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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组织合作社、兼办医疗等活动，完全是日军得力的谋略工具。曾目睹“新民会”丑行的英国教授班威廉写道：“新民会在日本顾问指导下，负责精神上奴化中国人的任务。所用方法的卑劣几乎令人不能置信，造谣和欺骗，敲诈和勒索，腐败和争夺，酷刑和恐怖，毒化，娼妓，邪行，凡是世界上种种最下流的行为都在这种机构里培养出来，专为破坏人民道德，动摇大众的信念。”＇〔英〕班威廉等：《新西行漫记》，新华出版社中译本，1988年版，第7～8页。＇
日本侵略军出于对儒家文化的利用，还计划在孔子的故乡设立一所教授儒学的大学，以实现土肥原所鼓吹的“东方文化的复兴”。＇土肥原贤二：《日本对华政策的基础》，1938年11月第614期《中央公论》第116页。＇
更有讽刺意义的是，汪精卫等大小汉奸集团都利用儒学为其降日罪行辩解。1940年汪精卫政权“还都”南京后，汪在其庆祝大典上即大谈儒家的“罪已内省”之功，要求中国民众以“严于罪已的精神”来解释日军的侵略战争。总之，利用中国的文化传统以统治中国人，这是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以华制华”的重要手段之一。
日本在占领区实行种种殖民统治政策，虽给中国抗战造成相当的困难，但侵略者灭亡中国的企图终究不能得逞。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挺进敌后发动和组织人民武装，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收复大片敌占领土，建立抗日根据地，与敌展开持久的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斗争，使日本推行的“以华治华”、“以战养战”侵略政策，受到致命的打击。
在沦陷区的人民，不堪忍受日伪的政治统治、军事镇压和经济的压榨，自发的以各种形式与日伪展开不间断的斗争。为领导沦陷区人民的反日斗争，中共中央规定沦陷区实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在沦陷区的中共地下组织，根据中共中央的方针，结合各地区的实际情况，领导人民群众灵活地展开对敌斗争。北平的中共地下组织，除在抗战初期动员了大批党员、“民先”队员，到农村开展游击战争外，还以隐蔽的形式在群众中开展抗日宣传，多次组织募捐活动，将募集的毛巾、手套、袜子、铅笔、纸张、药品等送往抗日根据地，以募捐的资金力抗日根据地购置电讯器材和油印机等。地下党组织利用各种机会和有利条件，建立秘密交通网，并设法打入敌伪机关和要害部门，积极搜集敌人的情报，以配合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中共天津地下组织，领导工人以各种合法的形式同敌人作斗争，如请假、怠工、破坏设备和产品。1936年日本在天津老闸口开办的天津昌和厂，后来改力生产军火。工人们以“磨洋工”、少做活、多出废品、以坏充好、虚报数字等办法肢坏生产。中共上海地下组织，以遣散难民的名义，动员了大批青年学生、青年工人和各种技术人员到抗日根据地工作，为新四军筹集和购置药品及急需物资，并秘密送到抗日根据地。在日本统治较严密的东北沦陷区，中国共产党领导东北抗日联军和东北各族人民，进行着艰苦不懈的抗日斗争，使日伪的损失和消耗不断增加。
1938年4月10日，大连甘井子石油工厂被爱国者“放火团”烧毁，日本损失石油6万余桶及其它物资。类似的大火，在大连屡屡发生，据大连敌《日日新闻》报统计，约有50余次，损失日币2000余万元。至于敌占城市的工人罢工，也是不断发生。1937年9月，黑龙江省孙吴县平顶树机场中国劳工2000余人举行罢工，1938年6月4日，哈尔滨制棉工厂及义聚成等14家工厂的工人举行总罢工，1940年6月，北票矿冠山“协和寮”1000余名被抓青壮年举行罢工，都给日伪一定的打击。
1940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开展敌后大城市工作的通知》中指出：目前敌人依靠大城市在军事上作为进攻的堡垒，在经济上作为以战养战的中心，在政治上作为以华制华的据点，在文化上作为奴化敌战区人民的大本营。如果在抗战开始时我们由大城市退到乡村，以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是正确的，那么现在就要依靠乡村打入城市，积极开展城市工作，要把这一工作视为党的最重要任务。＇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90～491页。＇
根据这一指示，各地党组织对沦陷区大城市工作都作出了新的部署，沦陷区人民反日伪的斗争开始出现新的局面。
第四编 转入相持（1938。11～1940。12）
第二十四章 克服投降分裂危险，坚持团结抗战
第一节 日本对国民党的诱降新攻势
