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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43年下半年，噢觉敏锐的鲍曼和希姆莱就感到大事不妙，开始布置下属销毁罪证。为此，至少有一个名叫“101 特别行动队”的专门性组织奉命组建，其头目是党卫军少校保罗·布罗拜尔。他们的任务不是杀人，而是把1941—1943年春被4 个特别行动队杀害的上百万犹太人、和平居民的遗体挖掘出来并彻底焚烧掉。
随着苏军胜利前进的步伐日见加快，“101 ”也拼命加速工作步伐，他们甚至也雇佣了一批自认为靠得住的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和波兰人帮忙。孰料，这些人中的一部分竟成为后来在审判纳粹战犯法庭上指控他们的证人。到头来，“101 ”也未能全盘完成任务，只干完总量的1 ／3 。但这毕竟给取证工作造成很大困难。例如，纳粹分子焚毁了巴比雅尔惨案中大部分受难者的遗体，以至起诉书的提出受到延误。
但由于纳粹分子特别是党卫军到处杀人行凶，所设的屠场难以尽数销毁，被苏联执法部门发现了大量罪证：在乌克兰的罗夫诺地区，发掘出2000多个大坑，每个坑内掩埋尸体100 —10000 具；在拉托维亚首都里加郊区的比克尼克、伦布里两座大森林内，发现填满死尸的特深大坑几十个，总面积2800多平米，挖出被害者遗体近10万具。
到了1944年下半年，大势已去的纳粹屠户们开始全面销毁罪证。这次，工作的重点是各个集中营。灭绝营。鉴于玛伊达奈克集中营在匆忙撤离中，遗漏掉大量档案文件，为苏军所缴获；负责管理集中营事务的党卫军经济管理总局，一再对奥斯维辛等集中营下达命令，要求他们尽早行动，全面考虑，认真彻底地毁掉一切人证、物证。1944年8 月，奥斯维辛集中营当局即将一批设备和档案转移到远离战场的格罗斯——罗森集中营。1945年新年一过，奥斯维辛销毁罪证的工作已进入高潮。政治部、管理处、医院、医学试验室、焚尸场的所有文件、档案、名单、登记表、卡片统统被付之一炬。杀人近千的两个恶魔医生克劳贝格和舒曼，连同未经启用的人工授精设备，也被早早地秘密转移到拉芬斯布吕克集中营；对于在各个部门协助工作的女囚，借口打防疫针，把她们毒死了。对于最掌握纳粹分子杀人底细的焚尸场工作人员（几乎全部是犹太人），则不能按照惯常的办法于掉他们，否则会逼迫他们暴动。于是，他们大部分被“借调”到毛特豪森等集中营帮忙，在那里被杀害。
还有一部分，在奥营撤退时遭到枪杀。1 月下旬的头几天内，在借调来的党卫军工兵部队参与下，比克瑙焚尸场的4 座焚尸炉相继被炸毁。此后，集中营的大小官员和男女看守才撤离集中营。几天以后，党卫军的一个小分队，再次返回集中营，又杀害了一大批知情较多的男女囚犯。1 月27日，当苏军冲进奥斯维辛集中营及比克瑙、布纳两个分营时，他们得到的罪证只剩下仓库中的部分掠夺自囚犯的一批衣物，焚尸坑中的人油以及7600名奄奄一息的重病囚犯。由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档案材料荡然无存，就连在该营遇害的囚犯人数，盟国调查人员都难以确定。但仅仅根据纳粹分子撤退时未及销毁的长发，专家们断定这些头发至少取自14万名受害妇女。纽伦堡审判时，法庭使用了苏联方面提供的数字——400 万；50年代初期，以司法界权威达维多夫斯基教授为首的波兰国家调查纳粹罪行委员会确认的数字则为550 万。
直到60年代，这一数字仍在不断变化中，波兰政府最终确认为150 万以上。这样一来，对奥斯维辛集中营各个纳粹战犯的身份确认，主要依靠集中营内幸存囚犯提供的数字及犯罪事实。至于德国（包括奥地利）境内的各个集中营，如达豪、贝尔森、拉芬斯布吕克、弗洛森堡、毛特豪森、布亨瓦尔特等，由于它们大部分是由美、英盟军解放或是通过囚犯暴动自行解放的，纳粹战犯几乎悉数就擒，档案文件也大部被缴获。解放集中营时最为顺利的当属贝尔森集中营，司令官克拉迈和他的情妇、副长官伊尔玛·格蕾泽当时正在饮酒作乐，不意美军部队好似自天而降，尚未反应过来，已被带上手铐。其他要员，如副长官赫斯勒、女营看守长伊丽莎白·福肯哈特、党卫军医生克来因以及50多名党卫军女看守、200 多名男看守，几乎无一漏网。
营中的档案文献，也尚未进行多少破坏。因此，对这些集中营的纳粹战犯，比较容易定罪。
