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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坐丧事不办，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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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闽越击南越。南越使求汉援助，武帝命大行令王恢等将兵出豫章，大司农韩安国出会稽，击之。
闽越王弟杀其王骆郢，汉兵还。
淮南王上书反对武帝用兵闽越。
遣司马相如入蜀告谕宣民。
［司马相如，蜀人。妻卓文君。卓氏先祖，蜀中之巨富，以盐铁致富。
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冶富。秦破赵，迁卓氏，乃求远迁。致之临邛，大喜。即铁山鼓铸，富至僮千人。］
是岁，以汲黯为主爵都尉（司授爵事）。
［黯为人耿直，武帝为太子时，曾任太子洗马。曾当面责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岂可得乎？］
任韩安国为御史大夫。
封东越王。命唐蒙入夜郎。
［汉武帝建元六年，唐蒙奉命出使夜郎，招抚多同。多同的夜郎原处于闭塞的地理环境中，对中原不甚了解。问特使“汉孰与我大”？其实夜郎仅有汉一州之地那么大，后人遂以“夜郎自大”比喻人妄自大。
唐蒙对多同晓喻大汉“威德”，并赠送丰厚礼品，双方约定在此地依汉制置吏。唐蒙回长安后，汉朝就在此设置犍为郡，汉对西南夷的管理也从此开始。］
汉武帝新传之汉武帝生平大事年表 23岁 元光元年（B134，丁未）23岁
夏4月，赦天下，赐民丧子者（无子者）爵一级。复七国宗室前绝属者。诏天下献书。命郡国举孝廉者为吏。每岁由诸州举秀才，成为常制。
［刘歆《七略》：“武帝广开献书之路，百年之间，书积如丘山。故外有太史博士之藏，内则延阁广纳秘室之府。］
5月，诏贤良曰：“受策察问，咸以书对，著之于篇，朕亲览焉。”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
［董仲舒；汉惠帝三年（公元前192年）生，广川董故庄，（即今河北省景县河渠乡大董故庄村人）。“少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土。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授业，或莫见其面〃，〃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
复诏举贤良、文学，亲策之。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不得仕。延文学儒者数百人。
［武帝诏曰：
“今朕获奉宗庙，夙兴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渊水，未知所济。何行可以率先帝之洪业休德？咸以书对，著之于篇，朕亲览焉”。（略引）
《武帝纪》：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仲舒，广州人也。景帝时为博士。“及其去位居家，绝不问家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朝廷有大议，使者就其家而问之，国家大议多仲舒发生。”
董氏传详录此次对策谈话。略曰：“朕之不敏，不能远德，此子大夫之所睹闻也。贤良明于古今主事之体，受策察问，咸以书对，著之于篇，朕亲览焉。（于是董仲舒公孙弘复出焉。）］（董仲舒对策事，一曰在建元初年（通鉴），一曰在元光五年（《汉书》），考见王先谦《汉书补注》，及《吕思勉读史札记》“汉儒术盛衰”条。窃以为建元，元光各有一次。）
上亲策问以古今治道及天人关系，上书应对者百余人。董仲舒上对策三篇，史称“天人三策”。
董仲舒建议：
（1）建立明堂礼制，严格约束诸侯贵族行为，
（2）立学校，从民间选贤良，为平民知识分子开辟通仕之途，
（3）提出天人感应学说，用以约束警策皇帝，（天人感应学说，非孔门儒家所固有，而乃是源于墨子之天志明鬼神之论也。）
（4）限民命田，抑制土地兼并。
（5）以儒学思想统一政治思想。
［“复召董仲舒对策，建议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
［董仲舒又建议“限民名田”，“以塞兼并之路。何按：儒言所言之“名分”，以今语之即“所有权（产权）之明晰也。所谓“名田”，即田土之私有化。井田为公田。名田为私田。《汉书·食货志》：董仲舒言于上曰：“古井田法虽难率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瞻不足。”上武帝书云：“（战国以下）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贪暴之利，刑戳妄加，民愁无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赭衣半道，断狱岁以千万数。汉兴，循而未改。”
