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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他还把希望寄托在列强的干涉上，认为“在华北有权利之各国，必不能坐视不理。”＇《蒋介石致宋哲元的手令》，1937年7月9日。＇
为此，采取了一系列谋求和平的行动，但是事与愿违。国民政府曾几次提出与日本政府直接交涉，均遭拒绝。中国政府致函“九国公约”签字国，蒋介石亲自约见驻华使节，希望居中调停。然而得到的却是象美国通告各国的“不行使武力，不干涉内政，遵守条约”那样的回答。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被迫宣布应战。7月17日，蒋介石在第二次庐山谈话会上发表谈话，认为“卢沟桥事变已到了退让的最后关头”，“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谈话阐述了“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的抗战方针，并且提出了解决卢沟桥事件的四项原则：
“（1）任何解决，不得分割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
（2）冀察行政组织，不容有任何不合法之改变；
（3）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
（4）第29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约束。”＇南京《中央日报》，1937年7月20日。＇
对蒋介石的上述谈话，毛泽东曾给予积极的评价，指出：“这个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因此，受到了我们和全国同胞的欢迎。”＇《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344页。＇
蒋介石的第二次庐山谈话表明了国民政府抗战的态度。但是蒋介石依赖外力、和平解决事变的幻想并未泯灭。
四、日军发动总攻，北平、天津失守
（一）廊坊事件和广安门事件
日本中国驻屯军一面压迫宋哲元接受种种苛刻条件，一面加紧调整部署，陆续将新到达的部队部署于指定位置：独立混成第1旅集结于怀柔地区；独立混成第11旅进抵高丽营；第20师分布于天津、唐山、山海关一线。
7月25日，从朝鲜调来华北的日军第20师一个连以维修电话线路为名，由天津乘火车于16时30分抵达廊坊，并占领了火车站。中国驻军反复提出交涉，日军坚持不退，遂发生武装冲突。日军立即以第20师第77团和驻屯军步兵旅一部在飞机和装甲车配合下，于26日晨向中国守军发动猛烈攻击。
中国守军顽强抵抗，损失严重，被迫向东转移，廊坊即被日军占领，平津间铁路交通中断。
26日下午，中国驻屯军向第29军发出最后通碟，要求该军于28日前全部撤出平津地区，否则将采取行动。紧接着，由天津乘火车抵达丰台的驻屯军步兵旅第2团第2营，分乘26辆卡车于19时到达广安门，企图强行入城。广安门守军交涉无效，遂关闭城门阻止。于是双方发生战斗，日军一部入城，大部被阻于城外。至22时左右，已入城的日军进到使馆区兵营，未入城的日军退回丰台。
日军挑起廊坊和广安门事件后，日军参谋部于27日命令中国驻屯军向第29军发动攻击，并下令国内进行第二次动员，增调第5、第6、第10师和第11、第3师共5个师约20余万人到中国。这时，宋哲元进一步感到，日军大举进攻迫在眉捷。
26日，他连续两次致电何应钦转呈蒋介石，报告平津形势，并请求援助。
蒋介石复电说：“平津增援部队，可直令仿鲁（孙连仲）随时加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98页。＇
（二）南苑战斗与北平陷落
日本中国驻屯军于26日晚，下达了进攻中国第29军的命令。攻击时间为27日正午。其部署是：以廊坊及天津的第20师主力集中于团河和马驹桥附近，准备从东南和西南两面主攻南苑；以驻屯步兵旅主力及其另一部，分别由丰台和通县出发，向南苑西北和东北方向进攻；以独立混成第11旅从瓦窑附近攻占西苑，然后进入永定河一线；以独立混成第1旅从沙河镇方面向永定河一线攻击；以第20师3个营为预备队，位于天津；以集大成飞行团于拂晓轰炸西苑兵营，临时航空兵团支援各兵团地面作战。
中国第29军在廊坊和广安门战斗之前，讨论了作战计划。决定以第132师一部守北平城，其余部队协同第37师攻击丰台和通县之敌；以第143师向南口出击，进攻昌平、密云、高丽营等，切断古北口到北平的通路；以第38师进攻天津海光寺日军司令部。26日，蒋介石曾电令宋哲元：北平城防立即准备开战，宛平应死守勿失，决心大战，从速部署。27日，宋哲元下令设立北平城防司令部，以张维藩为城防司令；任命正在接防的第132师师长赵登禹为南苑方面司令官，同时将军部由南苑移到北平城内怀仁堂；又派戈定远星夜驰赴保定，催孙连仲、万福麟等部迅速北上协同第29军作战。同日，宋哲元还向全国发出了“自卫守土”通电。