另一方面，盟国的军事情报机关、被占领各国的抵抗运动组织，甚至被关押在纳粹集中营、灭绝营中的许多囚犯，也为调查战犯罪行、确认战犯身份作出了重大贡献。值得提出的是奥斯维辛集中营中囚犯们建立的的国际抵抗组织。其成员在极为艰险的条件下，编制了该营罪恶活动大事记，给每一个主要的党卫军军官建立了罪行档案；甚至在敌人的严密监视下，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抵抗运动组织成员大卫·斯莫列维基，在刽子手莫尔的眼皮底下，将微型照相机夹藏在表层正燃烧的沥青堆底部带人焚尸区，巧妙地拍摄了纳粹看守驱赶大批被迫脱光衣服的匈牙利犹太妇女进毒气室和在林间空地上焚烧上千具被害者尸体的场面，从而为审判霍斯、莫尔等战犯提供了确凿的罪证。就连被集中营当局视为核心机密的绝育试验场所——10号楼内，也有饱受摧残但经历九死一生而幸免于难的少数女囚登上了纽伦堡法庭的控诉席，以亲身经历揭露了克劳贝格、舒曼、维尔茨等恶魔医生的骇人听闻的罪行；居住在巴黎的犹太妇女豪泽尔即是其中之一，她下腹部不止一条的深重手术疤痕，使得再能言善辩的纳粹战犯，也只得俯首认罪。
至迟从1942年起，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囚犯们就建立起以波兰政治犯约瑟夫·西伦凯维奇等人为首的秘密抵抗组织，人员遍及奥斯维辛主营、比克瑙第二分部、莫诺维茨第三分部的各个角落，从工厂、工地到农场，从毒气室、焚尸场到医院，从秘书处到司令长官的家中，甚至在被纳粹分子视为核心机密的活人试验室——奥斯维辛主营10号楼内，都分布着抵抗运动的秘密成员。抵抗组织的领导集团（其中大部分是共产党员和苏军战俘）暗中教育男女囚犯，不要只看到焚尸炉每天都在吞噬几千人的生命，也应看到纳粹分子伤天害理、灭绝人性，他们必然会引起全世界人民的愤怒和惩罚。我们就是牺牲了，也要千方百计搜集他们的罪证，为以后把他们送上断头台作好准备，决不能让他们逍遥法外。当着德国法西斯军队在斯大林格勒战役遭到惨败的消息悄然传人集中营以后，广大囚犯更觉得有了盼头，同敌人斗争的信心和勇气倍增。他们每人每天秘密记录下敌人的一举一动，每一件罪行；给每一个党卫军官兵、医生护士甚至为虎作怅的“卡波”建立了罪行档案。正是靠着许许多多无名英雄的奋斗和机智，集中营内纳粹分子中谁的罪恶已达到战犯标准，谁已接近战犯的边缘，盟国审判人员基本上心中有数。主要凭借抵抗运动成员们一点一滴搜集的材料，二战后波兰调查纳粹德国战争罪行委员会竟出版了一部长达上千页的澳斯维辛集中营大事记》。所以，1947年波兰政府组织的华沙和克拉科夫奥斯维辛集中营审判，进行得相当顺利。翔实、系统、确凿的罪证在手，不怕纳粹战犯不老老实实地低头认罪。1944年春天，纳粹德国由于在各条战线接连败北，而大大加快了灭绝犹太人的进程。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抵抗组织获悉这一重要情报后，决定派两名同志设法逃出，把他们掌握的第一手材料，报告匈牙利犹太人组织和国际犹太人组织。最后选中的人选是尤里卡（真名维克多·罗申）和菲尔斯，他们都是年轻的斯洛伐克人。尤里卡从1942年6 月被关进奥斯维辛，他首先做清理囚犯物品的工作。担任这一工作的小队设在奥斯维辛主营。每当有装载囚犯的军列开到，清理小队就被派去接车。他们先把车厢里的尸体拖走，再把车上的所有行李分类堆放好；然后，再去收缴那些被送进毒气室的大部分囚犯的行李物品，分别装进各个专项仓库或直接运往德国。在10个月时间内，他全部在现场工作，得以把每趟列车的发车地点和车上人数—一记在心中。1943年6 月，尤里卡被调到比克瑙分营，担任囚犯情况的登记统计工作。这项工作使他有机会同新人营服苦役的囚犯个别接触，从而得以了解集中营各方面的详尽情况，还可以通过新到囚犯手臂上刺下的号码，推算获悉受害者的总人数。尤里卡的公开身份，也对他掌握全营囚犯的综合状况提供了便利。集中营当局委派给他的任务是定期地把囚犯登记处内囚犯登记情况统计汇总，然后上报给奥斯维辛主营的政治部。这样，他就可以把官方统计和私下了解两方面结合起来，掌握关于不断运抵奥斯维辛的犹太人总数量的相当准确的第一手情报。作为登记员，尤里卡每天有权在比克瑙营区各个区段之间自由往来。他经常随身携带纸。笔，借登记之机，走进捷克犹太人家庭集中营内，隔着铁丝网与捷克犹太人悄悄地沟通情况，交流信息。每当政治部决定屠杀某个营舍囚犯的前两大，党卫军看守就会对该营舍实行宵禁，并把根据号码准备处死的那些囚犯转移到尤里卡所在的隔离营内。面临死亡的囚犯往往能无所顾忌地向尤里卡提供大量极有价值的情报。菲尔斯也是一个掌握集中营大量情报的登记员。他所在的分营内设有行刑场，每天纳粹刽子手在那里枪杀、绞死和打死囚犯。作为登记员，他可以从刑场直走到停尸棚，纳粹的屠杀情况都被菲尔斯记录在案。这两个有心人，在无形之中把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