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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后，敌在清河区北面以三里庄为中心，部署日伪军2500人的兵力，控制黄河沿线；在南面以7000余人的兵力，沿小清河由东向西展开，以夹击之势步步向内“蚕食”。清河军区遂以一部兵力与民兵相配合，对敌展开广泛的游击战，打击日伪军“蚕食”活动；同时，集中直属团及特务营于5月28日，以袭击手段攻克北线敌三里庄据点，歼灭伪军1个团大部。6月4日，日伪军南北两线同时出动，占据广（饶）博（兴）蒲（台）中心区，并建立据点20处。清河军区主力转移到利津以北垦区，7月利用青纱帐，乘敌换防之机发起反击。至9月，该军区不仅歼灭伪军3个团，收复被占的中心区，而且恢复了小清河以南部分地区。
在恢复和扩大根据地的斗争中，山东各地民兵和游击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不仅把衬落战和三五成群、忽聚忽散的“麻雀战”结合起来，打得敌人措手不及，而且还根据敌活动规律，创造了敌人走到哪里就打到哪里的“车轮战”，同敌人兜圈子的“推磨战”，以及一村打响四处驰援的“蜂窝战”。他们制造了铁雷、石雷、瓦罐雷、瓷瓶雷等，并以日益巧妙的方法进行埋设，有拉雷、绊雷、滚雷、水雷、连环雷和真假结合的子母雷等。民兵们不仅以地雷阵保卫村庄，还把地雷作为进攻性武器开展“飞行爆炸运动”。他们把大量地雷埋设在敌人交通线上、据点周围，甚至敌军的操场、办公室、浴池等场所及敌人可能行动之处，只要敌人触动连着地雷的树枝或其他东西，都会引起地雷爆炸，使敌人到处都有触雷丧命的危险。活跃在鲁南铁路线上的铁道游击队，炸火车，截给养，大显神通。胶东区军民及沿海民兵在海上进行游击活动，不断截获和击沉敌运输船只，俘获押船之敌。山东军民经过艰苦斗争，使鲁中区和滨海区得到了发展，清河区和鲁南区基本上改变了被严重分割的局面。整个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形势有了明显的好转。
在八路军全面贯彻“敌进我进”的方针，开展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对敌斗争，恢复和扩大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武装工作队是一种有效的组织形式和斗争形式，它在1943年得到了重大发展，对打破敌伪军的“扫荡”、“蚕食”和经济封锁，对进一步扭转抗日根据地退缩被动局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新四军粉碎日伪军“扫荡”、“清乡”和“蚕食”，扭转华中敌后抗战局面
1943年，华中敌后抗战依然处于严重的局面。日本从总的战略需要出发急于安定华中，加强其对东部沿海重要港口的控制，确保其苏北和南京、上海、杭州之间的占领区及在长江下游的交通安全。为此，敌中国派遣军根据日军大本营的《对华新政策》和1943年度《对华作战指导计划》，一面调整日军在华中对新四军作战的兵力部署，使其仍保持在11万人左右；一面加强汪精卫伪政权，大力扩充伪军，使其由18。5万余人增加到22。8万余人，准备对华中特别是苏北、苏中和苏南抗日根据地实施更加残酷的“扫荡”、“清乡”和“蚕食”。针对面临的严重困难局面，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遵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华中应准备在最严重形势下坚持斗争的指示精神，对部队发出《关于坚持敌后艰苦斗争的指示》，号召咬紧牙关，坚持敌后两年最艰苦的斗争，要求做好反“扫荡”、反“清乡”和反“蚕食”的准备。
1943年初，日伪军对苏北等地区发动春季“扫荡”。1月底，华中日军第13集团军和伪军各一部共1。4万余人的兵力、分别由徐州、海州、如皋等地，向淮阴、涟水、南新安镇（今灌南）、响水口、盐城、兴化等地推进。2月12日，日伪军对国民党军韩德勤部所控制的淮安以东地区进行“合击”，并迅速占领了凤谷村、车桥，曹甸等地。随后，韩德勤部在新四军部队的掩护下大部退入淮海地区，一部分投敌。新四军军部判断敌可能首先“扫荡”韩德勤部，然后再转移兵力“扫荡”盐阜区，遂于2月16日向第3、第4、第1师发出反“扫荡”作战指示。为粉碎敌人的春季“扫荡”，苏北党政军民立即行动起来，动员群众，坚壁清野；肃清匪特奸细，开展对伪军伪组织的争取和瓦解工作；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及民兵，按照反“扫荡”计划进行分工合作，以一部兵力开展游击战打击和钳制敌人，集中一部分主力选择敌之弱点，不失时机地予以打击。
