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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六七十年代相当长的时间段内，担任设在路德维希堡的西德追缉纳粹战犯中心总负责人的艾尔文·许勒，本身就是一个罪恶多端的潜藏战犯。他出于保护同伙与自我保护的本能，擅自将来自苏联、波兰、捷克、南斯拉夫等战争受害国的大量揭发举报材料扣押甚至销毁，有时竟然蛮横地拒不接受，造成对相当多的一批战犯不能立案或重罪轻判。最令西德政府丢人现眼的是，身为联邦政府国务秘书的汉斯·格罗布克，竟是一个长期隐瞒罪恶历史的纳粹战犯。他在纳粹统治时期曾任内政部部长助理和总顾问，是甲级战犯、内政部长威廉·弗利克的得力助手。他亲自参与了迫害犹太居民和被占领国家居民的《纽伦堡种族法》和《国籍法》的起草工作；后又代表内政部出席了臭名昭著的万湖会议；还曾到东欧一些国家，协助艾希曼督促犹太人问题的“最后解决”。他的所作所为证明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乙级战犯，战后初期，曾被盟国有关机构列为第101 号战犯。他在战后依然怕恶不俊，积极庇护和串联了大批纳粹战犯。仅在联邦外交部内，他就安插、推荐了相当一批纳粹战犯，其总数竟占到官员总数的三分之二上下。然而，直到前民主德国把这件事的真相公布于众，西德政府才于1963年夏天将他免职。
还有一大批从事过活人试验、无痛致死、化学战、细菌战的纳粹战犯，因为拥有教授、专家、学者、博士、研究员等显赫的头衔，二战后仍然在西德各大学执教，逍遥法外，无人问津：汉斯·于尔根占据着教育部部长级官员的高位；威廉·海尔米什在基尔学院任教；奥托·希勒，维尔纳·马凯尔特，汉斯·格里姆，莱因哈特·霍恩，克劳斯·希凯尔特，盖尔哈特·门德，弗里茨·阿尔特，康拉德·梅耶尔，赫尔曼·奥宾，保罗·里滕布什，诺伊曼，普雷耶尔等人也都在高校任教。
另一桩案件涉及鲁道夫·陶厄，他是纳粹德国的一名医学专家。战争期间，陶厄在法兰克福的海军航空材料学校供职。战后初期，有鉴于他的纳粹党员、党卫军成员和冲锋队的身份以及参加另外5 个纳粹组织的不光彩历史，他被‘非纳粹法庭“列人二类战犯的行列。他因此被所在的研究所解雇。但为时不久，他就被法庭改列为第四类纳粹分子，成为所谓”受蒙蔽的追随者。“不久，陶厄即轻轻松松地拿到获准出国定居的证件，以技术移民的身份前往美国。抵达美国后，他改行到设在菲拉德尔菲亚的一家化工研究所工作。从此，再没有纳粹战犯的调查人员上门找他的麻烦，无论是美国方面的，还是西德方面的。
其实，就连1963年被任命为西德政府总理的库尔特·基辛格，也是一个政治历史值得打问号的人。他不仅加入了纳粹党，而且于1940—1945年长期担任纳粹德国外交部负责对外宣传广播的官员，同时还是第三帝国宣传部与外交部之间的联络官。这种姑息纳粹战犯的做法，不但遭到欧洲各个战争受害国的强烈抗议，而且引起德国进步人士的反对和不满。
三、60年代中期特别是1969年以来至80年代末期。在国际反法西斯势力的影响下，德国国内的进步势力也不甘落后，掀起了一轮缉拿漏网的纳粹战犯的高潮。当时执政的以勃兰特领导的社会民主党政府支持和推动了这一高潮，法院、检察院系统的进步力量也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继法兰克福组织奥斯维辛集中营审判案和哈根市举行索必博灭绝营审判案后，又在杜塞尔多夫举办了玛伊达奈克集中营审判案，在斯图加特等地举办了其他主要集中营审判案。
在这股浪潮中，相当一批漏网多年的纳粹战犯受到了罪有应得的惩处。例如，汉堡的路德维希·哈恩落人法网。路德维希·哈恩在战争期间曾担任纳粹德国保安警察与保安勤务处驻华沙的司令官，军衔为党卫军上校。他是镇压华沙地区抵抗运动和对犹太居民推行“最后解决”的最主要的少数几个刽子手之一。由于他狡诈机警，再加上英军占领当局的蓄意庇护，使他在40年代后半期曾多次逃脱送进法庭和上绞架的厄运。但是，“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1973年，汉堡重罪法庭在暗中掌握了他战争时期犯有罪行的充分证据后，以他曾在战时下令大肆杀害华沙帕维亚克监狱的政治犯的罪名，判处他12年监禁。1975年，汉堡法庭又获得他参与摧毁华沙犹太区、烧死上千名犹太居民的证据，因而再次将他押上被告席，改判他终身监禁。