日军对北平发动总攻前一天，在航空兵支援下，首先对第29军驻通县、团河和小汤山等地的部队发动袭击，并占领了这些要点。
27日下午，宋哲元电请蒋介石速派大军兼程北进，以解北平之围。蒋立即复电宋：“请兄镇静谨守，稳打三日”，“严令各部，加深壕沟，固守勿退，中央必星夜兼程，全力增援也。”＇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2编，作战经过（2），台北1981年版，第70页。＇
28日凌晨2时，日本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通知宋哲元：日军“将单独采取行动”，并要求第29军“立即全部撤出”北平城。＇〔日〕《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第225页。＇
7月28日，日本中国驻屯军在香月清司指挥下，对北平附近的中国第29军发起总攻，攻击的主要目标是南苑。当时，第29军驻南苑部队有第38师、骑9师和军特务旅共5个团（含骑兵团1），约7000余人。前敌总指挥为第132师师长赵登禹。赵于27日傍晚赶到南苑部署应敌，并急调其所辖之第1、第2旅到南苑参战。不料，28日拂晓日军第20师和驻屯步兵旅主力突然从东、南、北三面向南苑发起进攻，中国守军被迫仓促应战。由于冀察当局7月11日以后的妥协，平津前线放松了战备，事先没有构筑防御工事。所以，当日军展开进攻时，中国守军被包围在狭小的营区内，仅凭围墙作掩护，进行抵抗。日军在飞机、大炮火力支援下，向守军猛烈攻击。在5个多小时的惨烈战斗中，中国守军伤亡2000人以上，副军长佟麟阁不幸牺牲，师长赵登禹在指挥部队后撤时，亦壮烈殉国，南苑遂陷敌手。
在此期间，日军独立混成第1旅和第11旅主力，分别向北苑等地的中国守军发动进攻。中国第29军所部节节抵抗。第37师和第38师一部曾在丰台、廊坊和卢沟桥一带与日军激战；独立第39旅曾迫使进攻北苑的日军转攻黄寺；伪冀东保安队亦举义反正，一度占领通县城。但是，在日军增援反攻下，这些部队都被迫撤退。宋哲元见大势已去，遂派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北平市长，自己于28日23时偕秦德纯、冯治安、张维藩等离平去保定。第37师等部亦奉命于当晚经门头沟开始南撤。何基沣旅担任掩护，任务完成后，该旅于30日退往涿县。至此，北平乃告沦陷。
（三）天津战斗与守军撤退
当日本中国驻屯军主力集中在北平地区作战时，天津仅有日军5000余人，分散配置在海光寺军司令部、天津各火车站和东局子飞机场等处。第29军在天津的部队有第112旅和第26旅等部。第38师副师长兼公安局长李文田接到宋哲元“自卫守土”通电和北平守军克复丰台的消息后，立即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决定集中第38师驻津部队和天津保安队，乘势向天津日军出击。29日凌晨1时，第38师第26旅、师部手枪团和天津保安队等部，在李文田指挥下，分别向海光寺、天津各车站和东局子机场等处日军，发起进攻。
各攻击部队很快袭入飞机场，烧毁日机十余架，并攻占了天津总火车站和东站。日本驻屯军司令官闻讯后，立即抽调北平第20师的4个营及关东军堤支队增援天津，并以临时航空兵团对中国军队进行狂轰滥炸。在日军轰炸和猛烈炮火反击下，第29军转攻为守。经过15小时战斗，部队伤亡严重，遂于30日放弃天津，向马厂方向撤退。
从卢沟桥事变到平津之战的过程表明：卢沟桥事变不是什么偶然事件和局部冲突，而是日本大陆政策的必然发展和有计划有准备的行动；卢沟桥事件不是什么日本少数军人牵着军部、政府的鼻子走，而是政府、财阀、政党的共同意志；而且全面侵华的“有关出兵、作战的事宜，无一不是依照圣命（天皇的命令）进行的。”＇〔日〕祢津正志：《天皇裕仁和他的时代》，世界知识出版社中译本，1988版，第129～130页。＇
平津之战日军经小战而轻易取胜，固然有敌强我弱等客观因素，但从主观上看，是与以宋哲元为首的第29军少数领导执行妥协退让政策，缺乏战争准备，在应战中又造成诸多失误分不开的。但是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指导责任。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应战决心不大，仍想谋求和平解决。
虽然调兵北上，并电促宋哲元抵抗，但行动迟缓，贻误了战机。及至日军大军开到、进攻平津时，第29军仓促应战，后授不继，从而导致了平津的迅速失守。事后，蒋介石曾对新闻记者发表谈话说：“余身为全国军事最高长官兼任行政责任，所有平津军事失败问题不与宋事，愿由余一人负之。”＇《卢沟桥》，桂林前导书局，1937年版，第13～14页。＇
第三编 举国奋战（1937。7—1938。10）
第十一章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实行全国性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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