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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崛起，是冯玉祥等爱国官兵响应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号召，举起武装抗日旗帜，进行联合抗日的一次伟大尝试，得到了全国主张抗日的各派政治势力及广大民众的支持和称赞。蒋日的压迫和联合进攻，是同盟军遭受失败的根本原因；同盟军一些将领的动摇和中共前委后期工作的错误，也是失败的原因之一。尽管如此，但其将近半年的英勇奋战，打击了日军的侵略气焰，进一步暴露了蒋介石破坏抗日的卖国行径，鼓舞了全国民众的爱国热忱，推动了北方各省以至全国的革命斗争，同时，也对尔后的抗日斗争，提供了经验教训。
四、福建事变
热河沦陷，长城弃守，《塘沽协定》签定，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被扼杀，激起了全国各阶层人民对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推行“攘外必先安内”反动政策的无比愤慨；抗日救亡运动再次高涨。1933年冬，以第19路军为骨干，联合第三党等抗日反蒋势力，在福州发动了著名的福建事变。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后，第19路军被蒋介石从上海调往福建去同工农红军作战。广大官兵对蒋介石的对日妥协、对内用兵政策，日益不满。
1933年1月1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了在停止进攻苏区等条件下，与国内任何军队订立抗日作战协定的宣言，第19路军将领受到触动。9月22日，第19路军派陈公培携带蒋光鼐的亲笔信，到苏区与红军联系。彭德怀给蒋、蔡写了回信，对其愿与红军合作抗日的态度表示欢迎。
10月，陈铭枢在香港与李济深、陈友仁和第三党领袖黄填翔等酝酿在福建起事的计划。10月26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同福建省政府及第19路军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8，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735页。＇ 以共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11月20日，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以“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为旗帜，在福建公开宣布反蒋抗日。福建人民政府成立后，在政治上提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蒋介石和卖国残民的南京政府”；＇《国闻周报》第10卷第47期，1933年11月27日。＇ 在经济上主张“实现关税自主”，“计口授田”，“发展民族资本，奖励工业建设”；＇《国闻周报》第10卷第47期，1933年11月27日。＇ 在军事上撤销绥靖公署，成立了人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部，蔡廷锴兼任总司令。下辖第19路军总指挥部的5个军和两个空军大队及其他部队。此外，还与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初步合作，签订了《闽西边界及交通条约》。共产党先后派张云逸、潘汉年为驻闽代表，同福建人民政府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和联系。
蒋介石国民党对福建人民政府采取了迅速扑灭的方针。
1933年底，蒋介石自任“讨逆军”总司令，从“剿共”前线抽调5个军、12个师”约15万人，＇《申报》月刊，1934年第3卷第2期。＇ 分三路向福建进攻。日、美、英等帝国主义军舰也配合国民党海军封锁福建沿海。更为阴险的是蒋介石派人潜入福建，用重金和官职收买等手段，从内部瓦解第19路军。在蒋介石内诱外攻下，沈光汉、毛维寿、张炎、区寿年等跟随蔡廷锴多年的将领，相继叛变，福州、厦门、泉州、漳州等城市接连被蒋军攻占，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黄琪翔等逃往香港。至1934年1月，历时53天的福建人民政府遂告失败。
福建事变虽然失败，但仍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在民族危急关头，他们坚决反对蒋介石的对日不抵抗主义，毅然同其决裂，表明了鲜明的民族立场和爱国主义精神。他们在国民党内首先举起抗日反蒋的义旗，为后来西安事变的发动提供了历史借鉴。蔡廷锴等人失败后，到香港继续同共产党保持联系，参加抗日反蒋工作，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第二编 救亡高潮（1933。1～1937。7。6）
第六章 日本加紧蚕食华北、内蒙，中华民族危机加深
第一节 日本策动华北自治和内蒙独立
