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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法庭，当然，就凭她那一头银发，法院就不一定判刑，只需令她在世人面前显现出纳粹战犯的庐山真面目也就足以了。“蛋”也给割下来了，你也真够狠的。“”住口，你少听那些胡说八道。“要不是玛丽安娜大吼一声，表妹还不知会问些什么令人难堪的问题。三思而后，她决定经商，开过食品杂货店，也开过鲜花礼品店。就凭这么一个顺理成章的决定，人民法庭竟确认裘尔克能够深刻悔罪，已经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于是决定不再起诉她。从而，她怡然自得地度过了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原以为今生不会再有人纠缠自己过去的老账了，不意在世纪之交还是被送上法庭，当然，就凭她那一头银发，法院就不一定判刑，只需令她在世人面前显现出纳粹战犯的庐山真面目也就足以了。
第六节 玛格蕾特·顿科夫斯基——以杀害病人为己任
她生于1911年，与死亡大使尤塞夫·门格尔是同龄人。她一个人就亲手杀死了220 多人，比门格尔还要多，足以登上T —4 护士的杀人吉尼斯记录。但她杀人从不使用刀枪，也几乎不使用毒气。她喜好使用地地道道的医疗手段，以注射器、灌肠器和穿刺针作武器。所以，案发后，舆论界用“果酱杀手”一词来称呼玛格蕾特和她的同伙们。
1964年她在法庭受审时，竞一再对自己的杀人罪行进行表白：除去强调自己杀害病人是根据女医生玛蒂尔德的命令执行的以外，还强词夺理地说：“我是带着爱心给他们治疗的，真正让病人实现了无痛死亡……而且，从不强迫病人接受治疗……他们反正注定要被杀死，在我手里安乐死去，总比在集中营里受罪死去或者枪毙强得多。”
从下面两个事例中，人们就可以发现她的一片“爱心”。对于发生在1944年盛夏那个晚上的事，玛格蕾特很没有兴致去追忆，但法官还是给她讲述了故事的梗概：那天下午，一辆卡车运来了46个波兰、捷克的青年男女劳工。由于长期过度的劳累，加上营养不良，心情郁闷，他们成了肺结核患者。监督劳工的盖世太保闻知此事，马上按照既定方针，把他们集中起来，送往“定点医院”去接受治疗——也就是秘密处决的委婉说法。这些青年，个个身体瘦弱，有气无力，不断发出阵阵咳嗽声，有些人还咳出团团鲜血。“明天再给他们体检吧”，不知是出于怜悯还是厌恶，值班医生勃德曼不想马上解决他们。可是，当年女护士中的大美人玛格蕾特，却想在此时有所作为，露上一手。当她弄清勃德曼对青年劳工并无特殊感情后，凭借代理护士长的身份，拉上3 个T —4 护士，又叫上一名经常给护士们帮忙、一心想要当护士的女清洁工，神秘地向她们交代了任务，分发给每个人注射器和已经她精心配制的毒剂。玛格蕾特还特意交代，对这些该死的东西态度一定要和蔼，千万不要引起他们疑心和反感。反正他们只能活几个小时了。说到这里，5 个姑娘一起笑出声来。打开注射楼的大门，玛小姐把4 个同伙分配到4 间注射室，并再三嘱咐，一定要分开给他们打送命针，每次只进一个病人；必须要等她自己把注射完毕的病人送到休息室安排好，才能给下一个注射。她带上大口罩，来到青年劳工的临时宿舍。“姑娘们，小伙子们，实在抱歉。你们的病情比较厉害，院长担心耽搁了你们的病，所以叫我们加班，给你们初步治疗一下。时间不长，一个多小时。真不好意思。”一个小伙子打开门，本来一肚子气。可一看到是一位热情、温和的美貌小姐，不由得露出笑容。没等他张口，护士小姐又补充道：“你们在别处可能受了不少委屈，但我们医务人员不会这样对待你们。现在去打针，防止病情扩展，明天还要打”点滴“。”“再往后呢？”“送你们去疗养院啊。”“你们跟党卫军到底不一样。”小伙子颇有感触。“走吧，早打完针也好早点休息。”女护士关切地说。几乎没费什么事，46个青年男女都顺从地来到注射室。“你们先打针吧，小伙子们，你们总比姑娘更勇敢些吧。”护士长又热情地提出建议。女劳工们于是来到院子里，坐在石凳上候诊。“别着急，护士们要调换针头，防止交叉传染。另外，针剂的多少也必须搞准，多一点都会出危险。”听到护士们如此负责，小伙子们各个流露出长时间不曾表现出的满意神情，他们怎能设想，自己正在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中越陷越深，最后的结局是死亡。而这一切的主谋，就是那个貌似极富爱心的美女蛇。午夜已过，所有的青年男女劳工都被已注射过，他们静静地躺着，再也不会起来了。玛格蕾特手持一个粗大的注射器，她还要“查铺”，给没有断气的再补一针。她把手按在每个人的胸口，要是还有微弱的跳动，就接着继续治疗。突然，一个小伙子猛地睁开眼睛，用力抓住护士长的白大褂，使劲往下揪，吓得玛格蕾特大叫一声，急忙朝外跑，注射器也掉在地上。
