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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爱米丽的，”他一面把那些东西放入怀中，一面说道，“我答应了的，卫少爷。”
第六十四章 最后的回顾
现在，我的传记写到结尾了。在结束本书前，我再来作一回顾——最后一次了。
我看到和爱妮丝共走人生的我自己，我看到我们周围的孩子和朋友；我也听到我前进时对我予以关心的声音。
在那飞快过去的人群中，哪些脸我觉得最清楚呢？看哪，当我在思想中问我自己这问题时，这些脸都向我转过来了！
这是我姨奶奶，戴着度数更深的眼镜，一个80多岁的老太太仍身子笔挺，而且还能在冬日里一口气走6里路呢。
总和她在一起的是我那慈祥的老保姆皮果提，她也戴上了眼镜，总在夜里凑近灯光做针线活，身边总放着块蜡烛头，一条放在小房子里的尺，还有一个盖子上绘有圣保罗教堂的针线匣。
在我小时候，皮果提的双颊和双臂是那么硬、那么红（那时我奇怪鸟儿为什么不放掉苹果而来啄她），现在它们也干了、发皱了。她那曾使她脸部近眼部显得发黑的眼睛也变得淡些了（但仍闪光），可她那粗糙的食指却一点没变，而过去我曾把它和香料擦子联想在一起；后来，我看到我最小的孩子握着她的食指从我姨奶奶身边摇摇摆摆向她走去时，我就想起我刚学走路时我们家里的小客厅。我姨奶奶多年不曾满足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她真的做了一个真的、活的贝西·特洛伍德的教母；朵拉（二女儿）说她把贝西惯坏了。
皮果提的衣袋里有一件很大的东西。原来就是那本鳄鱼书。这时，这书已很破旧了，其中有些更已补过，可是皮果提把它当作一个珍贵的纪念品向孩子们出示。看见从鳄鱼故事中抬起来看我的我自己那张幼稚的脸，我记起我的旧相识——那个谢菲尔德的布鲁克斯，我觉得很奇怪。
今年暑假里，我发现在我的儿子中，有一个老头儿在做大风筝，他无法形容的那样欢天喜地向天上望。他高高兴兴和我打招呼，连连又点头又挤眼，还低声说：“特洛伍德，你听了准高兴，我没别的事干时，我就要写那呈文了。你的姨奶奶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女人，老弟！”
那位拄杖驼着背的贵妇人是谁？她脸上仍刻有昔日骄傲和美丽的遗痕，看得出她无力地和内心那易怒、迟钝、骄横、暴躁的东西抗争着。她在花园里，身边站着一个嘴唇上有道白色疤痕的女人，这个女人样子尖刻阴郁，已憔悴了。让我听听她们在说什么。
“萝莎，我已忘了这位先生的姓了。”
萝莎向她弯下身子，对她叫道：“科波菲尔先生。”
“看到你，我很高兴，先生。看到你服丧，我很难过。希望时间能减轻你的悲哀。”
她那暴躁的侍从斥责她，告诉她我没有服丧，并费力地提醒她应再看看我。
“你见过小儿了，先生，”那年长的夫人说道，“你们和好了吗？”
她痴痴看着我，手放到前额上呻吟起来。突然，她用一种可怕的声音叫道：“萝莎，过来。他死了！”
萝莎在她脚前跪下，时而安慰她，时而和她争吵，时而恶狠狠地告诉她说：“我一直就比你更爱他呢！”时而又把她像病孩那样搂住，拍她入睡。我就时时看到她们这样，年复一年过着日子，我就在她们这样时离开了她们。
从印度回国的是什么船？那个嫁给一个大耳朵、老叫个不停的苏格兰——老富翁的英国女人是谁？难道这会是朱丽亚·米尔斯？
这真是朱丽亚·米尔斯，骄横，华贵，由一个黑种男子用金盘子托着名片和信给她，又由一个头扎着鲜艳围巾、身着细麻布衣的棕色女子在她的化妆室里伺候她吃饭。可是，这时的朱丽亚不再记日记了，也不再唱《爱情的挽歌》了，只是一个劲和那好像披了一张晒黑的皮的黄熊样的苏格兰富翁吵个不停。朱丽亚的脖子都被金钱锁住了，她再也不想别的或说别的了。我还是喜欢在撒哈拉沙漠的那个她呢。
也许这才是撒哈拉沙漠呢！虽然朱丽亚有一所美仑美奂的豪屋，有尊贵的客人，日日有穷奢极华的宴席，可她身边却没有青葱的植物，没有任何可以开花或结果的东西。朱丽亚所说的“交际场”我是知道的，那里有从专利局来的杰克·麦尔顿先生。这人看不起为他谋到这职务的人，竟对我把博士称作“很有趣的老古董”。既然交际场里就是这些如此没有价值的男男女女，朱丽亚，既然交际场的教化只使人对任何有利或有碍人类的事都公然冷漠无视，我想我们已经在同一个撒哈拉中迷了路，还是找出路为好呀。
看，那永远和我们做朋友的博士仍矻矻啃啃编他的《辞典》（编到D部什么地方了），享受家庭和夫人的温馨。还有那个威风已大减的老兵。她也不再像过去那样指手划脚了。
