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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标志着南洋华侨抗日救亡运动开始了一个新阶段。据国民政府统计，到1940年底，南洋各地区的华侨抗日救亡团体达436个。
在缅甸，1937年8月1日，在仰光成立了“缅甸华侨救灾总会”，至9月，“救灾总会”下建立了130多个分会。9月间，又成立了“缅甸华侨妇女救灾总会”，同时也在各地成立了分会。除上述两个“救灾总会”是缅甸全国性的华侨筹赈组织外，在缅甸还有“华侨公债劝募委员会”、“中国航空建设协会”等抗日救亡团体。
旅居美洲的华侨在得到“七·七”事变的消息后，也立即行动起来。在美国，7月8日夜，纽约全市侨团召开紧急会议，成立了“纽约全侨救济总委员会”。10月，侨领司徒美堂发动纽约市54个侨团，成立“纽约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简称“纽约筹饷总会”），作为统筹纽约地区筹赈工作的组织。在此期间，波士顿成立了“新英格兰救授中国委员会”，旧金山成立了“中华民国国民抗日救国总会”、“旧金山华侨拒日救国后援总会”等组织。在美洲的其他地区，如墨西哥、秘鲁、哥伦比亚、巴拿马、古巴、巴西等国家和地区，也都先后建立了华侨支援祖国抗日的团体。
欧洲华侨的抗日救亡运动开展得较早。在“七·七”事变前，英、法、德、荷、比、葡、瑞士等国，都建立了以首都为中心的全国性的华侨抗日救亡组织。
1936年9月，在陶行知、钱俊瑞、陆璀、黄琪翔、胡秋原、陈铭枢等人的帮助和推动下，成立了“全欧华侨救国联合会”。这个组织在全国抗战开始后，在欧洲华侨的抗日救亡运动中继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
世界各地华侨在建立、健全各种抗日救亡组织的过程中，还创办了众多的报纸、期刊，作为自己的喉舌，为祖国的抗日战争呐喊。
这些刊物、报纸种类之多和发行量之大，在华侨社会中都是前所未有的。
其中颇有影响的，在巴黎出版的有《全民月刊》、《联合战线》、《祖国抗战情报》等；在英国出版的有《解放》、《民主阵线》等；在比利时出版的有《抗战消息》；在苏联出版的有《工人之路》；在德国出版的有《抗联会刊》、《反帝战线》、《反帝斗争》、《海外论坛》、《中国出路》、《尖哨》、《抗战情报》、《动员》、《救亡》、《呼声》、《蹶起》、《铁血》等；在纽约出版的有《华侨日报》、《五洲公报》、《先锋报》、《大美晚报》、《民气日报》、《新报》等；在旧金山出版的有《世界日报》、《学生周刊》等；在曼谷出版的有《曼谷日报》、《华星日报》、《华声报》、《民国日报》等；在菲律宾出版的有《菲岛华工》、《战时店员》、《学生战线》、《民号周刊》等；在越南出版的有《国民日报》；在马来亚新加坡出版的有《星洲日报》、《本坡要闻》、《马来亚要闻》、《南洋要闻》、《南洋商报》等。
众多的华侨报纸、刊物，在抗战爆发后都不断地发表社论、专论和报道，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行，激励人们支援中国抗战。全欧侨联出版的《祖国抗战情报》，每天发行1000多份。菲律宾首府马尼拉的四家华文报纸，每家每天至少出两次刊登祖国抗日消息的专号，有的报纸以全部版面刊登抗日消息还嫌不够，报馆的职工还加班加点刻写蜡纸印刷宣传品散发。在越南出版的《国民日报》，过去只在出版地南析销售，“七·七”事变后，由于大部分版面刊登祖国抗日的消息和文章，大受侨胞们的欢迎，销售范围迅速扩大到河内、金边、万象、曼谷等地。《马来亚要闻》和《南洋要闻》有时甚至以全部版面刊登侨胞捐输的消息，极大地推动了侨胞筹赈活动的开展。
在华侨报刊中，《南洋商报》有着广泛的影响。该报为陈嘉庚1923年创办，抗战前就在华侨社会中颇有名声。抗战一开始，《南洋商报》就以其固有的爱国传统大量刊登抗战的消息和评论，对海外华侨的舆论有着极大的导向作用。为把《南洋商报》办成真正的宣传抗日、激发华侨爱国主义思想的报纸，董事经理决定在国内物色编辑人才。经周恩来推荐，由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东方杂志》的主编胡愈之于1940年2月出任编辑主任。胡愈之到任后，报纸从内容到版面大有改观，从1941年元旦起，坚持每天有一篇社论，每周有一篇专论，并与香港国际新闻社保持不间断的联系，随时转发国内抗战的最新消息。《南洋商报》还重点宣传了不分党派、不分老幼、不分智愚，以全国为重，以团结为重的思想，深得国内人民和海外侨胞的拥护，因而被公认为南洋华侨报群之首。《南洋商报》的成功，使得许多侨报争相仿效，纷纷向国内聘请编辑人员。如《汇总报》聘请乔木（乔冠华）、郑森岛等，此举曾一度惊动了英国殖民当局，竟误以为“乔木”是中共中央在延安的政论家“乔木”（胡乔木）而不许入境。《星洲日报》聘请了俞颂华等。
