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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护士造成额外麻烦的病人、聋哑病人、正在发病的病人、妨碍他人的病人、不遵守纪律的病人，甚至包括被医务人员厌烦的病人。此外，曾经逃跑又被抓回来的病人以及那些发生过不正当性关系的病人，也属于被尽先处决的对象。
被医生们选中的病人很快被护士们带进处决室进行治疗。他们被医生、护士们强令大量口服药或接受注射、灌肠。十几分钟至多个把小时，毒性发作后，被害者便成批地死去。大部分尸体被一丝不挂地草草运到公共墓地，也有一部分被送往法兰克福的火化场焚尸。以后，刽子手认为外运尸体有可能暴露事情的真相，于是决定在本医院内建立焚尸场。但是，这一工程尚未完工，苏军已于1945年1 月29日解放了该医院。这个名为医院的屠场究竟杀害过多少病人，恐怕谁也讲不清楚了。只知道，1939年9 月以前该医院收容病人900 人，战争爆发后的收容病人数量骤增到2000多人。专家们凭借残存的一小部分医院文件推算，最保守的数字也达到6991人，是该院收容病人最大量的几倍以上。以后，根据德国司法部门的估计，该院被杀害的病人数量超过1 万人。
哈达马尔医院是唯—一家在“安乐死”计划第一阶段使用毒气室处决病人并在“任意”安乐死屠杀行动中继续使用药物屠杀病人的医院。该医院由黑森一拿骚省医疗护理机构的总负责人弗利茨·贝诺塔特负责。它与另外两家医院——艾希贝格医院和卡门霍夫—伊德斯滕医院一起，构成一个疯狂吞噬生命的特大屠场。哈达马尔医院不仅接受从包括汉堡在内的德国各个城市运送来的残疾病人并加以杀害，而且它还是一个屠杀其他种受害者的处决中心：贝诺塔特在哈达马尔建立了一个专门屠杀带有部分犹太血统的健康儿童的特殊病房；但是，该医院最重要的罪行还在于它屠杀了数以千计的患病的东欧劳工。
大量屠杀东欧劳工，是纳粹德国卫生当局从1944年开始的，受害者包括男子、妇女和儿童。由于劳动和生活条件极其恶劣，数以万计的东欧劳工染上各种各样的传染病——其中大部分是肺结核——而丧失了劳动能力。纳粹德国不肯把他们送回家，因为他们的家乡大多被苏军解放；纳粹德国当局也不愿把他们送进早已人满为患的各个德国医院。有鉴于此，德国医务部门的领导人作出决定，将所有患上肺结核的东欧劳工统统处决；由T —4 组织完成这项任务。1944年9 月6 日，帝国内政部通知所有的地方政府，必须将由于精神疾病而无法劳动的东欧劳工接到指定的各个地方医院。11个被帝国内政部指定的医院包括东、西普鲁士和瓦尔特兰地区的蒂根霍夫医院、巴伐利亚的考夫布伦医院。奥地利的毛尔一奥林医院、黑森的哈达马尔医院。
从1940年回月到1941年8 月，共有14名年轻的纳粹医生效力于各个处决中心。其中有4 人担任主管医生：恩斯特·勃姆哈德、伊姆弗里德·埃贝尔、鲁道夫·洛劳尔和霍斯特·舒曼。由于在1941年夏即脱离T —4 而加入海军，后来又丧生于战火之中，伯姆哈德看来是战争罪行最轻的一个，而且也无须劳盟军司法人员的大驾去审判他。另外的3 名纳粹医生则属于罪恶累累。杀人如麻的那一类。埃贝尔一开始主管勃兰登堡处决中心，后来又调到贝恩堡；洛劳尔则负责哈尔特海姆；至于舒曼，他开始在格拉分内克处决中心，后来又调到住恩施泰因；再往后又成为奥斯维辛和拉芬斯布吕克两个集中营的医学刽子手。其他10名医生则是4 位主管医生的助手，分别在各个处决中心效命。在哈达马尔处决中心工作的弗里德里希与京特·亨内克后来离开T —4 任职，丧命于东线战场；库尔特·施马伦巴赫曾长期在T —4 任职，日后也亡命于战火。其它7 名幸存的医生在二战结束后，都面临着审判：库尔特·勃尔姆、海因里希·本克、克劳斯·恩德鲁维特、汉斯一博多·格加斯、格奥尔格·雷诺、阿奎林·乌尔利希和埃沃尔德·沃斯曼。他们当时都非常年轻，最大者只有33岁。
令人难以想象的是，不是少数几个而是一大批女医生、女护士积极参与了T —4 杀人行动。其中至少包括：乌什茨普林格医院主管医生希尔德嘉特·维斯、梅舍里茨一奥布拉沃尔德医院主管医生希尔德·维尔尼克。卡门霍夫医院主管医生玛蒂尔德·维勃尔、巴伐利亚的安斯巴赫医院主管医生伊蕾妮·阿萨姆一布鲁克穆勒。维也纳的安斯皮格尔格伦德医院高级医生芭芭拉·维勃拉克、格拉芬奈克处决中心的负责人之一玛尔塔·佛泽尔医生、艾希堡儿童处决中心护士长海莱娜·许尔克。她们都曾指挥、部署、指导甚至直接从事以医学手段杀害重残病人甚至儿童的罪行，均已堕落为够格的乙级或丙级战犯，也都受到过盟国或德国本国法庭的审判。由于不掌握有关她们相貌的确切资料，作者不便将她们列人第十章作为美女蛇加以论述。
第八节 医生刽子手们的结局