还有一件事也表明了玛格营特的心地是怎样的险恶。那是一次例行的巡视。一走进儿童病室，她就听到护士安卡的呵斥声和一个男孩的哭叫声。原来，安卡奉医生阿奎林的指示，给这个门岁的男孩灌肠，她已经在灌肠液中掺人毒剂。可是男孩好象洞悉了她的阴谋，说什么也不接受治疗。安卡急了，打了他两个耳光，他还是又哭又叫，死活不顺从。“安卡，你走吧”，玛格蕾特沉下脸来。“她就是不好，会把你弄痛，对不对！”她安慰起男孩。“不灌就不灌，阿姨给你讲故事吧。你喜欢听小红帽，还是白雪公主，要不，讲七个小矮人？”讲完一个，接着又讲了一个，男孩很快就喜欢上了护士长阿姨。“阿姨，其实我不是不勇敢，我就是不喜欢刚才那个阿姨，她就会打人骂人。现在，你给我灌肠吧，我不会再哭喊了。”“真是乖孩子”，玛格蕾特顺势把橡皮管子插人男孩的肛门，调快了阀门，毒液迅即流进他的肠胃，又进入全身血液中。看着男孩的精神越来越萎靡，呼吸急促，脸色变青，她脸上显出得意的神色。确信男孩已经毙命，她这才狞笑着拔出橡皮管子。“又消灭了一个犹太崽子”，她长长舒了一口气。如此处置苏联、东欧各国的患病劳工，“治疗”病儿，她已经记不得准确次数了，五六次总是有的。
算来该着玛格蕾特福大命大，她的上述“T —4 行动”如果在 1949 年之前被揭露出来，她很可能和她的诸多女同行一样，——诸如拉芬斯布吕克集中营的党卫军护士长伊丽莎白·玛赛尔，贝恩堡处决中心的护士长凯特·哈克巴特等人，走向绞架；然而，现在已是1964年，死刑早已废除了，许多受害者已经死去了，人们对战犯的仇恨也不那么强烈。倒是有些人为已经53岁的玛格蕾特及其62岁的同案犯露易丝·艾哈德等说好话，她们毕竞都是些老太太了，最年轻的一个年龄也过了48岁；战后也不曾再闹事，况且苦主也大部分不在人世了。恐怕有些法官也同情玛格蕾特一伙，他们赶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审判案宣判之前结了案，玛格蕾特仅仅被判8 年监禁，对其他T —4 护士的处罚就更轻。被许多传媒渲染多时的“果酱杀手案”于是即告收场。
第七节 凯特·哈克巴克——启动毒气阀成批杀人
1945年12月，在英国军队占领下的德国小镇贝恩堡郊外的一片空地上，全副武装的军人戒备森严。还在几百米之外，就设置了阻止行人通过的路障，并配置了警卫多人；胳膊上佩带着特殊臂章的宪兵往来巡视，随时盘问或带走形迹可疑的人。
今天，要处决两名纳粹战犯。伊姆弗里德·艾贝尔和凯特·哈克巴特。前者是一个高个子的奥地利人，40多岁，带着一脸满不在乎的神情，从囚车上走下来。后面一个是个最多二十七八岁的妇女，中等身材，满头金发，高鼻大眼，线条分明，体态丰盈。她满脸沮丧，步履蹒跚。忽然，她跪在地上，大声求饶，又哭又喊。一阵排枪齐射，两具尸体躺倒在地。“可惜了，挺漂亮的一个德国妞”，一个嘴唇上还没长出胡须的士兵喃喃地说。“可是她把几万个病人送进了毒气室。”他的长官立即把他顶了回去。这两名战犯是贝恩堡灭绝营审判案中的主犯，因为罪行极其严重，就连以对纳粹战犯手软闻名的英国占领当局也不得不处死他们——大约有5 万名来自欧洲各国的重病人，当然主要是犹太人，被这两个魔鬼及其同伙夺走了性命。
贝恩堡灭绝营是一个隐蔽得非常巧妙的杀人魔窟，它距离拉芬斯布吕克集中营七八十公里，就设在一个普通的医院内。党卫军接管了该医院四分之一的建筑物，集中在医院的东北角；然后用一堵高墙把它与医院的其它部分相隔离。该灭绝营承担着两项任务：一是杀害德国及其侵占国家的精神病人以及东欧国家被送往德国的劳工中的重病人；二是处死那些在拉芬斯布吕克集中营内被纳粹医生挑选出来的丧失了劳动能力的女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拉芬斯布吕克集中营自身未设毒气室）。
1942年，担任特列勃林卡灭绝营司令官的艾贝尔调任新组建的贝恩堡灭绝营司令官。但是，这里的工作环境与位于波兰东部的特列勃林卡大不相同。在消息阻塞的东部波兰，纳粹分子可以放开手脚，大规模地杀人。而在德国本土，许多居民特别是教会人士，对纳粹屠杀精神病人和重病人的行为非常反感，甚至进行过强烈抗议；因此，屠杀行动必须进行得十分隐秘，最好是披着医院和治疗的外衣来进行。这样，艾贝尔必须求助于一位既懂得“种族卫生”，又掌握医务技术的助手。他选择了凯特·哈克巴特。哈克巴特有两项一般人不具备的优势：她是全医院中第一个加入纳粹党的护士，又是第一批接受T —4 训练的护士，在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