四、基督教民主联盟执政时期，德国追捕和审判纳粹战犯的力度逊色于社会民主党执政时期，但是并未发生本质上的倒退。1998年社会民主党再次上台，德国国内反法西斯势力重趋高涨，加之国际舆论的压力，德国惩处纳粹战犯更趋积极。1997年4 月，德国梅宁顿地方检察院经过7 年调查取证，宣布对长期隐居在沃尔道夫村的前纳粹集中营女看守露易丝·丹茨提出起诉。丹茨女士因在玛伊达奈克和奥斯维辛集中营担任看守时残酷地虐杀女囚，于1947年12月被波兰法庭判处终身监禁；但是10年以后，因东西方关系缓和即被开释。此次，梅宁顿检察院又发现了她的新罪行：1945年4 月，党卫军当局将柏林以北的马尔科集中营及其他集中营的17000 多个女囚押送德国西部的集中营。丹茨是负责押解的女看守之一。半途中，一个犹太女孩要求和母亲一起走，而不要分开她们。丹茨闻讯大怒，决定好好教训这个不懂规矩的劣种。她对女孩拳打脚踢，又加上鞭答，直到女孩倒在地上停止呼吸。1999年4 月26日，德国斯图加特法院对现年79岁的纳粹战犯阿尔方斯·戈特弗里德进行了公审。他本是乌克兰农村一个德国移民的后代。纳粹德军侵占其家乡后，他很快参加了秘密警察部队。以后，又被调至玛伊达奈奈克集中营任党卫军小队长。1943年二正月3 日，受希姆莱的指示，他直接参加了代号为“感恩节行动”。这一天里，党卫军将正石万个犹太人分期分批驱赶到一条沟壕旁用机枪扫射。其中，戈特弗里德一人就杀害了500 多人。
值得提出的是，在德国对缉拿、审判纳粹战犯日趋积极的大气候下，也存在与主旋律相李的不谐和音：两德统一之际，又有些别有用心的官员，借庆典为名，将狱中关押的纳粹女战犯不问罪行轻重而一概释放，即使是判处终身监禁的重犯也轻松地出狱回家。不过，这毕竟是一股难以改变大趋势的余波甚至暗流，不能掩盖日益向前发展的德国社会风貌。
第十节 各大洲都潜藏着漏网的纳粹战犯
半个世纪以来遭到法办的纳粹战犯仅仅是应予惩办的战犯总数中的大部分。另有数以万计的大批纳粹分子，乘冷战之风，飘洋过海，隐藏到五大洲的各个角落。
纳粹战犯首选的避难处所是拉丁美洲，特别是其中的阿根廷。据有关专家分析，潜藏在阿根廷、巴西、巴拉圭、玻利维亚等拉丁美洲国家的纳粹战犯多达万余人。
因为在拉丁美洲各国都有相当多的德国侨民，他们的地位也很高。在阿根廷，德国侨民人数最多，巴西、智利、玻利维亚、巴拉圭也有不少德国侨民。纳粹战犯逃亡到此地，即可免去更换拉丁美州居民身份的麻烦；同时，早在30年代纳粹分子在拉丁美洲就曾建立了许多组织和支部，具有比较深厚的社会群众基础。
除去拉丁美洲之外，纳粹战犯最为喜爱的藏身之地是美国。借战后初期美国对欧洲受纳粹侵占国家的难民人境手续相当宽松之际，化装成难民大量潜人美国，其中许多人还加入了美国国籍。
前文所述的纳粹集中营女战犯赫尔米娜·布隆施特奈尔则是通过嫁给美国驻奥地利占领军军士瑞恩，变成瑞恩夫人而定居美国并获得美国国籍的，一直潜藏到1971年才被一名前集中营女因揭露，1973年引渡回西德归案。50年代初期，苏联和波兰政府曾联合向美国政府提出引渡以下5 名重要纳粹战犯的要求，他们是；纳粹德国倒数第二任总参谋长、入侵波兰和苏联德军集团军司令海因茨·古德里安，党卫军中将、党卫军帝国师师长海因茨·莱因法特，纳粹德军驻巴尔于集团军指挥官恩斯特·罗德，入侵波兰的德军高级指挥官海因利希·冯·莱特维茨和尼古拉·冯·弗尔曼；50年代中期，苏联政府曾向美国政府递交了一份当时已定居美国的苏联籍战犯100 余人名单，其中包括白俄罗斯傀儡政权首脑拉多斯拉夫·奥什托罗夫斯基和伪“陆军部长”弗兰茨·库谢尔，要求引渡。两次引渡要求，均为美方拒绝。据美国司法部门估计，二战后大概已有回万名纳粹分子披上美国公民的合法身份在美国定居。
中东地区也是纳粹战犯较为满意的一个避难所。1947年5 月，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以色列成为所有阿拉伯国家的不共戴天的仇敌。不到十年，第二次中东战争的战火再度点燃。“敌人的敌人便是我们的朋友”这一古训，将大批纳粹战犯吸引到中东各国去避难甚至谋职。几年间，大约有数千名纳粹战犯改头换面潜藏在埃及、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等国，其中一些人甚至完全阿拉伯化。其中包括制订和组织实施专门针对精神病人和重病人的“无痛致死纲领”的罪魁祸首之一的维尔纳·海德医生。战后，他潜逃到中东，更名萨瓦德，改宗伊斯兰教，并接受了阿拉伯人的生活习惯。直待1962年，他才被揭露出来，逮捕归案。
20世纪40年代晚期，当着法鲁克王朝还统治着埃及的时候，数以千计的纳粹战犯便逃离了欧洲，在尼罗河畔、红海之滨找到了安全可靠的避难所。在这批战犯中，有若干从事尖端武器研究的科学家，其中有2 个人于1952年受法鲁克王朝的委托，开始研究如何建立一座火箭工厂。他们是两位德国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