应该说，至迟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纳粹医生中罪行属于顶尖级的战犯，已悉数受到应有的惩罚，无一漏网；而T —4 医生、集中营医生和其他领域的犯罪医生（如使用大批被杀害的囚犯的脂肪工业化地生产肥皂），受到惩罚（包括重罪轻判）的只是大多数，相当一部分纳粹医生负案在逃（如门格尔、舒曼、科尼希等），个别人的下落至今仍不明了。
负责策划、组织、监督帝国范围内医学犯罪活动的纳粹医生首领，大部分在美军占领当局组织的第二次纽伦堡审判的“医生审判案”中受到法办，（见第五章第四节），而其他4 人的下场是：内奥纳多·康蒂和厄尔诺·罗令（党卫军经济管理总局卫生局长）在战后结束不久即畏罪自杀，保罗·尼彻于1946年被德国东部民主势力抓获，先判处死刑后改为终身监禁；维尔纳·海德是最后一名落网的首犯。他于战后隐匿到中东，改名萨瓦德，并归皈了伊斯兰教。但是，上帝之鞭于1959年还是降临到他身上：西德执法机关经过长期追踪，将他引渡回本国受审。1964年，自感罪孽深重的海德医生在狱中选择了自杀的方式结束了其余生。
一、T —4 医生的下场在纳粹医生大展淫威的6 个大型处决中心中，医生战犯的罪行被披露得最早、最充分的是哈达马尔。其他5 个处决中心的罪恶全貌，长期未能得到充分、彻底、系统的揭露。例如，直至1964年，勃兰登堡处决中心的14名T —4 护士才被送上法庭受审，这些“果酱杀手”的隐密杀人行径长期不为世人所知。
哈达马尔屠杀中心的2 个杀害病人最为凶残的纳粹医生高尔加斯和瓦尔曼于1947年被判处死刑，他们M 人亲手杀害的重残病人均在1500人以上。但死刑未及执行冷战即已开始，他们得以改判有期徒刑。
鲍姆哈德、施马伦巴赫在战争结束前即已死去；罗瑙尔、埃贝尔自杀，施泰因梅耶尔和米勒医生在战后畏罪自杀；贝尔那和乌尔利希失踪；勃纳逃到阿根廷，从此下落不明。维斯和韦伯两个医生在1947年被判处死刑，不久分别减刑为6 年和9 年监禁。1948年，T －4 医生托特和泰尔通过篡改文件和拉拢证人，使德国科布伦茨地方法院宣判他们无罪释放。T —4 医生伦茨和帕勒曼也使用同样手法逃脱了惩罚。普菲缨勒医生由于杀害大批的患病儿童，于1947年被驻德国美军的一家法庭判处死刑；然而1949年同一法院又宣称他之所以杀害儿童不过是奉命行事，因而改判他6 年徒刑。T —4 医生伦诺于1963年在法兰克福克北部被捕，1975年开始受审判。令众多受害者愤慨和令人大惑不解的是，T —4 行动的主犯之一的卡泰尔。吉恩、海因茨、维茨勒等教授战争结束后，一直安静地在德国生活着，根本没受到惩处，连审判也不曾触及他们。
二、各个集中营的纳粹医生的下场在各个集中营审判中，许多纳粹医生都被定为主犯或至少是重犯。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策划、组织或直接参与了挑选囚犯甚至犹太婴儿，强行摘除囚犯性器官、强制绝育、强制人工流产，对大批囚犯进行惨无人道的活人试验，甚至参与策划对囚犯实施大屠杀等严重罪行。因此，在冷战爆发之前，无论美、英、苏军军事法庭或其他盟国法院，对缉拿归案的纳粹医生往往判处死刑或长期囚禁。
在美军占领当局举行的达豪集中营、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及医生审判案中，以人工感染疟疾、黄热病残害囚犯的医生克劳斯·谢林于1946年被美军执行绞刑；该营皮肤病研究所长密勒·安德雷阿因电击杀害1 万名少女、少妇剥取人皮被处决；主任医官特列宾斯基因以注射毒剂杀害大量女战犯，另一名主任医宫维尔德马尔·霍芬因从事极不人道的人体试验被执行死刑；以强行切除男囚睾丸和阴茎而臭名昭著的纳粹医生海因茨·鲍莫科泰被判处无期徒刑（后减刑）。参与杀害德共领袖台尔曼的纳粹主任医官希特劳茨基（也曾从事“挑选”和人体试验）被处决。
在波兰司法部门审判的纳粹医生中，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约翰·保罗·克莱默、弗里德里希·恩特莱斯被判死刑；（该营医生海因茨·蒂洛被美军处决，霍斯特·菲舍尔被民德高级法院处决）。玛伊达内克集中营主任医官布兰克和医生林德弗莱什因参与策划1943年11月3 日屠杀18000 名犹太人的“感恩节大行动”被处决。
英国军事法庭则将把 162名孕妇和哺乳期产妇赶进毒气室的纳粹医生文克尔曼执行死刑。
被苏军抓获的纳粹妇科专家，曾在奥维辛和拉芬斯布吕克集中营对七千名左右的犹太、吉普赛女四强制绝育的卡尔·克劳贝格被判处25年监禁（后减刑）。
冷战爆发后，在押或在逃的纳粹医生们也交了好运。恶魔医生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