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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动以万计。
景帝时代，国政糜烂，法制荒疏。王公贵族嚣张，官制世官世守。“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当此之时，“网疏而（豪）民富，役财骄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国，公卿大夫以下，争夺奢侈无限度。（《通鉴》卷16）
2。刘彻不是坐享其成的太平天子
刘彻于建元元年16—17岁时继父位成为皇帝。上台后即任命信奉儒学的窦婴为丞相，安排其舅父田汀鞒直荆蚊碧邮钡牧轿蝗逖Ю鲜φ早何反蠓颍蹶拔芍辛睢Ｋ闳皇敌懈母铩＊�
改革的主要内容，则本于其祖父汉文帝前元元年（前179）贾谊向汉文帝的建议，即：“改正朔，易服色，建官制，重礼乐，更秦法以立汉制。”但是汉文帝当时对这种改革“谦让未遑”，而年轻的刘彻则决心大刀阔斧实施之。
这种制度的改革，最终目的是落实在要规范和限制诸侯及权贵无礼无法的乱妄之行，加强国家的权力，以便对外御侮。因而涉及到当时政治制度的核心内容，即权力与资源的重新分配，从而引起了朝野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
刘彻于即位的当月（建元元年十月），即下诏要各地举荐“直言敢谏之士”。各地推荐上来一百余人，刘彻一一召见，亲自策问“古今治乱之由，长治久安之道。”从平民中擢拨了董仲舒、严助等一批后来的名臣。但刘彻所注意的，并不是应付一时的对策，而是统筹全局和长远的总体战略思想。
他的老师王臧推荐宿儒鲁申公作皇帝顾问。这位申公曾作过楚王刘戊的宾客，七王之乱时由于反对楚王叛乱一度被楚王罚为奴隶。刘彻派人以安车驷马恭敬迎接，向其“征问古今治乱之事”。但申公拿不出高明的理论，只说：“为政不在多言，重在力行。”这种见解令刘彻大为失望，因为他当时更为关注的是要设计一套全新的国家战略和理论。
3。建元新政及窦氏政变
为了抑制诸侯在中央的政治影响力，刘彻命令当时驻在京城的列侯回到自己的封地。同时命令各地包括各封国、诸侯领地开放城门，不得私设关卡限制往来出入。这是打破地方割据的重要举措。还下令对贵族子弟横行不法者实施惩戒，削除其贵族属籍。这些措施引起了列侯、宗室贵族们的强烈不满，“毁新政日甚”。都集聚到太皇太后窦氏周围告状诋毁。于是太皇太后要刘彻废弃儒学而采行黄老之道，恢复文景时代的“无为之治”。
但刘彻拒绝听从，反而让赵绾上书，建议皇帝对于国事不必报知请示于“东宫”即太皇太后。窦氏大怒，派人访察赵绾、王臧莫须有的“奸利”之事，以此斥责刘彻。终于下令逮捕赵绾、王臧，迫使二人于狱中含冤自杀，而汉武帝当时竟无力保护自己的老师。其后，窦氏罢免了丞相窦婴、太尉田汀旯鸹乩霞摇：浜淞伊业慕ㄔ抡黄荣绕煜⒐牧恕＊�
轰轰烈烈的建元新政不到一年即告失败。当时在列王贵族及诸窦宗室中无疑发生了欲废黜皇帝的暗流，所以才出现了田汀肓醢裁芤榈囊荒弧Ｕ庖坏慊箍梢源右韵乱辉蚴肥轮械玫脚灾ぁ＊�
据《资治通鉴》记：当初武帝被立为太子，靠的其姑母长公主刘嫖。条件是刘彻娶长公主独女陈阿娇为妻。刘彻即位后，陈阿娇成为皇后。长公主自恃拥立皇帝有功，向刘彻请求利益无厌。武帝深患之。而陈皇后骄悍，于是刘彻疏远阿娇。而刘彻的母亲王太后立即警告他说：你新即皇位，大臣未服。先为改制，太皇太后已怒。现“又忤怒长公主，必重得罪，宜深慎之！”所谓“大臣未服”，即指公卿权贵中反对刘彻的暗流。所谓“必重得罪”，就是皇帝要当不成了。
刘彻是极其聪明之人，马上转而“恩礼”长公主、陈皇后。从建元二年至建元六年间，他四处游浪射猎，不再过问大政方针，“无为而治”。由于长公主的保护与刘彻的韬光养晦，才使他的帝位得以保全。
建元六年窦氏死后，刘彻的帝权得到恢复。他再度改元，将年号命名为“元光元年”。所谓“元光”，这一年号显然是具有象征意义的。此后数十年间，刘彻每隔六年即更改一次
年号；表明建元六年之间的失败记忆对他留下的印象是多么深刻！
元光元年以后，刘彻遂开始推行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把汉朝推上了全盛的时代。在历史和政治中，时间也是一种力量，刘彻是懂得这一点的。
汉武帝新传 董仲舒与武帝之元光决策
1
中国秦汉时代，发生了两件对此后二千年历史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一是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帝国秦的建立。二是汉武帝确立儒家政治思想为国家意识形态，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项措施是根据董仲舒的建议而采取的。但是，对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其背景和原因何在，历来一直没有讲清楚。