华北地区当时包括5省（冀、鲁、晋、绥、察）2市（北平、天津），面积1018947平方公里，约占全国的1/11；耕地面积316132000亩，占全国耕地面积的1/4；人口7620余万人，超过日本全国人口（当时约7000万），约占全国人口1/6。＇《华北享变资料选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90～493页。＇
华北地区物产丰富。小麦产量占全国1/3，棉花产量仅晋、冀、鲁3省即占全国46％。有较多的工矿企业，纺织厂占全国1/5，面粉厂占全国2/5，产煤量为全国45％，产盐量为全国20％。交通条件较好，这里有中国最早修建的几条铁路，总长度占全国1/2，公路长度占全国1/6。此外，还有绵长的海岸线，有天津、青岛、秦皇岛、烟台、威海等优良海港。这些有利的条件，使华北地区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
一、日本僵略华北的旱期策划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直到1933年多月31日《塘沽协定》签字，日本军国主义在武装攻占中国东北并巩固其统治的同时，也加紧了在华北地区的侵略活动，酝酿制定其对华北的侵略政策。
早在1931年4月，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重要策划者之一石原芜尔在《为解决满蒙问题的战争计划大纲（对美战争计划大纲）》中，就提出必要的时候要进行关内的作战，其占领范围“依据情况区别决定，然首先可以预定为华中以北。”＇角田顺：《石原莞尔资料、国防论策》，原书房，1971年版，第71页。＇
当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了东北大部分地区后，陆军部于1931年11月16日起草《对苏中两国作战计划大纲》，其作战指导方针第一条要求“确实占领北满……。此外，扫荡沿海州及华北方面的敌军”。＇〔日〕《大本营陆军部》〈1〉，朝云新闻社，1974年版，第322页。＇ 还计划“向华北方面（平津及山东方面）派遣4个师，迅速平定平津一带，根据情况，以后使之对南京军作战”。＇〔日〕《大本营陆军部》〈1〉，朝云新闻社，1974年版，第333页。＇
1932年1月28日，日军对中国最大城市上海发起进攻。参谋部同时设计，在对华全面战争之时，将从四个方面对华作战，即：第一，满洲方面，第二，华北和山东方面，第三，长江方面，第四，福建方面。此时，日军以攻占东北为第一要务，未敢旁骛。
1932年8月27日，日本内阁会议决定了《从国际关系看时局处理方针案》，该案针对“九·一八”事变后的中国局势，将所谓“对满蒙政策”与“对中国本部政策”并列提出，该案供认，日本此时最需要的是巩固东北的占领，要使列国消除对日本“对于中国本部政策的不必要的疑虑和担心”，＇〔日〕《现代史资料》8，美铃书房，1982年版，第5页。＇ 以避免列强实行干涉。在这里，对华北的侵略计划包含于“中国本部”之中，尚未单独分立。此后，日本就迅速加快了独立的对华北侵略政策的制定。
1932年8月，石原莞尔在《经略满蒙之我见》中提出：“山西的煤，河北的铁，河南、山东以南的棉”应该为日本所用，同时还强调，日本不能只满足于“满洲国”的“开发”，还必须实行“开发中国本部首先是实现开发华北的方策”。＇角田顺：《石原莞尔资料·国防论策》，原书房，1971年版，第107～109页。＇
1932年5月，日本法西斯军人发动政变，枪杀了首相犬养毅，结束了日本历史上的政党内阁，建立了由军部、政党、官僚联合控制政权的“中间内阁”，军国主义强硬对外路线得到加强。日军于1933年1月制造山海关事件，进犯热河，开始侵入关内，兵锋直逼华北。板垣等还制定计划，欲收买华北的反蒋派军政要员，力图以此排挤蒋介石在华北的势力，然后建立由日方操纵的华北傀儡政权，名称为“华北联治政府”。据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的调查记载，到1933年5月，板垣为执行此计划已耗资300万元，这项费用均从日本陆军省机密费中开支。＇〔日〕《现代史资料》7，美铃书房，1985年版，第567—568页。＇
5月6日，参谋部向日本驻北平、天津等特务机关下达了《华北方面紧急处理方案》，提出在华北的方针是“依靠关东军之武力继续实行强压，以此为基调实施相对应的对华北的方策，使现华北军政官宪真正屈服或导致其瓦解，并迫使满华国境附近的中国军队撤退，确保该方面的安定”。还规定其要领在于：“于华北、华中、华南各方面，分别进行促使其更加分立之方案。”＇〔日〕《现代史资料》7，美铃书房。1985年版，第511—515页。＇ 考虑到对东北的占领尚未巩固，东北的抗日武装力量尚有“22万之众”，＇〔日〕《大本营陆军部》〈1〉，朝云新闻社，1974年版，第335页。＇ 日军需要以较大兵力进行“讨伐肃正”。
另外，日本正在建立和巩固伪满洲国傀儡政权，而用于热河等地的日军在作战中消耗较大，急需休整补充。所以，尽管制订了上述初步的方针和要领，也未能进行更大规模的作战行动。
二、日本分离华北政策的形成和实施
《塘沽协定》签订后，日本对华北进一步实施大规模扩张。这种扩张是以武力威胁为后盾，从政治、经济、外交等领域多方面展开的，这是日本推行其分离华北政策的基本特征。
（一）各种侵略华北方案的出笼
1933年7月6日，日本陆军省和参谋部向内阁提出《对华政策大纲》，该大纲提出对华北问题的两点：
“（一）虽然我们暂时容忍华北政权保持为南京政府的一部分，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