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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公约，亦视同废纸”。＇《东方杂志》第29卷第1号，第17、18页。＇
《纽约晚报》在9月22日的评论中说：“日本人依然不脱中世纪之东洋人。……由中国夺取沈阳。他们的凶残，没有国际信义，全然不脱支配旧日本的野蛮酋长的特性。”＇《东方杂志》第29卷第1号，第17、18页。＇
美国的人民群众曾多次举行反日示威游行，对被侵略的中国表示同情。
英国对日本侵华的态度比美国更为消极。英国作为一个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既不愿日本扩张其在华势力，损害和威胁英国的既得利益；又企图利用日本势力，对付苏联和中国革命。英国的在华势力主要在长江流域和华南地区。只要日本的侵略局限在中国东北，英国就不会反对。张伯伦公然宣称：“在满洲事变发生之初，日本曾容忍了中国方面无数挑衅的举动，因此，局势是非难分，我的同情完全在日本方面”。＇《现代国际关系史》，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195页。＇
英国《泰晤士报》在1931年11月2日发表评论说：“日本在南满之建设工作，吾人固予以同情与钦羡。日本在满洲所有之重要利益，吾人固承认之。华人妨碍日人合法事业之行为，……以及其他挑衅事件，如日人所陈诉者，……日本在中日交涉中似可立于不败之地矣。”＇《东方杂志》第29卷第1号，第19页。＇
这显然是明目张胆地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辩解。
当日本侵占锦州，美国国务卿史汀生的“不承认主义”照会发表后，英国外交部次官艾登仍明确地表示：“中日关于东三省之纠纷已达30年，英政府对此问题，屡加研究，愈不愿冒昧行事。”英国一个内阁成员甚至宣称：“英人最好保持一公平坦白之态度，无论对华对日，均不表示同情。”＇《国闻周报》第9卷第37朗，1932年9月19日。＇
1932年1月11日，《泰晤士报》在社论中评述英国政府关于对中国东北问题的公告时声称，维护“中国的完整”不是英国的事情。“这种完整在1912年时没有存在过，今天也不存在”。该报还自欺欺人他说：“日本人并无意在满洲建立脱离中国而独立的行政机构”。＇〔苏〕耶·马·茹科夫编：《远东国际关系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第126页。＇
法国政府对待“九·一八”事变的态度，与英国大体相同。法国的一些官员和资产阶级报纸，赤裸裸他说，他们认为日本是亚洲的“好警察”。＇《1931—1939年国际关系简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第10页。＇
英法两国对日绥靖主要是通过国际联盟的活动进行的。法国外长白里安，当时作为国际联盟处理“九·一八”事变问题的会议主席，对国联的活动有决定性的影响。英法两国对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尽管也表示不满，但是，英国还是照常给日本运送大批武器弹药，法国的军事工业康采恩“施耐德一克列索”、“戈特契基斯”、“洛林”和“狄特里赫”等，和日本签定了大批武器和装备的供货合同。法国还向日本提供了8亿法郎的贷款。＇〔苏〕耶·马·茹科夫编：《远东国际关系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50年版，第431页。＇美、英、法等国政府的对日绥靖态度，使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愈加嚣张。日军在占领锦州从而控制了整个东北以后，立刻把侵略矛头伸向了华北地区。
三、国联决议及李顿调查团
（一）国联决议与执行情况
国联标榜以“促进国际合作，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为目的，实际上是帝国主义国家推行侵略政策，对殖民地进行再瓜分的工具。领导权主要操纵在英法两国手里。1931年9月改选后的国联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为英、法、德、意、日等5国；非常任理事国为中国、西班牙、爱尔兰、巴拿马、挪威、危地马拉、南斯拉夫、秘鲁、波兰等9国。美国因同英法争夺领导权失败而未参加，但对国联的活动具有一定影响。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奉政府训令，于21日根据《国联盟约》第11条规定 ＇国联盟约第十一条为：“（一）兹特声明：凡任何战争或战争之威胁，不论其直接或间接涉与联盟任何会员国，皆为有关联盟全体之事。联盟应采取措施，以保持各国内之和平；如遇联盟任何会员国之请求，秘书长应即召集行政院会议。（二）又声明：凡涉及国际关系上任何足以扰乱国际和平或危及国际和平所依赖之良好谅解之情势，联盟任何会员国有权以友谊名义提请大会或行政院注意。”《现代国际关系史资料选辑》上册，第57页。＇，向国联理事会控告日本侵略中国领土、破坏国联盟约。中国代表要求理事会立即采取措施，制止日本对和平的威胁和形势的恶化。