2月17日，日军第17师、独立混成第12旅各一部及伪军一部共2万余人，分别由阜宁西南的东沟、湖垛、沟安墩、陈家洋（阜宁东）和新安镇（阜宁西北）等地出动，向盐阜区的东坎和八滩地区合击，企图围歼新四军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已于1942年底自苏北的盐阜区转移到淮南的盱眙县东南之黄花塘地区。新四军第3师除留一部在内线与敌人周旋外，师部和第7旅主力及第8旅一部，分别转向阜（宁）东和淮海地区。敌合围扑空后，于2月2l 日又以“梳篦拉网”战术，对阜（宁）东和滨海地区连续进行“扫荡”。新四军第3师第8旅配合游击队和民兵，坚持内线斗争，师的主力在外线攻击日伪军据点和运输线，积极打击敌人。与此同时，第1师在苏中、第2师在淮南、第4师在淮北积极打击当面之敌，有力地策应了第3师的反“扫荡”作战。“扫荡”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日伪军，在到处扑空、挨打和遭受内外线夹击的情况下，于2月26日被迫停止了全面“扫荡”。
2月27日，日伪军改全面“扫荡”为全区“清剿”，在阜宁东、西及射阳河东地区构筑据点、公路，建立伪政权，企图长期控制该地区。但在新四军第3师内外线部队及游击队与民兵的有力打击下，顾此失彼、不得不于3月初开始收缩兵力，准备撤退。新四军军部令第3师适时集中兵力，准备追歼撤退之敌。3月11日，各路“清剿”之敌开始向新浦、淮阴、盐城等地撤退。坚持内线斗争的第8旅立即集中兵力，自3月14日起以伏击、袭击等手段实施反击，先后歼灭日伪军500余人。3月18日，第7旅第19团第4连，在淮阴以北刘老庄遭反扑之敌数千人合围。这个连82名指战员，冒着敌人炮火，顽强抗击，反复肉搏，打退敌人多次进攻，毙敌170余人，苦战竟日，全部壮烈牺牲。3月25日，第3师各部以“围点打援”和伏击、袭击战术，展开全面反击。至4月14日，反“扫荡”作战胜利结束。
这次反“扫荡”作战历时50余天，新四军第3师及盐阜、淮海人民经20余次较大战斗，共毙伤俘日伪军1800余人，攻克据点50余处，挫败了敌消灭苏北区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并控制该地的企图，为坚持长期斗争及尔后恢复和扩大苏北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1943年4月1日，华中日军以第60师及伪军一部共1。5万余人，采取先军事后政治以及军事与政治相结合的手段，开始对新四军苏中第4军分区的南通、如皋、海门和启东地区进行“清乡”。苏中区军民根据苏南区军民反“清乡”斗争经验，特别是陈毅在《苏南反“清乡”斗争的总结》中所指出的：“‘清乡’是长时间的精密的篦梳，其目的不仅在于打击我军之主力，而且要使我之地区彻底伪化，故集中力量软硬兼施以彻底破坏我地方党及民众团体为敌伪‘清乡’之特点，”进行了坚持艰苦斗争的准备，为取得反“清乡”斗争的胜利作了相应的部署。
日伪军首先进行“军事清乡”，在根据地中心区的南通县中部和海（门）启（东）以北地区，大量增设据点，并依托据点，日夜出动部队，采用“梳篦”、“拉网”战术，分区进行反复“搜剿”，企图消灭抗日武装和党政军领导机关。同时，在“清乡”区的边缘，沿河川、道路设置了封锁竹篱笆200多公里，并派兵分点扼守，盘查来往行人，企图以此隔断内外联系。
针对敌人的“军事清乡”特点，苏中抗日军民密切配合，积极开展斗争。在敌人开始合击时，苏中第4军分区的大部主力转移到“清乡”区边缘线上，在双（甸）岔（河）、马（塘）掘（港）和林（梓）白（蒲）等公路沿线，袭击敌人据点，破坏封锁篱笆，断敌交通，积极打击敌人。同时，组织广大群众，多次进行破击，烧毁敌人用于建造封锁篱笆的竹竿500万根以上。当敌深入中心区进行“清剿”时，坚持内线斗争的部分主力、地方武装及民兵，在敌空隙中灵活穿插，避敌主力，专打敌“清乡队”；并大量组织锄奸组、狙击队，捕杀敌“清乡”人员。苏中的其他部队也在东台、兴化等地进攻敌人，先后攻克安丰、富安、钓鱼庙等10余处据点，有力地策应了内线的反“清乡”斗争。至5月底，敌“军事清乡’即告结束。
6月初，日伪军转为“政治清乡”，集中大批军、警、宪、特和保甲人员，开始对南通、如皋、海门、启东地区，先后进行“和平编查保甲”和“武装编查保甲”，清查户口，实行“连保连坐”；建立“反共自卫团”、“爱乡会”等，企图建立和加强其伪化统治。苏中第4军分区采取以武装斗争为主，结合合法斗争的方针，继续以短枪队等和民兵打击小股敌人和“清乡”人员，同时开展政治攻势，并动员和掩护群众进行反对编查保甲的斗争。
在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下，伪军大批反正，伪职人员纷纷自首，敌人建立的伪组织名存实亡，从而打乱了敌分区“政治清乡”的计划。8月以后，敌人进行“机动情乡”被挫败。接着又进行为期3个月的“延期清乡”，企图以更加残酷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彻底破坏抗日根据地，在此严重情况下，苏中第4军分区采取了在中心区相对减少公开的军事活动，加强秘密和合法的斗争；主力部队则到“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