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腿，变成终身的残废。不久，被选中的女因就接到去集中营医院外科报道的命令。医生们告诉她们，她们已患有骨髓炎、股骨头坏损等重症，如不及时治疗，肢体就有可能瘫痪或残废。为了她们自身的利益，必须尽快动手术。紧接着，她们就被送上手术台，意想不到的是，终生难忘的苦难由此发端。后来，幸存下来的受害者控诉说：“经常给我们做手术（实际上是任意宰割她们）的是两个医生，格布哈特主刀，欧勃霍泽辅助；时间不太长以后，欧勃霍泽人了门，她就自己主刀，由两个男医生特雷特和菲舍尔打下手。”由于欧勃霍泽迫切希望早日充当独当一面的外科专家，她参加手术最积极，做手术的次数也最多。
作为手术护士参与过多次取骨一接骨手术的党卫军女护士格尔达，战后在“医生审判案”受审时供认：“格哈德和欧勃霍泽为了掌握病人接受手术时的真实感受，往往在手术前拒绝使用麻醉剂，使女四们突然遭受刻骨铭心的疼痛，她们的尖声惨叫，使手术室之外的医生护士们也感到胆战心惊。”受害者在法庭上愤恨地控诉：“格哈德和欧勃霍泽这两个魔鬼，故意使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受折磨。我们的伤口还没愈合，他们就把不干净的的木条和碎玻璃条往伤口里狠命地钻，顿时让我们感到钻心般的疼痛，全身淌汗，衣服和被单都湿透了……。欧勃霍泽还利用换绷带之机滥施淫威，猛地撕开绷带，把血淋淋的皮肉一起带下来。谁因为痛喊得声音越大，她就撕得越带劲。”被接骨的女因还算不幸中的万幸，因为纳粹医生们要通过她们的肢体观察手术效果，故此她们能够较长时间地活下来，伙食也相对可口一些。至于那些贡献出骨骼的女“病人”，一旦骨骼被截断、取出，她们的生存价值即告消失。所以，主刀医生很快会下命令，把她们送进灯光昏暗的32号房间——后来许多女囚才发现这里乃是通往地狱的人口。不给饮食，更不给治疗。夜深入静之时，欧勃霍泽就带着党卫军护士长伊丽莎白·玛赛尔，像幽灵一样来到这里。一把拉起已经半死不活的妇女的手臂，强行注射进大剂量的毒药。被送到32号房间的女囚，没有一个活着走出来。“欧勃霍泽，你这个恶魔，还我的女儿”，在医生审判案进程中，一个来自斯洛伐克的茨冈妇女声嘶力竭地哭喊着。1943年她带着8 岁的小女儿被关进拉芬斯布吕克。几个月后，从柏林来了一个吉普赛人种女专家爱娃·尤丝丁，由欧勃霍泽陪同来到她的囚室。她们发现了这个小女孩，异口同声地说她是什么好材料。接着不容分说把女孩带去硬性做“妇科检查。”检查进行了好几天，女孩被抬回来时已不能行动。她断断续续地一再说明，那两个凶狠的女医生，揪着她的头发，把她按在床上，反复给她的身体各部位拍照。以后，用很长的针刺进阴道，还用刀剖开她的小腹。她好几次疼得昏了过去。没过几天，女孩就死在母亲的怀抱中，内裤几乎全被鲜血染红。看到她整天哭哭啼啼，一个党卫军女护士禁不住走来“安慰”她：‘其实，我们的医生并没打算弄死你女儿，你们又不是犹太人。医生只是摘除了她的卵巢拿去研究，谁让你女儿太娇嫩，人家那十几个大一点的女孩都还活着。“被迫在女国医院担任辅助工作的苏联。波兰、捷克的女医生还证实：欧勃霍泽还积极地贯彻执行纳粹当局对犹太人的灭绝政策，当然，她用的不是冲锋枪和毒气，而是用注射针、手术刀等。一听到哪一个女囚快分娩了，欧勃霍泽就会不请自到。但她不是来助产的，而是要注射毒剂扼杀新生的婴儿。在劳动力不太紧缺时，欧勃霍泽一发现女四中的孕妇，就毫不犹豫地叫来看守把她送到一间”预备室“暂时贮备起来，待人数达到一定规模，再统一用卡车送到贝恩堡一起灭绝。以后，劳动力出现短缺，这位女医生就采取留下母亲、除掉婴儿的办法。她会采用宫内注人流产药物，敲打、挤压腹部等非人道的疗法，企图使孕妇生下死婴。倘使婴儿仍顽强地出生，女医生马上就会给他注射毒药，让小生命浑身青紫、窒息而死。罪行与欧勃霍泽类似的，还有一名党卫军女医生——格尔达·容塔克，党卫军两任护士长玛格丽特·霍夫曼和伊丽莎白·玛塞尔，但她们均不如前者那般残忍冷酷，因而知名度也不及前者。