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和国民党中央海外部也通过华侨在南洋办了几家刊物。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这些刊物和各地侨报均在共赴国难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广大华侨在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中，积极开展了抵制日货和不与日人合作运动。在南洋，华侨拥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因而抵制日货和不合作运动成效显著。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以后，南洋各地华侨几乎都成立了抵制日货的专门机构。在马来亚，各地华侨组织发起“救国连索运动”，其内容包括“禁止买卖日本货，不卖货给日本人，不为日本人工作”等。在“救国连索运动”中，每逢有日本船只到达马来亚摈榔屿等港口时，抵制日货的组织都派人查验，如有日货则采取各种办法予以阻滞。平时组织锄好团四出巡查，检查各商店、摊贩有无出售日货者，一经发现日货，即进行规劝教育，对屡查屡有者，则进行处罚。在泰国，各华侨商家议定，宁可没有利润，也不出售日货。过去以购销日货为主的商家，一律改国货或欧美货。工作在码头、车站的侨工，也都自动组织起来，火车、轮船一到，立即上前盘查，如有日货，就组织力量暗中破坏。在缅甸，1937年10月10日，各华侨团体组织了抵制日货大游行。在菲律宾、越南、印尼等地区，抵制日货和不合作运动也此起彼伏，使日本货成为过街老鼠。各地华侨的行动使日本遭受巨大损失。
战前，日本渔船在海上捕鱼后都在新加坡上岸销售，战争爆发后，渔船往往不能靠岸，经营渔货的日本商店不是无货就是无人购货，许多渔店被迫关门。
战前，新加坡每月从日本输入约为400万元叻币，战争爆发后的月输入仅为100万元。据马来亚的统计，从1937年6月至1938年2月，马方输入日货逐月下降，1937年6月为460，9万元，1938年2月仅有77。7万元，数字的锐减说明，在华侨抵制日货的运动中，日本在经济上所遭受的打击是相当严重的。
二、华侨对祖国抗战的经济支援
全国抗战开始后，海外华侨都把从经济上支援祖国抗战看成自己应尽的责任，采取多种形式把分散的财力物力集中起来，尽一切可能给祖国以援助。
而且这种援助活动，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逐步深入，一直坚持到抗战的最后胜利。
抗战初期，各侨团组织和慈善机构多系采取临时募捐的方式，筹集一笔又一笔捐款汇回祖国。后来由于战争的不断扩大和时日的延长，许多华侨团体和侨领们感到抗日战争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中国非经长期艰苦的奋斗不能取得最后胜利。于是，一些地区的华侨团体逐步把临时性的义捐扩展为长期性的义捐，即“常月捐”。
1937年10月，马来亚槟榔屿华侨筹赈会率先发布“常月捐”宣言，指出：抗日战争“必须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凡是中国人都得尽自己的力量来支持这长期抗战”。“最好的办法，就是大家都来认月捐。”华侨团体制定的月捐办法十分详尽周到，非常切合华侨社会各阶层的实际，因而具有坚韧的生命力，能够长期坚持。如菲律宾华侨抗敌委员会议定的月捐办法分为十一等，其中：优等无限，一等1000元、二等750元、三等500元、四等300元、五等200元、六等100元、七等50元、八等30元、九等20元、十等10元。不是厂主、店东的职员和职工，按月薪十分之一义捐。新加坡华侨筹赈会也规定了12条月捐办法。月捐运动开展起来以后，迅速取得巨大成果。据统计，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海外华侨月捐达到1350万元，其中南洋华侨月捐总数居世界各洲之首，平均达到734万元。如果以个人平均每月捐款数比较，则美国华侨居冠。美国有华侨10。3万人，每月捐款总数达58。3万美元，平均每人每月捐款约为5。6美元。
除了常月捐以外，还有“特别捐”，“献金”、“认购公债”等等款形式。“特别捐”主要是通过劝募、游艺、球赛、义演、义卖、发售奖券等为专项用途捐款。1939年至1940年，美洲华侨力增强祖国抗战的空军力量，开展航空救国特别捐活动，仅此一项就筹得美金630多万元。1938年12月，武汉台唱团赴南洋为筹集抗战资金义演，侨领陈嘉庚等人积极组织和动员华侨购票，筹得国市1150万元。“献金”则是在举行节日、纪念日活动或个人祝寿、结婚等喜庆时，进行一次性捐款。如元旦献金、“七·七”献金、“九·一八”献金等。1938年元旦，美国旧金山华侨在一天之内就献金3万多美元。
1941年8月14日，印尼巴达维亚华侨庆祝祖国航空节，一天就募得献金合国币630余万元。在1938年“七·七”这一天，泗水华侨组织了几支募捐队，一清早就背着钱箱走街穿巷，收集“七·七”献金。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