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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当时是抗战中期，少数人大发横财；噶先生有一次向我感叹说：抗战到底（这是当时的口号），有的人就是一直要抗到你们的底。解放后，噶先生去南美，后去澳大利亚，病逝于澳洲。其女公子噶维达女士现任澳大利亚自立大学汉语教授，经常来中国。1988年西南联大50周年校庆在昆明举行，维达女士还奉噶师母远涉重洋来与盛会，并和当年历史系校友们合影留念。
以上絮絮谈了一些往事，是想就自己的亲身经历从一个侧面回忆当年一个小小的学园里有关史学理论的情况和氛围，再过些年，恐怕知道的人就不会很多了。同时，也如实地谈了自己的感受；这里绝无信口雌黄、不敬师长之意。相反地，我以为如实地谈自己的想法，正是对师长的尊敬。一个导师应该善于启发学生自己的思想，谈出自己的看法，而绝不是要求学生在口头上把自己的话当作字字是真理。
解放以后，我有幸多年在历史研究所参加侯外庐先生的班子，作为他的助手，从而又有机会重新学一点思想史。可惜时间虽长，干扰也多；大部分时间都没有用在正业上，而是被种种国家任务、革命需要、思想改造、劳动锻炼等等的名义挤掉了（难道科学研究就不是国家任务和革命需要吗？）侯先生去世后，不少纪念文章都提到侯外庐学派。这个学派的特色，自非浅学如我者所能窥其堂奥而妄加论列。但我以为以侯先生的博学宏识和体大思精，确实是我国当代一派主要历史学思潮的当之无愧的奠基人。侯先生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我这里所谓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并非是说，别人都是假马克思主义者；而是说侯先生是真正力图以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和路数来理解马克思并研究历史的，而其他大多数历史学家却是以自己的思想和路数来理解马克思并研究历史的。马克思主义不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东西，而是一种舶来品。大凡一种外来思想在和本土文化相接触、相影响、相渗透、相结合的过程中，总不免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以本土现状为本位进行改造，但既然被中国化了之后，即不可能再是纯粹原来的精神和面貌了，另一种则是根据原来的准则加以应用，强调其普遍的有效性，从而保存了原装的纯粹性。前一种史学家往往号称反对西方中心主义，却念念不忘以西方历史作为标准尺度来衡量中国的历史；我以为侯先生是属于后一种历史学家的，这类史家为数较少，却真正能从世界历史的背景和角度来观察中国的历史。（虽然有时也被人说成教条化；50年代末苏联学术界就有人评论过侯先生以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中的社会分析用之于中国是否妥当？）侯先生的文风有时显得晦涩难解，这或许是由于先生专注于理论的思维而不肯在雕琢文字上多所费力的缘故。先生给我最大的启发是：他总是把一种思想首先而且在根本上看做是一种历史现实的产物，而不单纯是前人思想的产儿；他研究思想史决不是从思想到思想，更不是把思想当做第一位的东西。这一观点是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即存在决定意识而不是意识决定存在。旧时代讲思想史的，总是从理论本身出发，前一个理论家所遗留下来的问题就由后一位理论家来解决；这样就一步一步地把人送上了七重天。新时代有不少人沿着这个方向走得更远了，干脆认为思想是决定一切的，历史就是沿着人的思想所开辟的航道前进的。此外，侯先生对辩证法的理解基本上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有时虽也不免偏离），即矛盾双方是由对立斗争而达到更高一级的统一；而流行的见解则认为那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以光明的一方彻底消灭黑暗的一方而告结束，把辩证法讲成了一种现代版的拜火教。文革中侯先生遭遇不幸，仅从理论思维方面看，似乎也理所当然地是在劫难逃。
我自己这一代人是从古典思维方式的训练中出身的。友人郑林生有一次向我谈过，他学物理学是从经典体系入门的，相对论、量子论等等都是后来才学的，所以遇到问题总是先从经典的思路去考虑；只有当想不通的时候，他才想到去用相对论、量子论等等。我想这就好比我们的母语是汉语，我们首先总是用汉语进行思维，只有当实在找不到合适的词句来表达时，我们才想到某些外文词句。我们从少年时代起所学的就是欧氏几何，牛顿力学和纳氏文法（Nesefield这个名字，今天的青年们大概已经生疏了，当年是人人必读的），那些都简直有如切豆腐干一样地整齐明快而又易于掌握。后来读理论，从笛卡儿到亚当斯密的古典传统也都具有这种优点，极其明晰易懂，初读即有眼明之乐。但是这种思维方式却也是个很大的包袱，它使人难于理解或接受现代化的思维方式。我对现代化的思想几乎全不理解，而且格格不入；不但对自己是外行的东西（如现代绘画、现代音乐）不能接受，就连有关本行的东西（如现代史学理论）也不能。