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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密起见，该计划的代号简称为T —4 计划，具体执行该计划的护士被称为T 一4 护士。消灭重残病人的刑场，由原来的精神病院、疗养院。儿科诊所等略加改造即成，主要是要修建若干间可导人毒气的“浴室”和培训一批掌握用医疗手段杀人技术的医生护士。同年12月，由玛丽娅·阿萍捷、葆琳·克奈斯勒等二三十名未婚男女护士组成的首批T —4 护士经过秘密宣誓后，开始接受培训，至多数周以后即上岗操作。至于实施“安乐死‘的场所，纳粹卫生部门连忙将4 个过去的精神病院、疗养院先后改造为专门以毒气和医疗手段杀害重残病人的机构——它们的名字是格拉芬奈克。佐恩施泰因、勃兰登堡、哈尔特海姆（1940年以后，格拉芬奈克和勃兰登堡停止运行，分别由新成立的哈达马尔和贝恩堡取而代之。）这些以杀人害命为专职的医院、疗养院和精神病院，在纳粹的秘密文件中被称为”处决中心“。不久，全国各地的重残病人均接到地方当局的通知：为使他们的身体尽快痊愈，国家决定对他们进行集中治疗。须于指定期限内到指定医院报道并住院治疗。在这些医院和疗养院里，陪同病人的亲友得到医生们耐心、细致的住院咨询，病人则被一群年轻、热情、善解人意的女护士搀扶着或用车推人医疗条件优越的病房。看到这一切，亲友们还有什么可放心不下的事情？他们做梦也想不到，病人的生命从此只能以小时计算了。大多数病人，在人院后的一周内就得到了”治疗“：他们或是在”人浴“时，吸人致命的气体倒下毙命；或是被女护士喂饭后，腹部绞痛而死；或是经美貌的女护士温存地劝说下，接受了注射、灌肠、洗胃、穿刺等常规治疗后”意外“身亡。对有些病人，特别是那些不肯合作的病人，纳粹医生和护士，往往采取逐步消减营养的办法，最后将病人生生地饿死。其他病人的性命，至多延续了数月后，也无不遭受同样的下场。总之，病人的亲属们在接到住院单位的死亡通知后，再也没能见到病人一面，不但尸体，连骨灰也往往不是本人的。不仅成年人，就是儿童，也同样必须接受类似的”治疗“。开始，当局只要求3 岁之内的残疾儿童接受”治疗“；不久，必须接受”治疗“的儿童的年龄上限提高到17岁。
为了杀害残疾儿童，纳粹当局竞建立了22家儿童“安乐死”诊所：柏林市立医院、柏林温兹勒医生诊所、巴伐利亚的安斯巴赫医院和考夫布伦医院、勃兰登堡一戈登医院、慕尼黑郊区的埃格尔芬一哈尔医院、艾尔特维尔附近的艾希贝格医院、汉堡的朗根霍恩医院、汉堡的罗森伯格索尔特医院、伊德斯膝附近的卡尔门霍夫医院、莱比锡大学儿童医院、莱比锡的多森医院、卢勒堡医院、梅舍里茨一奥布拉沃尔医院、卡塞尔附近的涅德玛尔斯堡医院、施维林附近的萨斯森堡医院、施塔德特罗达医院、斯图加特市立儿童医院、乌施茨普林格医院、海德堡附近的维斯罗希医院、沃尔德尼尔医院、维也纳的安斯皮格尔格伦德医院。在杀人的手段方面，儿童处决中心同成人处决中心有一个重大的区别：纳粹医生和护士在杀害儿童时，从未使用过毒气，而只使用注射毒剂、毒剂灌肠、过量抽取脊髓、喂给过量麻醉剂和含有毒素的食物等医疗、护理手段；而杀害成人时则两者并用，且使用毒气的概率更高。大约有五六十名纳粹医生（其中至少有4 名女医生）参与了组织杀害儿童的罪恶行动计划甚至直接下手杀害残疾J ［童，从而堕落为可耻的纳粹战犯。
起初，必须接受“治疗”的还只是德国居民；后来，随着纳粹占领区的不断扩大，被占领国的重残病人也必须接受“治疗”。再往后，就是那些被赶到德国作苦工的外国人，只要身患上述疾病，也必须到指定医院接受“治疗”。1939—1941年不到2 年时间内，至少有十万名重残病人，包括近万名儿童在处决中心内惨遭杀害。
加上波兰、苏联、捷克等国的受害者，死亡人数至少在50万以上。这些惨无人道的医生护士，当然都是够格的战犯。无论是在德国还是在境外，都受到过严正审判和应有的惩罚。在德国的哈达玛尔和勃兰登堡两个处决中心审判案中，有数十名纳粹医生和T —4 护士被判处死刑或徒刑。哈达马尔有4 名罪恶累累的纳粹医生，每个人都曾通过注射毒药杀害过1000多名病人；罪行最为严重的女性是哈达玛尔中心的护士长伊姆嘉尔德·胡珀，经她布置杀害或她亲手杀害的病人估计为500 人左右，她被判处25年的重刑；另一个T —4 护士保琳·克奈丝勒被判刑15年，她亲手杀害的德国、波兰、俄罗斯病人高达150 余人。创直接杀人记录的女杀手大概是勃兰登堡中心的T —4 护士玛格蕾特·敦科弗斯基，她用饭食中掺人毒药、注射毒液和灌肠液中掺人毒剂的手法，足足杀死了220 多个病人。然而，她直到1964年才被揭露出来，那时德国早已废除了死刑。另外一名长期逍遥法外的T 一4 护士是玛丽娅·阿平捷。她可以算是T —4 护士的元老。由于六大处决中心的犯罪事实，只有哈达马尔一家在战争结束不久即为盟军获悉，其工作人员遭到审判。而其他5 个处决中心的罪恶却在很长时间内没有被盟国执法人员抓住足够的证据，不曾在哈达马尔供职的阿萍捷等人，也得以长期逍遥法外。
