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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一不做，二不休，竟于1月17日晚，令国民常中央通讯社发布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通电和发言人谈话，反诬新四军“危害民族，为敌作伥，丧心病狂，莫此为甚”，悍然宣布新四军“抗命叛变”，着将该军番号撤销，军长叶挺革职，“交军法审判，依法惩治”。＇《皖南事变》，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124页。＇
这就把第二次反共高潮推到了顶点。
周恩来来得后，立刻打电话给何应钦，义愤填膺地痛斥产：“你们的行为，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随后，又乘车到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外，当面提出质问和抗议。＇《南方局党史资料大事记》，重庆出版社，1986年版，第134页。＇
由于国民常顽固派的倒行逆施，国共合作抗日局面终于出现了严重危机。
三、打退第二次反共高，继续高举团结抗战的旗帜
皖南事变爆发后，全国上下一致反对内战，要求团结抗日。为了维护国家民族的利益，中共中央决定：仍以抗日大局为重，坚持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在军事上严守自卫，在政治上坚决反击，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1月8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发言谈话，全面揭露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摧残抗日力量的罪行和1月17日命令的反动实质，强调指出“过去内战之悲惨局面，又有重演之势，三年半全民抗战之英勇业绩，有中道而废之可能。”强烈要求：严惩阴谋消灭新四军皖南部队之罪魁祸首；释放所有被俘之新四军将士，保障叶军长等军政干部之生命安全；抚恤新四军皖南部队死伤将士及家属；停止华中数十万大军之剿共战争；平毁西北之反共封锁线；停止全国各地残杀逮捕共产党员及爱国人士的犯罪举动，释放一切爱国的政治犯；肃清何应钦等一切亲日分子；反对一切破坏抗战、破坏团结之阴谋计划；严整抗日阵容。坚持抗日到底。＇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4页。＇
周恩来、廖承志等在重庆和香港等地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月17日深夜，周恩来亲笔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致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刊登在次日出版的《新华日报》上，在重庆广为散发，轰动了整个山城和国民党统区。18日下午，叶剑英主持起草了《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象》的文章，经周因业审阅后，印成传单散发。同日，董必武还与黄炎培、沈钧儒、邹韬奋等交谈，介绍皖南事变真相，商讨对策。与此同时，瘳承志在香港公布皖南事变的真相，向国际社会表明：皖南事变后，中共坚持抗战、团结的方针绝不改变，但对反共军事进攻不能不有所戒备，中共不愿由此发生大规模内战，如果内战挑衅者作出更大阴谋，使日本坐收渔利，则中国抗战前途岌岌可危，望国际人士共挽危局。＇《廖承志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5页。＇
19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全军发出指示，要求各抗日根据地通过各种形式，揭露和声讨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破坏抗战的罪行；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游击队在政治上、军事上做好反击顽固派的充分准备；要求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组织，开展坚持抗战、反对内战的群众运动。
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的命令，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运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并号召新四军全体指战员继续高举团结抗战的旗帜，坚持大江南北的抗日阵地，坚持抗战。同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军委发言人的名义对新华社记者发言谈话，强烈要求国民党当局外理好皖南事变，做到下列几件事（通称“善后办法12条”）：
悬崖勒马，停止挑衅；
取消1月17日的反动命令，并宣布自己是完全错了；
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
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充当新四军军长；
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
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
撤退华中的“剿共”军；
平毁西北的封锁线；
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
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
