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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人在纳粹医生和T —4 护士的注射器下命归黄泉。
此后，小批量的T —4 行动依然在继续进行，直到纳粹德国彻底垮台。一个例外的小插曲竟然发生在德国投降一个多月以后：由瓦伦丁·法特豪泽尔担任院长的考夫布伦国营医院及其位于爱尔希的附属医院，在希特勒下令停止T —4 屠杀的命令后成为一个从事任意“安乐死”的处决中心。该医院还设有一个儿童处决病房。
1945年4 月底，美国军队占领了考夫布伦医院，但由于国营医院被列人禁止人内的区域，美军并未干预医院的运行。在长达2 个多月的时间内，该医院的儿童处决病房位于距离美军最高司令部和宪兵总部均不到半英里的一个田园小镇上，不受任何干扰地照常运行，而T —4 行动也在暗中继续进行：1945年5 月29日下午，该医院的医务人员最后注射杀害了一名儿童——年仅4 岁的里查德·杰恩。瓦伦丁·法特豪泽尔还煞有介事地在杰恩的死亡鉴定书的死亡原因栏内写上“伤寒”的字样。这一罪恶勾当直到美军接到举报，于7 月2 日进入该医院才最终被制止。
在T —4 时期，各个处决中心的毒气室已然开始崭露头角，它们勾魂夺命的能力，在不到两年时间内，从15人猛长到150 人。后者已经同灭绝营时期规模较小的毒气室的杀人能力持平。只要把掌握使用毒气设施的医生、护士们调动过去，把原有的毒气室成倍扩大，专事杀害重残病人的T —4 阶段即可轻而易地转人大规模处决犹太人的莱因哈特阶段。从1941年T —4 行动暂停，到灭绝营大显身手的莱因哈特阶段于1942年春天启动，其间隔不到一年，足见T —4 阶段正是莱因哈特阶段的前奏和预演。当然，后者也与前者有所不同：纳粹杀手汲取了处决中心的黑幕被暴露的教训，把灭绝营纷纷建立在远离德国本土的波兰东部，而且一律设在偏僻荒凉的村镇附近。
1941年以来，由于T —4 活动在一定程度上转人地下状态，所需的医生。护士减少，纳粹卫生当局便将数十名T —4 医生。护士、监工派往从事“莱因哈特行动”
的灭绝营继续从事屠杀事业——包括波兰总督区内的贝乌泽茨、索比博和特列勃林卡以及奥斯维辛、马伊达奈克。以后，还有一些处决中心的杀手被调遣到的里雅斯特附近的专门用于杀害南欧国家犹太人的圣萨巴集中营。
到集中营或灭绝营任职，对披着白色工作服的纳粹杀手的工作性质毫无改动，只不过要求杀人的效率成倍增长而已。因此，这些医生、护士的杀人才于得以充分发挥，他们的罪恶也日见严重。霍斯特·舒曼、弗里德里希·梅内克等不少医生就是在调动工作之后，由丙级战犯跃升为乙级战犯的。从原来在格拉芬内克和哈达马尔两个处决中心工作，后来调至波兰的特列勃林卡、索比博以及圣萨巴集中营工作的刽子手弗兰茨·霍都的经历来考察，人们难以发现他的工作的屠杀性质发生了何种变化。在新的岗位上，他开始负责焚烧受害者的尸体，以后调人医务室，穿上白大褂。但他从来不给押送到此的妇女和她们的幼儿看病，只是大声地命令她们立刻脱光衣服，面向墙壁站立等候诊治。然而，根本不具备医科学历的霍都从来不曾使用听诊器，他的器械只有勃郎宁手枪。只是当他需要换弹夹时，为了遮人耳目，防止受害者看透他的伎俩进行反抗，他勉强往妇女们的肛门内插进一根体温计。一旦子弹上膛后，他马上就朝着被害妇女的后脑开枪。有时，进来的妇女带着的孩子很小，他便不使用枪弹，结果了孩子的母亲后，又猛地抡起枪柄，把幼儿的头骨砸碎。
某些时候，他的工作复杂一些，还要割下女尸的乳房，交给委托他的纳粹医生充当试验材料或者送给那些具有强烈淫虐狂的党卫军官兵消遣。送给那些具有强烈淫虐狂的党卫军官兵消遣。
第三节 公然践踏日内瓦公约，肆意杀害战俘
二战期间，盟国战俘特别是苏联战俘也早于犹太民族而遭到系统的大屠杀，这类的集体屠杀始于1941年夏。
整个战争期间，惨遭纳粹分子毒手——直接杀害或蓄意谋害致死的盟国战俘，数量大约150 万以上。苏联卫国战争期间，有580 万苏军官兵遭到合围。突围失利后成为德军的战俘。由于苏联政府未曾在《日内瓦公约》上签字，纳粹当局抓住这一点大做文章，不肯给予苏军战俘以应有的战俘待遇。多方面的档案材料已经证实，无论是德国武装力量最高统帅部还是党卫军、盖世太保当局，均曾下达秘密指令杀害不肯屈服就范的苏军战俘。1941年3 月，纳粹德国对苏进攻前夕，德军最高统帅部作战部长阿尔弗雷德·约德尔，秉承希特勒的意图，制定了“特殊纲领”，其中规定：对苏军战俘中的党员干部尤其是各级政委，一经发现即可就地处决。