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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毒气室，总共可以容纳15000 人，5 ——10分钟即可把他们尽数杀害。这种杀人过程，每昼夜可进行3 —4 次。到1944年夏季超负荷运转时，每天可最多毒死16000 多人。4 个焚尸场共有46座焚尸炉，在正常条件下，每10分钟即可焚烧掉130 —140 具尸体；如果一天24小时不熄火，则可烧掉10000 具左右尸体。1944年盛夏，奥营的杀人规模达到疯狂的程度，连同原来已停止运转、现在又恢复使用的小型毒气室，最多时每天毒死2 万人以上，以至焚尸场无法胜任。
于是，焚尸场的党卫军头目莫尔、索维茨基、穆斯菲尔德等就对刚刚抵达的犹太人进行机枪扫射，随后抛入大坑内或者架在木柴堆上烧掉；或残忍地将行走不便的老妪、儿童直接投入焚烧尸体的火坑中烧死。1944年11月回日全面停止使用毒气杀人时，刽子手至少杀害了100 万人以上，其中90O 左右是犹太人，仅 1944 年 5—8 月被毒杀的匈牙利犹太人即多达40万人。此外，第一、二号库的使命也在继续，被送到这里的犹太人，被党卫军用皮鞭和枪托，再加上狼狗，驱赶进毒气室。他们的身体也是送到焚尸场火化。据苏联国家特别委员会和波兰调查纳粹罪行国家委员会调查统计，仅比克瑙分营，在开足马力的情况下，一日内最多可以处死6 万人。
即使对被大批处死的犹太人的尸体，敲骨吸髓的纳粹分子也还要进行最后的掠夺：妇女们的长发被剪下来，编制成绳索或坐垫；人皮被纳粹艺术家精心剥取下来，制成各种艺术精品；死者的金牙被拔下来，回炉炼制为金砖或金条；尸体遭火化后流出的人油，被无孔不人的专家加工成肥皂；甚至被害者的骨灰，也被刽子手们充分利用：刚刚开始，受害者的骨灰被认为属于废物，而抛人维斯瓦河与索瓦河中。从1943年起，集中营当局发现了骨灰的潜在价值，他们把未烧尽的骨头磨碎，出售给德国的施特雷姆公司，作为制作过磷酸钙的原料；或出售给德国农场主充当肥料。
1942年夏以来，由于从毒气室里送来的尸体经常超过焚尸炉的焚烧能力，集中营当局下令，继续使用原来的土办法焚尸：囚犯们遵照命令，挖成一批长25—30米、宽4 —6 米、深2 米的大坑，并在坑底挖沟以供通风之用。受害者的尸体用传送带运送到坑里，横一层、坚一层地交叉码好，再浇上煤油，随即燃起熊熊大火，把尸体烧掉。刽子手们经过反复焚尸，还发现了一些经验，即应把脂肪较多的妇女和胖人的尸体放在下层，而把瘦弱者和儿童的尸体码在上层，这样可以充分利用尸体的脂肪，加大火势，加快焚尸的速度。
比克瑙各个焚尸场中还设有尸体解剖室和死刑执行室。前者显然是供集中营内外的纳粹医生们进行科研之用。借调到比克瑙分营帮助党卫军医生进行“特别行动”
的医生克莱默，经常到这里寻宝，趁尸体尚未僵硬，剖开腹腔，取走心脏、肝脏、肾脏以及子宫、卵巢，从而解决了在原单位多年解决不了的难题。后者则是为对付那些觉察到纳粹的杀人阴谋、并敢于进行各种抗争的犹太人。刽子手最害怕他们揭露毒气室的真相，往往好言相劝，甚至做一些小的让步，避免他们扩大事态；再把这些人迅速带到行刑室进行“解释”，在这里用发声较小的手枪杀害，以免自己的阴谋为更多的受害者知悉，进行鱼死网破的暴动。这样的暴动，在比克瑙的焚尸场内确实发生过，而且不正一次。
三、其他杀人手段。
毒气杀人是奥营当局处死犹太人最普遍的方式，其它杀人手段还包括：对于企图逃跑的囚犯和犯有大过的囚犯，则有经常性的枪决和绞刑在等待着他们。至于因劳累过度造成重病或身体极其虚弱的囚犯，怀孕的女囚，尚不能参加劳动的幼儿，则被送人集中营医院特设的诊室，由党卫军的医生、护士给他们的心脏内用长针注入致命毒剂，使他们在几分钟内命归黄泉。对于犯了重罪的囚犯，不分男女，则使用活活烧死的残忍手段。奥斯维辛主营的7 号楼名义上是囚犯医院，实际上却是一个经常性地从囚犯中甄别挑选“特别处理”对象的转运站。在此被确定为需要“特别处理”者，除成批地输送到毒气室杀害外，大多数被零星地送进20号囚室，那里设有令许多囚犯心惊肉跳的死型注射室。凡是到7 号楼就诊的病人，一人院就被分成两大类：在纳粹医生看来，经短期治疗即可痊愈者，则给予治疗；其他人编人另一组，送到“注射室”进行“治疗”。不过，医疗的这种分类相当不科学，因为医生只要求病人脱光衣服，然后在他们身上扫上几眼，根本不进行任何诊断，连体温也不量。集中营当局采用注射的方法对病人进行“特别处理”，是因为这种方法简便、省钱、快速。被送人20号楼的囚犯，一进门就被护士扒光衣服；随后逐个被带进死型注射室，由党卫军的医生们给他们进行静脉注射。注射用的药剂是30％的苯酚溶液，剂量为致死的10—12CC；经过注射后，受害者需要经过20多分钟才会死亡。