说实在的，欧勃霍泽事业有成，却情场失意。倚靠少有的美貌和令人羡慕的医学博士学位这两笔雄厚的资本，她婉拒了不知多少个追求者，其中有党卫军上校，有中央保安总局的某局副局长，也有西门子公司的部门经理；即使风度翩翩的死亡大使门格尔，一次想对她动手动脚，也遭到她当众严厉斥责，简直无地自容。她的心目中，有地位的只有3 个人：元首，听到元首逝世的噩耗，她一连几个小时地哀号，她觉得世界不复存在了，地球行将毁灭，人类的末日到了。她遇到了一个从前的长辈和老师，见面后劈头就骂：“你这头蠢猪”。她永远也不能原谅他，因为他参与焚烧了元首的遗体，虽则她也知道他是奉元首本人的命令才这样做的。第二位是党卫军帝国司令官，她常常喃喃地说：“我们的海因利希”，这倒出了发自内心的呼声。同不少年轻美貌的党卫军女官兵一样，她暗自希望有朝一日能与自己心目中的大英雄朝夕相处，永不分离。在她随身携带、须臾不离的乳白色挎包中，保存着一件比什么都珍贵的物品：1942年希姆莱视察拉芬斯布吕克集中营时同女党卫军官兵的合影。而她，有幸被帝国司令官叫到身边，亲切地问长问短，还一笔一划地记下她的名字c 这是多么令人神往的难忘时刻呀。第三位则是比较现实的情人——这次不是单相思，是她崇敬的导师卡尔·格布哈特。她的杀人理论和杀人技巧，有相当一大部分得益于此君的言传身教。尽管他长她近十五岁，她却觉得他身上没有一处不令人满意之处。她认为，在他身边工作，是自己三生有幸。遗憾的是，自感德高望重的格布哈特，不打算同自己的结发妻一刀两断，她也就不得不继续充当这种半是助手半是学生，同时又兼秘密情人的微妙角色，随时听从他的召唤，从拉芬斯布吕克又来到霍亨利欣医学研究所，她的格哈德老师是这里的主宰。她从内心深深地嫉妒那些各方面条件不如自己，却早早过上美满的家庭生活的女同事、女同学、女朋友。最典型的一个就是同在一个医院工作的另一个纳粹女医生格尔达·维根德。
不，人家现在姓容塔克了，比自己资格更老的纳粹医生容塔克已经娶了她。满腔的无名怒火和仇恨，最后统统发泄在那些丝毫没有阻碍她的运程的女囚身上。后来，格氏在纽伦堡医生审判案中被判死刑并执行绞刑，先她而去，使她更觉孤独，感到在世上无依无靠。直至她在纽伦堡受审，人们还是称谓她欧勃霍泽小姐。
在1947—1948年举行的纽伦堡医生审判案的23名被告中，欧勃霍泽荣幸地成为唯一的的女性，也是量刑中法官们争议较大的一个被告，她被控对拉芬斯布吕克集中营六七百名女囚的非正常死亡负有直接或间接的责任。面对几十名受害者声声泪、句句恨的证词，面对连她的同伙——党卫军医生和护士也无法庇护的事实，她几次感到末日来临，死神的召唤近在咫尺。她当年的助手、党卫军医生菲舍尔在法庭上发誓说，1942年冬，他亲眼看见欧勃霍泽给十几个女因注射过致命的针剂，其中至少有一种是柴油，因为他噢到了气味。注射后三五分钟，那些妇女全部倒在地上，嘴角和鼻孔淌出鲜血，再也未能醒过来。揭露她给未成年的吉普赛女孩做过绝育手术的，则是党卫军女护士格尔达。好几个法官主张判处欧勃霍泽绞刑；但也有其他法官指出，她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依照格布哈特、希特劳斯基、特罗麦尔等长官的命令与指示进行的，只是一个从犯。欧小姐也自我辩解说，她执行命令是认真的，但从未有过头的行为。例如，上级要求处死一切犹太婴儿，她当然一五一十地照办了；但上级没有要求处死吉普赛儿童，她便没有杀害他们，充其量是给他们做绝育手术。在关键时刻，一名曾证实她一次挑选了30多个重病女囚进毒气室的集中营幸存者，在尚未完成书证前，即因集中营后遗症死去，造成这一罪行死无对证的场面。
最后，她沾了女性的光，法官们不能不考虑这一层，判处她仅次于死刑的重刑——20年监禁。
冷战使幸运又一次光顾欧勃霍泽，由于美国占领当局蓄意开脱，以及她的一些故旧的疏通，她坐牢7 年后即获释放。由于得到由克拉伏特等漏网战犯盘踞的联邦劳动部的推荐，她不是作为女战犯，而是作为被盟国推迟遣返归国的战俘来求职，并将优先得到就业的机会。她回到故乡一德国荷尔斯泰因一什勒苏益格州，到主管部门哭诉自己的境遇，年已4O多岁，依然孤身一人，无依无靠。其实自己也没犯多大罪过，只不过给犹太、茨冈女囚看病时漫不经心，发生了几起死亡事故。所以，希望长官给一碗饭吃。“你打算搞什么工作？”主管官员显然被她打动。“当然是行医啦，我23岁就拿到了医学博士，哪一科的病都能治好。”“好吧，让我们研究研究。”几个月以后，欧勃霍泽兴冲冲地拿到了儿科医生的行医执照，并选择了在该州东北部的普伦市施托克镇一个风景秀丽的湖旁，修建了一家诊所，在这里未受任何干扰地工作了三四年。居民们只是称颂她对患病儿童如何认真、负责、尽心，而没有人去追究有关她在集中营里残杀病人的种种传闻。欧勃霍泽心中暗喜，觉得终于躲过了苍生的眼睛。可是，欧小姐高兴得早了些。她不想追忆往事，而欧洲各国却有千百双满怀深仇大恨的眼睛一直在盯着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