1941年11月9 日，盖世太保的总头目海因利希·密勒对其部下发布指示：苏军战俘中凡明显不能干活或不能进行短暂行军者，今后不必送往集中营处死，允许对其就地处决。1942年初，德军大本营战俘事务局在柏林召开秘密会议。会议由该局局长冯·格雷维尼茨将军主持，议题是讨论如何处置那些因病弱伤残而已失去劳动能力的苏军战俘。许多出席该会议的军官，其中包括一些医生均声称，应该把这样的俘虏集中在营地或战地医院，并且把他们毒死。根据会议精神，冯·格雷维尼茨将军下达命令，把丧失生活能力和劳动能力的战俘处死，为此目的可以使用医务人员。至迟到同年夏天，“毒死俄国战俘的办法已经被付诸实施”。此举给纳粹党卫军和国防军官兵对苏军战俘大开杀戒提供了堂而皇之的依据，导致无数起虐待、折磨、拷打、杀害苏军战俘的事件。仅在白俄罗斯，就有70多万战俘被德军以各种方式虐杀。对此负有直接责任的是德国陆军驻白俄罗斯部队司令官古斯塔夫·弗雷海尔将军、纳粹中央保安总局驻白俄罗斯警察长官爱德华·瓦格纳将军和盖世太保驻明斯克地区首领盖奥尔格·豪泽尔。
纳粹分子大肆杀害盟军战俘特别是苏军战俘的罪恶行经，大部分是在集中营或灭绝营内完成的。在奥斯维辛和毛特豪森、萨克森豪森等集中营，苏军战俘作为极端的异己势力被蓄意大量杀害。1941年9 月3 日，奥斯维辛集中营的部门负责人、党卫军上尉弗利奇，在主营进行新型毒气奇克隆—B 的功能试验。他挑选出来的试验对象不是犹太人，而是600 名苏军战俘和250 名波兰重病囚犯。集中营当局还故意加重苏军战俘的劳动强度，削减其营养标准，甚至只因轻微的过错，就把他们作为对抗当局、破坏营内秩序的罪名送往政治部严刑拷打，直至大批处决。从1941年8 月到1945年初，仅在奥斯维辛一处，非正常死亡的苏军战俘即多达15万人以上。布亨瓦尔特集中营的纳粹医生还独出心裁地发明了一种简便易行且不易为受害者觉察的日常杀人方法，专门以苏军战俘为对象：每天，都有一批苏军战俘接到通知，要求他们逐个进入医疗所测量身高。一进入指定房间，站好位置后，医生就开始按电钮。不过，落到他们头顶上的不是卡尺，而是一块急速下降的下端极为尖锐的圆锥型大铁块，一经扎人脑颅，就造成测量者当场毙命。党卫军护士只需拉走尸体，再擦去少许溅在墙上、地上的血迹，就笑盈盈地叫喊下一个受害者进来接受检测。每天，受害者的数量都往往在5 人以上。
在斯莫棱斯克，德国军医舍姆、盖特勒、米勒、奥特、施泰芬、瓦格纳，在其他军医部门人员协助下，在给予新药的幌子下，对被俘的苏军官兵肆意进行各种医学试验。其后，又通过注射砒霜和羊角拗质等剧毒制剂将他们杀害。驻扎在斯莫棱斯克的德军第551 战地医院卫生员莫迪什，使用注射毒剂的手段杀害了24个苏军伤病战俘。此外，他还从6 —8 岁的苏联儿童身上抽取大量血液输入到德军伤员体内，而这些可怜的孩子们大量因过度失血死去。在1944年8 月开始的华沙起义中，不少德军军医也对战俘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例如，德军在华沙切尔尼亚科夫斯卡大街的奇特罗恩工厂俘获了一个起义者的医院，德国军医舒尔策发现了两名需要立即进行手术的重伤员。然而，他不但拒绝给他们做手术，反而掏出手枪将2 人击毙。至于德军枪杀被俘的盟军医院军医和护士的事件，更是屡见不鲜。
在德国三军对被俘人员实施人体试验的罪行中，空军是最积极、参与最广泛的一家。在空军医务系统内，上至空军元帅米尔希、医务总教授希普克博士，下至军医中尉奥斯卡·施罗德，许多医生、教授、博士都参与了使用集中营囚犯进行高压仓试验和冷冻试验的残暴行为，他们的“科学研究”直接造成至少数以百计的战俘痛苦不堪地死亡。
苏军战俘尤其是其中的女战俘，还被大量用于代替豚鼠作为惨无人道的活人试验。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布纳分营，纳粹的医生、药剂师和化学家，使用苏军女战俘进行新药和新型制剂的试验，每次被试验人数都在100 人以上。此前，这些新药和新试剂往往未经任何动物试验，因此带有极大的风险。从战后盟国人员掌握的部分材料分析，至少有三批接受注射荷尔蒙新型制剂的苏军女战俘在经过注射后数日内全部死亡，死亡人数分别为150 人、170 人和200 人。另有确凿证据证实，至少有数十名年龄在26岁以下的苏军被俘女官兵，被送进奥斯维辛主营出号楼，接受舒曼和克劳贝格医生的绝育试验手术，并在多次试验后，因不再具有试验价值，而被驱赶到比克瑙分营的几个毒气室杀害。在布亨瓦尔特、达豪、萨克森豪森集中营，苏军女战俘在经历其他种类的医学试验后，又被特列宾斯基等纳粹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