这就妨碍了自己真正能够仰望现代历史学的高度。一个人的思想和人的自身一样，也是要衰老、僵化而终于被淘汰的。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一个人应该谦逊地承认自己的局限和缺欠。由于自己习惯于古典的东西，故于当代作家看得极少。但其中也有一些自己是衷心欣赏的，如于中国喜欢鲁迅，于西方喜欢Maurois，Merezhkovskv，Unamuno和Santayana。我喜欢鲁迅对于中国民族的灵魂是那么毫不容情地鞭辟入里，我喜欢Maurois以其灵心善感探索人生，喜欢Merezhkovsky以其微言大义提示（历史）背后的哲理，喜欢Santayana那种以成熟的智慧观察人生，（虽然我不懂他的哲学），喜欢Unamuno要说那说不出的或不可说的东西。
我时常想：历史学既是科学，又不是科学，既有其科学的一面，又有其非科学的一面。历史研究的对象是人。人是生物人，但又不仅只是生物人；人是经济人和社会人，但又不仅只是经济人和社会人。对于历史研究来说，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是必要的，但都不是充分的。人性不就是生物性的总合，也不就是社会性的总合；人文科学（历史学）本质上不同于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当代各派新史学（如年鉴派）尽管对史学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其缺点正在于把人性单纯地归结为社会性。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对它所研究的对象，在价值上是（或至少应该是或可以是）中立的，如一个化学家，对于化学反应的研究，在价值上是中立的。但是人（包括以研究人为自己专业的历史学家）则是有感情、有意志、有愿望、有好恶、有思想、有取舍的活着的人生整体；他不单是观察者，而且同时还是参与者和演出者。而科学家（如经济学家）却不必参与演出（如参与股票交易）。假如一个经济学家以其对股票的分析而引起了股票市场的波动，这时候他就是以历史学家的身份参与演出了。历史学家以自己的研究（如以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的书法）而参与了人类史诗的演出。追求人生的美好，不是化学家的任务，也不是经济学家的任务，但它永远是一个历史学家所不可须臾离弃的天职。很难想像一个不是为追求人生的美好这一崇高的理想所鼓舞的历史学家，能够写出一部真正有价值的历史著作来。（但一个科学家却不必。）但愿这或许不是一种奢望：即将来有一天，历史学家能把传统史学的人文理想和价值、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严格纪律和方法、近现代哲人对人性的探微这三者结合起来，使人类最古老的学科（历史学）重新焕发出崭新的光辉来。它将吸收其他各种学科（文学、哲学、自然和社会科学），而又不是任何学科的附庸。它将是一门独立的人文科学，而历史研究所的牌子之上也将不必再缀以“社会科学院”的字样；正有如社会科学如经济研究所政治研究所之上，不必再缀上一块“历史科学院”的牌子（虽然它们都离不开历史学，但它们并不附属于历史科学）。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二者之间不存在隶属或依附的关系。
最后，在自己“终生碌碌”，“愧则有馀，悔又无益，诚大无可如何之日”中，写完这篇短序之后，不禁忆及友人中的几位。王浩和郑林生从中学时就是同学，几乎是朝夕相处度过了最难忘的一段漫长的青年岁月。他们两位的专业，我自己一窍不通。但他们的思路却在日常闲谈中不断深深地启发了我。这说来好像奇怪，但确实就是事实。杨超和我共事多年，又是好友。古人所谓史家四长：德、才、学、识，杨超可以说是当之无愧。在举世滔滔一片咆哮着的人海声中，他仍然尊严地不肯放弃自己的高贵与洁白，最后不惜演出一幕屈原式的悲剧，以身殉之。大概历史和人生最微妙难解的问题莫过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怎样和人的善良意志相统一了。今天看来，史家四长之中终究须以史德为第一要义，史识次之，才、学又次之。杨超的英年早逝，不禁使我悲伤之余别有感触：社会进步的规则（不是指规律1aw，而是指the
rule of the game）本来应是择优汰劣；但有时候历史的现实却反其道而行之，把它最优秀的分子淘汰掉了；这就远非是一个我们这些苟活下来的后死者的道义和伦理的问题了，而更其是一个社会应该怎样进步的问题。或许，人类历史上伟大的进步就必需要付出这类极其惨痛的、但又必不可少的代价，如近代史上划时代的三件大事：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工业革命的农村破产，苏联社会主义的历次肃反。自己有时候就用这种（或许是不能成立的）理由来安慰自己。杨超比我年轻，但在思想上和为学上经常是我的益友而兼良师。
本书所收各篇大多曾经发表过，此次只在文字上略加改正和修订。其中有三篇是论及康德的《历史理性批判》的。第一篇付梓后觉得甚不满意，遂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