在T —4 行动中发挥主导作用的是各式各样的纳粹医生。从事这一勾当的数百名医生中，既有老资格的专家教授，也有刚刚走出医科大学校门的年轻医生。他们的共性在于都是纳粹种族主义的忠实信徒，或者是纳粹党员，或者是希特勒主义青年团团员，或者是德国医师联盟，或者是德国少女联盟的成员。
战后曾被盟军审判的纳粹医生威廉·古斯塔夫·舒埃普博士，就是亲身参与了这种披着医学外衣的屠杀的一个范例。1941年9 月基辅陷落，到1942年3 月，舒埃普受纳粹德国医学领袖内奥那多惊蒂派遣，到基辅病理学研究所任职。实际上，他担任一支由20多个医生和身着医生制服的保安警察组成的特别突击队的领导，其任务就是“毁灭无生存价值的生命”。具体地讲，是把被运到该研究所内的残疾人和属于劣等种族的犹太人、吉普塞人和土库曼人通过注射毒剂和其他医疗手段杀死。
据他估计，当他在基辅工作的半年左右时间内，被杀死的受害者超过10万人。
杀害精神病患者并非只是纳粹医生和护士们的专利，明火执仗地杀人的特别行动队也负责杀害被占领国家的精神病患者。例如，在波兰被占领的但泽地区，党卫军上尉赫伯特·朗格领导下的瓦克斯图伦巴奈曼行动队不仅杀害了大批波兰知识分子、驱赶波兰人和犹太人出境，而且首要任务就是杀害精神病人；他们在波美拉尼亚精神病院使用毒气车杀死了1400名精神病人，在康拉特施泰因精神病院使用毒气车杀死了2000名精神病人。运用同样的手段，他们以后在东普鲁士的索尔多集中营又杀害了1558名重病人以及后来运进来的300 名波兰“疯子”。正是这支突击队，于1942年在瓦尔特兰地区建立了纳粹德国范围内第一个灭绝营——海乌姆诺灭绝营，专门用于实施对犹太人的“最后解决”。
T —4 计划并非进展一帆风顺。由于处决中心一般都设在大中城市内，有些就设在原来一些医院的某一部分，因此，受害者被焚尸后产生的带有特殊臭味的黑烟，往往引起周围居民的怀疑。长此以往，T —4 计划的奥秘终于被泄露出去。在德国宗教势力甚至纳粹党内部一些人的极力抗议下，希特勒被迫于1941年8 月颁布停止杀害精神病人和残疾人的命令。然而，这一命令带有很大的欺骗性，它实际上仅仅适用于某几个处决中心。对残疾人的大规模处决仍然通过其它方式继续进行；而且，停止屠杀的命令也不适用于从未使用过毒气室的儿童“安乐死”计划。因此，尽管停止屠杀的命令使某些精神病患者进入毒气室的过程得以延续，但纳粹医生、护士们仍可以通过诱骗病人服用毒剂、注射毒药、中止饮食的手法继续杀害残疾儿童和成年残疾人。所以，在“停止屠杀”的命令下达后，死于“安乐死”行动的受害者较之命令下达之前不是减少了，反而有所增多。其中，对患病的苏联、东欧国家劳工的屠杀，自1943年以后呈现愈演愈烈的局面。1944年9 月6 日，纳粹德国内政部通知各级地方政府：务必将由于精神病而丧失劳动能力的东欧劳工集中到指定的＊家地方国营医院接受治疗。其实，这些劳工中有许多人患的不过是略加治疗即可痊愈的轻症。而纳粹当局却不分清红皂白，把他们一体纳人应予处决的范围内。这回五家医院包括：东、西普鲁士和瓦尔特兰地区的蒂根霍夫医院、巴伐利亚的考夫布伦医院。奥地利的冒尔一奥林医院、黑森的哈达马尔医院。名义上已经不复存在的T —4 中央办公室对东欧劳工的运输加以安排，并对这次屠杀行动提供了财政方面的支持。在哈达马尔医院，这次屠杀行动是由医院的行政主管阿尔方斯·克莱全盘负责的，具体操作则是由护士长伊姆嘉尔德·胡琅、代理护士长玛格蕾特·敦科弗斯基、护士葆琳·克奈丝勒等30余人进行的。数千名男女东欧劳工被T —4 护士们假借打防疫针名义注射毒剂杀害后，医院的医务主任阿道夫·维尔曼经检查确信所有劳工已经死亡后，便着手准备伪称死者死于各种病因的死亡通知书。进入其它10家医院进行“治疗”的东欧劳工的命运基本上也是殊途同归。这是最后一次大规模的T —4 行动，一直延续到1945年春，大概有2 万多人在纳粹医生和T —4 护士的注射器下命归黄泉。
此后，小批量的T —4 行动依然在继续进行，直到纳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