的活动，都是被动的。这显然与主持人所说的他是股东之一相矛盾。
前几年，金庸以象征性的一元钱将《笑傲江湖》的电视剧改编权给了中央电视台。这真是富有商业的心计，实际上是免费做了一次大广告，对再次掀起“金庸热”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金庸作品集》现在已从北京三联书店转到广州出版社，其中主要也是钱的因素。当三联书店和他原来签定的十年版权到期前夕，金庸提出了续约的三个条件，每个条件无非都围绕着钱。
金庸以迟暮之年不辞劳苦，吃力不讨好，修改他早年的作品，这其中是否也包含了寻找新卖点，再创销售高潮的商业动机呢？
金庸是个天生的商人，精明到了骨髓里。如他自己所言，一方面是想不赚钱都做不到，另一方面是对钱的在乎。他同意将那些武侠小说改编成动画、游戏、卡通，为“金庸产业”推波助澜，甚至有可能要出一种“金庸酒”……
也许一切都无可厚非，人类对金钱的追求本来就是无止境的，作为一个凡俗中人，诚然可以理解。可是金庸口口声声自称虔诚的佛教徒，在佛教四大皆空的立场与金钱无休止的追求之间有着难以逾越的鸿沟。早在1979年金庸造访台湾时，李敖就当面问他：“佛经里讲‘七法财’、‘七圣财’、‘七德财’，虽然《报恩经》、《未曾有因缘经》、《宝积经》、《长阿含经》、《中阿含经》等等所说的有点出入，但大体上，无不以舍弃财产为要件。所谓‘舍离一切，而无染着’，所谓‘随求给施，无所吝惜’。你有这么多的财产在身边，你说你是虔诚的佛教徒，你怎么解释你的财产呢？”金庸无言以对。1981年，李敖在《我是“善霸”我怕谁》一文指出，“因为金庸所谓信佛，其实是一种‘选择法’，凡是对他有利的，他就信；对他不利的，他就佯装不见。其性质，与善男信女并无不同，自私的成分大于一切，你绝不能认真，他是伪善的。这种伪善，自成一家，就叫做‘金庸式伪善’”。
金庸之所以信佛或许源于他儿子的自杀。他不无痛苦地回忆：“1976年10月，我十九岁的长子传侠突然在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自杀丧命。这对我真如晴天霹雳，我伤心得几乎自己也想跟着自杀。当时有一个强烈的疑问：‘为什么要自杀？为什么忽然厌弃了生命？’我想到阴世去和传侠会面，要他向我解释这个疑问。”
他先是到基督教的《新旧约全书》中寻找解答，最后才选择了佛教，目的是要在佛经中寻求解脱。他说：“从痛苦到欢喜，大约是一年半时光。”“我经过长期的思索、查考、质疑、继续研学等等过程之后，终于诚心诚意、全心全意的接受。佛法解决了我心中的大疑问，我内心充满喜悦，欢喜不尽——‘原来如此，终于明白了！’”
他说宗教是一种神秘经验，信就信，不信就不信，没什么道理可讲的。当然，即使他真地读通了佛经，却依然只是一个红尘中人、世俗中人。他曾坦言：
……佛教希望人的欲望能尽量减低，最高境界是什么也抛弃掉，连生命也觉得没什么所谓。我离开这境界实在太远了。要我财产完全不要，我做不到；要妻子儿女都不要，做不到；名利不要，也做不到……
有了这番自白，一切便都迎刃而解了。
三、四个精神源头
我们感到，构成金庸复杂思想的大体上有四个主要源头：
以民本思想为核心的儒家文化。读多少外文书都无法改变已深入金庸骨髓的儒家情怀，在他的武侠小说中也好，在现实生活中也好，佛、道、侠都不过是儒的补充，是寻求一种内心的平衡，根深蒂固的民本思想伴随了他的整个生命过程。从早年《明报》的立场，直到八十岁，他都向往好皇帝、好政府来为民做主，从来没有想过要人民自主。“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是民本思想的主调，金庸在他的武侠小说中所塑造的那些主角：从陈家洛到郭靖、乔峰等，无不符合儒家的规范，康熙皇帝更是他心目中理想的开明君主。他的社评不仅阐扬这些理想，而且经常引用孔子的话。1962年时，他曾写过一篇《孔夫子的话》：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国民党的金圆券政策是无信。
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大陆“文革”正如火如荼，大破“四旧”，知识分子被打成“臭老九”，他的社评在论及国事民瘼时大量引用儒家经典，以儒家学说为依据肯定人性的常态，孔子的“食、色，性也”即是他反复引用的格言。在1969年的一篇社评中他呼吁：“得民者昌，失民者亡，哪一个政党或集团真能为广大人民服务，广大人民自然会拥护他们。”
1970年2月的一篇社评《人民观点和国家观点》强调了孟子“民为贵”的观点。1972年8月的社评《人民、政权与领袖》中金庸再次引用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他说：“中国的政治，几千年来都是口中说一套，实际上是另一套。……政治领袖向来第一抓住自己的权力和利益，第二照顾本集团的利益，国家人民的利益放在最后。君为贵，社稷次之，民为轻。”在《儒家幌子，法家手段》社评中金庸进一步说：“历来皇帝都是打起儒家的幌子，作‘仁君爱民’状……而行法家之辣手，那是更加高明的一着罢了。”他熟读《资治通鉴》，深知几千来大大小小的皇帝，不管是暴君还是仁君，没有一个时候真的做到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没有外在的制度约束，仅仅依靠君王的道德自觉，去实现儒家的民本理想，无疑只是一个幻想罢了。但金庸摆脱不了儒家文化所给予他的局限，对现代文明缺乏足够的认识，只能在传统文化的漩涡中打转，只能提出这样的建议：“创造一个以中国哲学为根基的思想，进而设法解决全人类的根本问题。”
这是他在1972年4月26日提出的。事隔二三十年，当金庸登上北大和岳麓书院的讲坛，演讲“中国历史大势”时，依然和当年一样陶醉在中国固有哲学救世界的美梦中。他说：
英国一个大历史家叫汤因比，他写了一本《历史研究》。这是一本很有思想见地的书。他最后的结论就是，西方国家已经走到了尽头。西方世界的行为方式、思想逻辑已经行不通了……他认为将来人类的出路就是要用东方哲学，也就是中国的哲学。中国的哲学讲究调和、合作、开放、融合。用这种方式的人类将来才有前途。我很同意他的意见。我想未来世界人类的前途怎么样呢？全世界的人类都能接受中国的哲学，开放，对任何人都不歧视，是什么国家的人都不要紧，美国人、中国人都是一回事，互相融合，互相合作。这样，这个世界战争就可以避免，人类才有光明的前途。我想中国哲学的前途就是这样子。我们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条路就是最好的路。……可以说是人类的出路和前途，也是我们中国几千年的教训。
汤因比的文明史观对人类文明史所作的研究博大精深，并没有简单地像金庸所说，得出了中国哲学救世界的结论。正是因为超越不了儒家文化的影响，金庸才会抓住其中的片言只语任意夸大，得出如此荒谬的结论。就是他所谓的中国哲学“讲究调和、合作、开放、融合”，也没有充分的依据，只是想当然的一面之词。
以民本思想为核心的儒家学说，说穿了是以泯灭人的个性，扼杀创造性、独立性为代价的，维护的是现世的等级、专制制度，传统的中国哲学在根本上可以说是奴化哲学、服从哲学、工具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