再后一点，我发现了我亲爱的朋友老特拉德尔。他忙忙碌碌地在法学院的律师事务所里工作。在他还不曾秃的那部分脑袋上，头发因为律师假发的不断磨擦而比以前更不听话了。他的桌上放有厚厚的一摞摞文件；我向四下张望时说道：“如果苏菲是你的秘书，那，特拉德尔，她一定会忙坏了！”
“你可以那么说，我亲爱的科波菲尔！不过在灰院的那些日子是多美妙的日子啊！是不是？”
“是她说你有一天会成法官的那个时候吗？可那时这话还没成为人们常说的事呢！”
“不论怎样，”特拉德尔说道，“如果我万一做了法官——”
“嘿，你知道你就要当上了。”
“行了，我亲爱的科波菲尔，等到我做了法官，我要像我以前宣布的那样，把这事讲出来呢。”
我们臂挽臂走出来。我要和特拉德尔去赴家宴——今天是苏菲的生日。走在路上，特拉德尔对我讲起他的幸运。
“我亲爱的科波菲尔，我真地能把我一向最挂在心上的事办成了。哈雷斯牧师已拿到四百五十镑的年俸；他的两个男孩也受到最好的教育而成了有名望有根底的学者和好人；三个女儿都高高兴兴成了家，还有三个和我们住在一起；另有三个则自克鲁勒太太去世后就为哈雷斯牧师管理家务；这些女孩都很快乐。”
“除了——”我暗示道。
“除了那个美人儿，”特拉德尔说道，“是呀，她和那样一个无赖结了婚，真是不幸。不过，那人的确有种让她一见倾心的外表和风度。但是我们已把她接到我们家安顿下来，摆脱了那人。我们一定要让她再打起精神来。”
特拉德尔的住宅是——很可能是——他和苏菲夜里散步时常加以分配布置的那些房子之一。那房子很大，可特拉德尔把他的文件放在他的更衣室，和靴子什么放在一起；他和苏菲则挤到上面的房间里，那最好的房间留给美人儿和那些女孩们住了。家里再没空闲的房间了——因为总有我也弄不清的女孩子为了这个或那个意想不到的原因住在这儿，而且一直住着。我们进门时，她们成群接队跑下楼来到门前，把特拉德尔传来传去地亲吻，直到他透不过气来。可怜的美人常住这里，她如今是一个带了一个小女儿的寡妇。在苏菲生日宴会上，有三个已结婚并带着各自丈夫来的女孩，还有某个丈夫的几兄弟，另一个丈夫的表弟，另一个丈夫的妹妹——看样子她和那个做表弟的已订了婚，特拉德尔还是和过去一样朴实、一样坦诚，他这时像一个族长一样坐大大餐桌的另一头；苏菲坐在他对面的主位上对他微笑，两人中间那些亮闪闪的餐具决不再是不列颠金的了。
当我此刻抑制我要继续写的愿望时，那些脸都消失了。但是，有一张像天国之光一样照在我身上，使我看清了一切。这张脸高出一切之上，超出一切之外。这张脸长留不消。
我转过头去，就看见我身边那美丽宁静的脸。我的灯光暗下去了，我已写到深夜了，但那个亲爱的人仍陪伴我，没有她就没有我。
哦，爱妮丝，哦，我的灵魂。当我一生真的走完时，但愿你的脸也像这样伴在我身边；当现实的一切都像我此时抛开的影子那样在我眼前融化散去时，但愿我仍能看到在我身边向上指着的你！
后记
放下笔，合上译稿和原著，却没有任务完成后的轻松感。我们眼前拂不去的是这么一幅画面：一个羸弱的少年，衣衫褴褛、衣食无着、风尘仆仆，疲惫不堪，却仍坚定地走在暮色苍茫中。尽管他不知道前面会是什么……
这个少年就是读者们熟悉的小大卫，本书的“我”。
讲到英国文学，不能不提到狄更斯；讲到狄更斯，不能不提到《大卫·科波菲尔》。这本书构思于1847年，但作者直到1849年才动笔写它，完成于1850年10月。尽管狄更斯不愿人们把这本书当作他的自传，可我们仍可把这本书看作他青少年生活的艺术加工后的再现。在狄更斯的众多长篇作品中，这一本既为儿童读者喜爱，也为成年读者心仪。我们做孩子时读的狄更斯作品，第一部就是它（是董秋斯先生的中译本），我们当时以为这是狄更斯专为孩子写的呢。成年了，竟有幸能翻译它，而在翻译中，才发现它远比留在我们记忆中的要沉重、辛酸许多。
作者曾说他写完此书后感到自己“已把自己的某部分交给了那阴影里的世界”（1850年10月21日致友人福斯特信中语），10余年后再版序言中，他觉得这种感觉犹新。我们近一个半世纪后读来也能感受到他的确是把自己的某部分交出去了。也正因为如此，这本小说打动了千千万万人的心，也使读者把自己的某部分交给了狄更斯。
狄更斯不仅仅是文学巨匠，他留下的不单是世界文学宝库里的瑰丽珍宝；他还是亿万普普通通小人物的朋友。他用他的善良、伤感和天才、勤奋为占人类大多数的小人物们留下了光明和希冀，使得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