一、欧洲战争爆发后日本对外政策的矛盾
1939年春天，日本陆军部对世界形势曾作过这样的估计和设想：欧洲战争的爆发，很可能在1941～1942年之间，在此之前，日本可以得到大约3年多时间用以解决“中国事变”，灭亡中国；同时，作好参与世界战争的准备，准备同“想定敌国”苏联作战，也准备同英、美交战。陆军部的这个设想，实际上成了日本政府当时解决中国问题的早期方针。
但是，到了这一年的夏末秋初，世界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8月23日，苏联与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对日本朝野震动很大。
8月30日，日本平沼内阁在难以应付的世界形势下辞职，陆军上将阿部信行被抬出组阁。
9月1日，德国发动“闪电战”突然袭击波兰。
3日，英、法两国对德宣战，欧洲战争由此爆发。
欧战的爆发，使日本统治集团受到强烈刺激，深感企图用3年时间灭亡中国和作好参与世界战争准备的方针，已经远远落后于形势，于是积极寻求适应国际形势变化的方策。“北进”与“南进”之争又起。
但是，困扰日本当局的焦点是处理中国问题，及早解决“中国事变”，才能放手“北进”或“南进”。日本统治集团虽在扶植汪精卫，但深感汪精卫集团缺乏武力和财力，难以解决“中国事变”；要想拔足泥潭，必须从瓦解蒋介石政权着手，对汪精卫的工作，就是对蒋介石的工作，把对汪工作作为对蒋工作的一个步骤。
与此同时，日本的国内问题也使日本统治集团焦虑不安。1939年秋天起，日本国力穷困趋向表面化。
首先是米荒，东京甚至不得不采取对居民每次限购2升以下的措施，人心极度不安。为此，日本政府决定拿出进口额的10％，用2亿日元进口大米，这就打乱了整个的进口计划。
其次是电力不足，煤炭短缺，生产计划只完成80％。国家经济力，特别是从英美势力圈购入资源的力量开始失去伸缩力。为了摆脱经济压力，日本统治集团把指望转向南方资源地区，但为了不使日苏军备失衡，又必须坚持充实北方军备计划。
这样，日本便必须在南北两个战略方向上同时投下赌注，形成了日本国力难以承受的负荷。
日本统治集团经过一番激烈争论之后，终于由外相野村吉三郎、陆相畑俊六和海相吉田善吾于1939年12月28日联名签署《对外政策的方针纲要》，确定，对欧洲战争采取“不介入的方针，最有效地运用帝国的中立立场，引导国际形势，以有利于促进处理中国事变，同时采取措施，造成对建设东亚新秩序（包括南方在内）的有利形势。”＇〔日〕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O—1945）》下卷，1969年再版本，《文书》第421页。＇
阿部内阁的这个方针纲要，基本意图在于：把“中国事变”放在世界战争的大背景中去解决；所谓建设东亚新秩序，不仅包括日本、中国，而且要涉足东南亚和太平洋；用建立汪政权去诱惑蒋政权，作为解决“中国事变”的策略。
二、日本的政治诱降新攻势
1939年6月，日本政府在决定建立汪精卫伪“中央政府”的同时，对国民党的政治诱降新攻势也在极秘密中准备。阿部内阁的方针是：一方面与汪精卫进行秘密谈判，准备建立“新中央政府”；另一方面设法与国民党接触，力争在“新中央政府”建立前或不得已在建立后，促使国民党投降，并导致汪、蒋政权合流。
为了统一侵华日军的指挥和加强对伪政权的控制，促进汪伪政权的建立和统一进行对国民党的诱降工作，日本于1939年9月12日在南京设立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西尾寿造任总司令官，板垣征四郎任总参谋长。
11月下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派铃木卓尔以日本驻香港武官的名义向香港当局申报成立所谓“香港机关”，开始对国民党实施诱降工作。
铃木于12月27日与自称是宋子文胞弟的宋子良会面。此后，铃木与宋于194O 年1月22日，2月3日、10日及14日在香港连续谈判。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还派今井武夫参与2月14日的谈判。2月16日，今井从香港返回南京，向总司令官西尾作了详细汇报。19日，今井又到东京，向参谋总长闲院宫和陆军大臣畑俊六作了报告。2月21日，日军大本营发出指示，决定把对国民党的诱降工作命名为“桐工作”，要求“对重庆或者把它包括进来或者使之瓦解，照此方针进行工作。”＇〔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3〉，朝云新闻社，1983年版，第160页。＇
并规定，援用1939年11月御前会议决定的所谓“调整日华新关系”重要条款，作为与重庆方面代表谈判的条件基准。
1940年3月7日至10日，日本与重庆方面的第一次会谈在香港东肥洋行举行。日方代表是今井武夫、铃木卓尔和参谋部第8科科长臼井茂树。重庆方面代表是宋子良、重庆行营参谋处副处长陈超霖和国民政府最高国防会议主任秘书章友三。会谈开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