（《史记·平准书》：“贾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属，皆无得名田，以便农。敢犯令，没入田僮。”《索隐》：“谓贾人有市籍不许以名占田也。若贾人更占田，则没其田及僮仆，皆入之于官”。《汉书·王贡两龚鲍传》）
汉代的土地制度，除国家直接控制与直接占有的“公田”或称“官田”，以及“假与”民的公田外，法典化的也就是在全国具有普遍性、持久性和稳定性的土地制度是名田制。师古说：“名田，占田也。”所以，名田制就是占田制，或者说是合法的占田制。名曰制的实质，是土地的国家所有权及私人的使用权（土地产品的占有权）。
汉代的名田制是从秦名田制直接继承而来。“名田”之称，最早就是见于《史记·商君列传》，它是商鞅变法在秦国确立，然后向关东六国地区逐渐推行的土地制度。《商君列传》说，商鞅变法，令“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司马贞《索隐》注：“谓各随其家爵之班次，亦不使僭侈逾等。］
［何按：董氏之天人感应论实际是一种试图约束皇帝的政治理论，其流弊成为言说谶纬的儒学神秘主义。而其本义，则是建立一个以天象示警约束帝王政治行为的舆论制约系统，以限制帝王的肆意和无上威权。
这个系统在两千年中国政治中，是有效的。又，武帝重用迷信方士，也与天人理论有关。天人理论用灾异吓唬皇帝。方士则称可用方术消弭天灾，消灾解难，助皇帝长生不老，天下太平。故武帝一度多引方士之流为国师，直到死前方彻悟受骗而尽驱逐之。
武帝与董仲舒所讨论的第一问题是天人关系，即天命与自由人意（帝王）之关系。若必尊天命，则事事无为，一切顺应天意。若人意可选择，则当求大有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董氏以天人感应提出“天命人为，天择人为”的一套新理论。主张：“刑罪少，则阴阳和，四时正，风雨时，草木畅茂，五谷繁熟，六畜遂字，民不夭厉，和之至也。”
董仲舒《对策》曰：“《春秋》大（何按：大，读为动词）一统者，天地之常经（何按：径也），古今之通谊（何按：义）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僻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见《汉书》本传）
所谓除儒学外，“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即不使其成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并非主张禁绝百家言论也。武帝采纳其义，独尊儒术，但并不废百家杂言。］
［《汉书》：董氏对策毕，天子以仲舒为江都相，事江都易王。易王，刘彻异母，素骄，好勇。仲舒以礼义匡正之，王敬重焉。］
［何按：董仲舒学术，实本于齐学。齐鲁皆宗儒学，然学派有所不同。齐学中杂管子务实世用之术及墨子天志明鬼经世思想，又有邹衍五德终始之论。鲁学则宗纯儒以礼乐典章之学为重也。齐学者，今文之始。鲁学者，古文之始也。］
［《汉书·儒林传》：
“武帝时，江公与仲舒并。仲舒通《五经》，能持证，善属文。江公讷于口，上使与仲舒议，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孙弘本为公羊学，比辑其议，上卒用董生，因尊公羊学。诏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学武帝大兴。然太子则不甚好之。
宣帝即位，闻卫太子好谷梁学，以问丞相韦贤。贤言谷梁子本鲁学，公羊氏乃齐学也。“宜兴谷梁。”谷梁之学重训诂，是古文学派之方法也。］
秋，匈奴来请和亲，天子下其议。
［大行王恢，燕人，习胡事。提出拒和亲，倡议以兵击之。
韩安国以为“行数千里与之争，人马疲乏。不如和亲。”上乃许之。以宗室女子嫁入匈奴。］
命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屯云中。（面对单于王廷）
以中尉程不识为车骑将军，屯雁门。（护卫长安）备边练兵。
［盖匈奴政属略分为三部：中央为单于庭，东为左贤王庭，西为右贤王庭。单于庭与左右贤王各有份地。匈奴乃游牧军事奴隶制帝国。汉初以来，虏汉地人民为奴婢者，几近百万。其军事力量匈奴左王居东方，直上谷（今河北怀柔）以东，接岁貉、朝鲜。右王居西方，直上郡（陕西庸施）以西，接氐羌。而单于王庭在在直代（今山西大同）、云中（内蒙绥远）。（控弦猛士）30万，汉人为奴隶者相当于其总人口之泰半。（《史记》记匈奴控弦之士三十万。钱穆估计其总人口不出一百五十万，故中行说谓其人众不能当汉一郡。而掠汉奴约百万。）］
［“汉时匈奴王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