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五月，汉武帝在主导了对汉帝国的政治控制权力后，再次诏举贤良对策。在这一年，他作出了对内外政策进行“更化改制”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在将亲姊妹隆虑公主远嫁匈奴的同时，汉武帝也作出了准备大举反击匈奴的决定。在这一年夏，他派名将李广和程不识率军屯驻云中、雁门，准备大规模对匈奴用兵。在内政上，则锐意发动一场新的改革。史称这一系列新政为“元光决策”。
而从理论上和战略上为这一系列重大改革提供了政治思想基础的是一位平民出身的知识分子董仲舒。
当刘彻初次召见董仲舒时就对他说，自从受命登上帝位以来，自己日日夜夜睡不好觉。“今朕获承宗庙，夙兴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渊水，未知所济”。“任大守重，夙夜不宁。”刘彻向董仲舒提出的问题是：“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业，上参尧舜，下配三王？”“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子大夫其尽心，莫有所隐，朕将亲览焉。”
由此可见，武帝当时所欲求解的，不只是某些具体的政策措施，而是带规律性普遍性的历史哲学和指导战略。也就是要寻找一个既能总结以往历史教训，又能解决现实问题，从而保证未来稳定和繁荣的长治久安之道。
2
刘彻对董仲舒的征问一共三次，董仲舒连上对策三篇作答。由于对策的首篇专谈“天人关系”问题，因此这三问三答以“天人三策”为名而载入于史册。
总体而言，董仲舒在对策中提出了五项重大建议：
（1）建立明堂礼制，约束贵族行为；
（2）建立培养官吏的国家太学，从民间选贤良，为平民知识分子开辟通仕之途；
（3）提出一套天人学说，用以约束警策皇帝；
（4）限制豪民占田，节制土地兼并；
（5）以儒家经典统一政治思想，建立国家主流意识形态。
董仲舒上述对策中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是建议进行意识形态改革，确立以儒家的政治和历史思想作为汉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二是建立一套考试选贤的文官制度。“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汉书》）
对董仲舒的对策刘彻极为重视，亲自批览，召见面谈。他懂得，一个国家要走向强盛，首要之举是维护社会的安定和建立牢固的有凝聚力的社会组织。而政治意识形态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动员和组织工具。为了保持社会安定内部团结，必须抑制豪强兼并，也必须构建一套传承有序的政治意识形态。历来论者多将董仲舒看作“地主阶级思想家”。而我则以为未必然。董仲舒反对豪民兼并土地的思想，代表了当时社会中依附于国家土地的自耕小农的利益。 《汉书·食货志》记董仲舒上武帝书云：“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贪暴之利，刑戳妄加，民愁无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赭衣（罪徒）充道，断狱岁以千万数。汉兴，循而未改。”他的建议是，必须抑制豪强与豪商兼并田地。 “贾人有市籍不许以名占田也。若贾人更占田，则没其田业僮仆，皆入之于官”。“以塞兼并之路”。
我认为，董仲舒是汉代庶民知识分子（士）的政治思想代表。而汉武帝出于加强王权巩固国家的需要，也有意要扶植从庶民中出身的一个“士”阶层，以他们作为一种新生的政治力量，用以贬抑和削弱横行不法的诸侯贵族、大地主（豪强）和大商人。其政策倾向也具有庶民政治的明显色彩。
3
天人关系的核心是天人感应理论。董仲舒的这一理论过去一直被指责为“神学目的论”。其实，天人感应论是一套约束皇帝的理论，是中国古代独特的民权理论。概括言之，董仲舒指出：
政治统治的根本基础在于能否得到人民的支持。民心、民意的支持与否，体现了帝王政德的好坏。政德坏则导致滥刑，酷刑生成冤厉之气，影响天象。天象以灾异示警，警诫帝王必须改良政治。如果多次示警无效，即会导致天命的改变，导致王朝的灭亡。此学说之流弊是西汉后期盛行的谶伟神秘主义。而其本义，则是建立一个以天象示警约束帝王政治任意性的制约系统。以限制帝王肆意妄行的无上威权。
这一理论对此后两千年中国政治的影响是巨大的。在某些情况下，大臣经常以“天象示警”的灾异理论对帝王进行告诫。表明这个理论工具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