集中营当局认为这种杀人的方法速度仍然较慢，不能适宜大屠杀的需要，因而医生们改进了杀人技术：他们用带有超长针头的注射器，刺人受害者的心脏部位进行苯酚注射。从此，接受注射者进入注射室后，就被接在类似牙科手术椅的注射专用椅上，由两名囚犯护士把他的双手分别摁在椅子扶手上，另一个护士用毛巾蒙住他的眼睛，并用力固定住他的头。这时，党卫军医生走过来，将长针用力刺进受害者的心脏，再把针剂推进去。受害者马上就失去知觉，不到一分钟就断气了。注射室的负责人是集中营医官、党卫军少校弗里德里希·恩特莱斯博士。他曾在4 天内，用长针注射的手法杀死了300 多个病人。平日给病人进行长针注射的主要是两名党卫军医士：党卫军二级突击队小队长尤赛夫·克莱尔和赫伯特·舍尔拜，辅以三四名德国、波兰的囚犯医生。酷好长针注射的克莱尔，常常认为医生们挑选出来接受注射的病人太少。因而，他在处死所有的由医生们选中的病人之后，还经常到医院去，亲自从候诊的病人群中再次挑选注射对象，即使那些仅仅受了轻伤的病人，也可能被他挑中。来自维也纳的犹太人赫波尔，仅仅因为腹部存在一条切除盲肠留下的疤痕，就被克莱尔送去进行死亡注射。经克莱尔用长针注射方法杀害的病人多达万人，他自己亲口供认的数字即达1200多人。他的两名囚犯助手特塞尔和潘辛格，也分别杀死了12000 和10000 名病人。这种残酷的治疗，使病人把医院视为畏途，他们有时宁可病死，也不愿登医院的大门。可是，凶残的克莱尔仍不肯罢休，如果在医院挑不出足够的病人，他还会深入各个国室，把不幸的中选者强行拉进注射室，—一把他们杀死。以至在很长时间内，整个医院到处充满了恐怖的气氛。1942年7 月到1943年2 月，是死亡注射的高峰期。每天上午，当班的纳粹医生都要到医院和各个囚室挑选体弱多病的男女囚犯，少时20多人，多时120 多人，而且不容拖延，当天必须到20号楼或13号楼的注射室进行注射。为此，集中营药房遵照医生们的要求，每隔几天就要往注射室输送苯酚，每次5 —6 磅，而对每个病人的注射致死量不过几十毫升。
1944年春天，为了实施对匈牙利犹太人的空前规模的大屠杀，加快毒杀和焚尸的进度，集中营当局把对元首忠心耿耿的党卫军中士奥托·莫尔派来担任比克瑙四大焚尸场的总负责人。他是个典型的纳粹狂热分子，奉行的座右铭如下：“命令就是命令，必须绝对服从。”即使是元首命令他烧死自己的妻子儿女，他也会毫不犹豫地立即照办。由于他对在焚尸场工作的囚犯和即将被送人毒气室杀害的男女囚犯异常的凶狠、残暴、粗野，囚犯们在暗地里都称他为“魔鬼”。他几乎没有常人的嗜好：喝酒、抽烟。嫖女人、去教堂礼拜……，人们见到的只是他无时无刻地肆意杀人。然而，说他全无嗜好也不是事实；至少他经常饶有乐趣地从事三样勾当：第一是想方设法地把人活活烧死。他刚一接管焚尸场，就对焚尸工作进行了大胆的更新，命令除使用原有的焚尸方法外，还要在场区内的空地上挖上许多大坑，以便在焚尸炉不敷使用时马上采用土法焚尸。莫尔的噢觉还很灵，没有多久，3 个月内被纳粹医生们挑选出来准备处死的匈牙利犹太人就达到40万人的空前记录，有时医生们一日内竟必须进行5 次挑选，接受检查的犹太人数高达2 万多。当源源不断的匈牙利犹太人行列走进比克瑙的八大毒气室时，奥斯维辛创下每天毒死16000 人的记录，是1943年同期焚尸数量的4 倍；而焚尸场即使24小时连轴转，至多也只能烧掉8000具尸体。于是，莫尔备下的焚尸大坑立刻火势熊熊，浓烟滚滚，成百上千具尸体被投入其中。莫尔积极主动地为司令官分忧，他把相当一部分等待进毒气室的候选者，分流到烟火弥漫的焚尸大坑旁边。对身强力壮的中青年，莫尔及其部下进行排枪扫射。把他们解决以后，再把那些走向焚尸场的步履蹒跚的老太太和幼儿，和颜悦色地请过来。或用糖果把他们引诱过来，待他们靠近了焚尸大坑，他便一把抓住他们，推人或抛人坑中，然后双手叉腰地站在一旁，欣赏他们垂死的惨叫。有时，他在集中营内发现了一些被纳粹医生进行了绝育试验后并丧失了生育能力的年轻女囚，她们从主营10号楼被淘汰到比克瑙女营。因为身体受到爱克司光强辐射或宫内反复注射的严重摧残，体质明显下降，变得周身伤痛，软弱无力，步履蹒跚。没等医生作出生死判决，莫尔就以分配轻工作为诱饵，主动把这些小姐骗到焚尸场，凶残地把她们一个个地推人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