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
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775页。＇
25日，以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为基础，新四军军部在江苏北部的盐城重新成立。
尔后，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命令，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陇海铁路以南的部队统一编为新四军，以苏中地区部队编为第1师，粟裕任师长，刘炎任政治委员；以淮南地区部队编为第2师，张云逸兼师长，郑位三任政治委员；以盐阜、皖东北地区部队编为第3师，黄克诚任师长兼政治委员；以淮北豫皖苏边区部队编为第4师，彭雪枫任师长兼政治委员；以鄂豫边区部队编为第5师，李先念任师长兼政治委员；以苏南地区部队编为第6师，谭震林任师长兼政治委员；以皖中和原皖南地区部队编为第7师，张鼎丞任师长，曾希圣任政治委员。全军共7个师和1个独立旅，计9万余人。
在中国共产党强大的政治攻势面前，国民党顽固派一方面极力动员全国报纸、电台刊登和广播污蔑、中伤新四军的消息和社论、评论，一方面则广泛宣传皖南事变纯属军纪问题，不是政治问题，是局部问题，不是全局问题。
1月27日，蒋介石在重庆中央纪念周的演说中宣称：皖南事变“纯然是为了整饬军纪，除此以外，并无其他丝毫政治或任何党派的性质夹杂其中”＇《皖南事变》，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239页。＇。企图用执行个别、局部的军纪问题来缩小事变的严重性，掩盖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破坏抗战的罪责，欺骗中外舆论和人民群众。
然而，中国共产党坚持把解决民族矛盾放在第一位，正确处理皖南事变善后的严正立场和合理主张，则获得了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海外侨胞和国际进步势力的广泛同情和热情支持。
国民党中央委员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及参政员张一鏖和老国民党员彭泽民等在香港发起抗议运动，曾三次写信给蒋介石，极力反对“围剿”新四军，要求撤销“剿共”部署，解决联共方案，发展各抗日实力，保障各种抗日党派。
各民主党派著名人士黄炎培、左舜生、章伯钧、沈钧儒、邹韬奋、张君劢等与周恩来叙谈，对国民党大夫所望，痛感必须反对内战，坚持团结抗日，并准备发起成立民主联合运动，抵抗国民党的压迫。
在军界，指挥着25万将士的第1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多次表示不愿内战，愿意推动时局好转。
冯玉祥说，新四军抗战有功，妇孺皆知，此次被政府消灭，政府方面实没有方法能挽回人民的反对。
而各地方实力派，如山西的阎锡山，榆林的邓宝珊、高双成，绥远的傅作义，宁夏的马鸿逵，以及云南的龙云，广东的余汉谋等，在此次反共高潮中都站在中立地位。
在文化界，数百名著名人士联名发表宣言，反对国民党枪口对内。海外侨胞联合会及著名人士陈嘉庚、司徒美堂等分别通电全国，谴责蒋介石倒行逆施，要求制止内战，反对枪口对内。
在新闻界，许多进步的新闻记者纷纷发出电讯和评论，认为皖南事变直接影响中国抗战前途，深感事态之严重，要求英美等国对中国当局施加压力，勿使事态扩大。美国纽约《华侨日报》、苏联《真理报》、菲律宾马尼拉《建国报》、印尼《民报》和香港《南华日报》等先后发表评论、专论，强调：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会不会破裂，中国内战会不会发生，已引起全世界人士的关切，国内外同胞对皖南事变的发生尤为惊心动魄，因为这不仅影响抗战能否继续问题，而且关系到国家民族生死存亡问题。强烈呼吁蒋介石“以善其后”，大声疾呼“枪口一致向外！”＇《皖南事变》，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263页。＇
苏联对皖南事变的制造者提出了抗议，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1月25日会见蒋介石时表示：进攻新四军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对中国来说，内战将意味着灭亡。
英、美也不赞成蒋介石发动反共内战。英国驻华大使卡尔转告蒋介石，英国政府认为，内战只会因强日军的攻击，劝蒋停止国内冲突。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代表居里于2月14日在重庆会见周恩来时表示：美国赞成中国统一，反对日本；如果中国分裂，美国很难赞助。随后，居里会见蒋介石时正式声明：美国在国共纠纷未解决前，无法大援华，中美间的经济、财政等各问题不可能有任何进展。日本侵略者则于1月24日至2月12日，在华中乘虚而入，发起豫南战役，国民党军汤恩伯部溃败。至此，蒋介石发现自己政治上已陷入内外交困、空前孤立的境地。
2月，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召开日期临近，蒋介石为了摆脱政治上孤立的困境，千方百计要求中国共产党参政员出席会议。14日，根据周恩来的建议，中共中央决定，以共产党参政员毛泽东、陈绍禹、秦邦宪、林社涵、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7人的名义致函国民参政会，将中人中央军委发言人1月20日谈话中提出的“善后办法12条”正式送上，要求讨论，“以期恢复国共团结，重整抗日阿容，坚持对敌抗战。”否则，中共参政员将不出席参政会。这是十分高明的一着。它不仅极大地扩大了“善后办法12条”在全国范围内的政治影响。而且进一步表明中国共产党力求恢复国共团结，坚持对敌抗战的立场，从而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