9月22日，国联理事会举行会议，讨论这个问题。当时，日军已经侵占了沈阳、长春、吉林、辽源等26座大小城市。中国代表施肇基在会上发言，要求理事会迅速采取相应的行动，并声明“中国政府准备接受国联为此作出的任何决议”。
日本代表芳泽谦吉在会上竭力颠倒黑白，他把“九·一八”事变说成是由于中国“挑衅”而引起的，日本的进攻纯属“自卫”；并宣称日军行动仅是一个局部事件，日本政府准备与南京政府直接交涉，谋求解决。他要求理事会延期讨论，等候日本政府训令。
于是，国联理事会按照英国代表薛西尔的主张，授权西班牙代表、国联理事会主席勒乐，对中日两国政府发出内容相同的“紧急通告”：
（1）务须避免一切足以使事变扩大或足以妨害和平解决之行为；
（2）两国立即撤兵，并使两国人民之生命财产不受妨害；
（3）将关于本事件之会议记录及其他文件，通知美国。
国联的这个决议，不区别侵略者和被侵略者，无视日本侵略军已侵占中国大片国上的现实，荒谬地要求中国军队从自己领土上“撤兵”。这明明是偏袒日本，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开脱罪责，哪里有蒋介石、汪精卫们所依赖的“公道”可言？
尽管如此，完全听命于国联的国民党政府，仍于9月23日发表声明，严令中国军队避免对日冲突，要求国民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解决。
日本当局认为：“美英法在远东的利害关系互相对立，还没有形成遏止日本势力发展的联合体制；苏联正在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也没有兼顾西伯利亚的能力。”＇〔日〕粟屋宪太郎：《文献昭和史》2，第87页。＇他们判断，国际联盟并没有实力干涉日本的行动。
因此，9月24日，日本政府发表表明，在为日本的侵略行为辩解的同时，宣称：日本在中国东北“无任何领土野心”，“日本政府有诚意”采取“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的方针”＇〔日〕《走向太平洋战争之路》2，朝日新闻社，1962年版，第350页。＇；并表示愿意将军队撤至“满铁”范围内，就在这“撤兵”的烟幕下，日本侵略军又接连侵占了洮南、洮安和敦化等地，并准备继续向北满推进。
9月30日，国联理事会在日内瓦开会，又作出9项决议，重申日本声明在东北并无领土野心，日本准备在日人生命、财产安全得到保障之后即将军队撤退。决议呼吁中、日双方尽力避免形势恶化，并决定于两星期后复会。
这个决议，虽然是提出要日本撤兵，却未规定撤兵期限。这是一个不大不小的“疏忽”。
据国联领导人解释说，这种“疏忽”，是因为日本代表已能使国联行政院理事国相信：仿佛“由于军人固执”，规定确实的撤退期限就会在实际上延长这一期限。国联中消息灵通人士中得悉：美国也不支持关于规定撤兵期限一点，他们借口说这样做“会被认为是强迫日本接受外来的条件”。＇〔苏〕耶·马·茹科夫编：《远东国际关系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第418页。＇
国联还以对侵略者十分关切的态度，在决议中同时规定，日本撤兵的条件是，在日人生命财产安全得到保障之后。这就为日本拒绝撤兵，扩大侵略提供了借口。
结果，日本政府随即照会国联理事会，声言：“因中国政府不能担保东北日侨生命财产之安全，故军事当局不得不取消撤军之决定。因各地日侨无日军保护，危险日增，致使恢复原状，特别困难。”＇陈觉：《“九·一八”后国难痛史资料》第4卷、第12页。＇
与此同时，日本又用尽一切办法收买或强迫东北地方中国官吏叛变祖国，组织在日军控制下的伪行政机构；积极策动汉奸张海鹏向黑龙江进犯；并于10月8日出动飞机轰炸了锦州。
鉴于中国东北局势日趋恶化，国联理事会应中国代表要求，于10月13日在巴黎召开会议，法国代表白里安充当主席。在会上施肇基控诉日本在9月30日理事会后，不但不退兵，而且暴行愈演愈烈。日本代表芳泽竭力为日本侵略辩护，竟称东三省为日本生存所系，故不能从该地撤军。白里安表示，中日双方均负维持远东和平责任，应各自约束，理事会当尽最大力量帮助解决。10月16日，美国代表基尔伯以正式观察员资格参加会议。
10月24日，国联理事会作出7项决议，中心内容是：要求日本即日开始撤兵，于11月16日以前完全撤退；要求中国切实保护在华日侨；撤兵完成后，中日两国开始交涉；设立调解机关，解决中日间纠纷。但是，日本方面不仅公然拒绝接受，而且于11月初开始大举进攻黑龙江省。由于英、美、法等大国领导集团不愿因中国受到侵略而去冒与日本直接对抗的危险，不敢制裁日本，因而使国联的3次决议都成了毫无价值的一纸空文。
11月16日，国联理事会在巴黎举行会议。当时，日军已侵占黑龙江省省会齐齐哈尔，并在天津制造事件，增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