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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と说�1/3，有的不及1/6。如果日本工人平均工资为100，则同工种中国工人平均工资所占的比率是：机械工人占32。2％，化学工业工人占22。4％，印染工人占15。6％，饮食业工人占24。5％。超时、过量的劳动，恶劣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造成疾病流行，事故不断，成批的工人无辜致死。死了之后就被扔进厂矿附近的山沟里；有些人还未死掉，也被活活地抛入乱尸坑。这样久而久之，便形成了许多日本残害中国劳工的“万人坑”。
仅在鸡西、鹤岗、辽源、抚顺、阜新、北票等煤矿和鞍山、本溪南芬、弓长岭等铁矿以及丰满东山、大石桥虎石沟、金县龙王庙、石人、河龙、拉古哨等地，就发现50多处“万人坑”，掩埋着60多万具被残害的中国劳工的尸骨。如抚顺煤矿，自1906年到1945年，日本从该矿掠夺优质煤2亿多吨，残害矿工近30万人，平均每抢走700吨煤，就有1个中国矿工被夺去了生命。更令人发指的是，关东军为了准备进攻苏联，每年驱使成千上万的人，在关东军工兵部队指挥下，修筑军事设施和军事工程。待工程峻工后，唯恐泄漏军事秘密，遂将这部分劳工秘密杀害。据不完全统计，仅7项工程，就有近3万中国劳工被秘密处死。
四、日本在东北的文化统治与奴化教育
（一）法西斯文化专制政策的实施
1932年伪满洲国一成立，就在伪政府中建立了思想文化统治的中枢——资政局弘法处，由日本法西斯分子笠木良明具体领导。1933年废除资政局，在伪国务院总务厅内设情报处。该处把打击和瓦解抗日力量作为主要任务之一，并控制伪国家的新闻、出版、广播等宣传舆论阵地。1937年，日本人将情报处扩大为弘报处，统辖文化宣传的一切方面。此外，在伪满政府一些部和伪警察机构里，还有名目繁多的宣传和思想检查组织及文化警察、特务等。
在关东军司令部里，也设有从事战争宣传和殖民思想统治的机构——报道部和调查部。它和弘报处一起成了伪满宣传文化统治的核心。
日伪当局对一切文化宣传事业实行集中垄断。1932年建立了伪“满洲国通讯社”，着手垄断东北新闻机构和事业。1935年又建立“弘报协会”，把报道、言论和经营三方面统一起来，实行所谓“官制统治”。1937年再次强化新闻通讯机构，建立了《康德新闻》（汉文）、《满洲日日新闻》（日文）和《满洲新闻》（日文）三大报社，垄断了整个东北报纸的发行。东北的广播事业、出版事业和电影事业，也分别先后为日本人建立的满洲电信电话股分公司、满洲图书股分公司和满洲电影股分公司（简称满映）所垄断。文艺部门的文化、戏剧、音乐、美术、舞蹈等，亦按弘报处制定的《艺文指导纲要》进行统治，各种文艺团体均由日本人所把持。
日本侵略者在实行殖民思想文化的同时，加紧摧残中国的民族思想文化。1932年溥仪一就任执政，就通令不准在东北挂中国地图，不准使用“中华”字样，不准使用中国教材，等等。
1932年10月，伪满公布了《出版法》，禁止一坝带有民族意识的书刊。
据伪文教部记载，1932年3～7月，在东北焚书650余万册。此后，查禁书刊种类年年增加。据1940年伪《满洲年鉴》记载，1934年到1937年间，查禁杂志2315种，扣押13664份；查禁普通出版物3508种，扣押434852册。
与此相反，日本宣扬法西斯思想的出版物进口，却由1936年的58。7万余册，增至1937年的380万册。电影也是一样，1936年禁演中国电影178部，而日本电影进口却由1936年的154部猛增到1937年的232部。
（二）殖民地奴化教育的推行
日本侵略者实行愚民政策，对教育一再进行限制。从伪满财政支出看，军事治安经费占30％乃至40％以上，而文教经费仅占1％，多时也只占2～3％。“九·一八”以前，东北有小学1300余所，学生74。7万余人，教师2。4万余人。“九·一八”以后，许多小学关闭，学生降到50万人，教师减至万余人。以后，日本改用“文治”笼络人心，小学增至800所，学生达200多万人，但儿童失学率仍在70％以上。“九·一八”前，东北有中学194所，学生3。8万余人，教师2400人；“九·一八”后，恢复很慢，到1937年仅有中学173所，学生3。3万余人，教师1600人。大专院校“九·一八”前约有30所，“九·一八”后，几乎全部被查封、关闭。到1933年开课的只有两所，1935年5所，1937年10所。作为愚民政策的另一个方面，就是在数量有限的学校中，大力推行奴化教育，以培养为它效劳的顺民和御用知识分子。
从“九·一八”事变到l937年，日伪教育政策的重点是废除中国原有的教学秩序、内容和教材，代之以日伪设置的课程与教材，并竭力散布殖民主义思想。随后，又实行所谓新学制，其任务是：“为养成忠良国民，即以建国精神为基础，陶冶人格，涵养德性。”＇姜念东等：《伪满洲国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5页。＇
也就是说要把中国人训练成日本的“忠良”奴才。在这种教育制度下，特别强调殖民主义的政治与思想教育。各学校不仅把政治课列为主课，而且在语文、历史、地理等课程中，也塞满了反动的政治内容。
在新学制中，日伪当局还提出所谓日语化。把日语列为国语，要求人人会说，伪政府一切正式文件均用日文。还规定升学、就业，都要看日语资格。
日本甚至准备用日文拼音文字代替汉字，企图毁灭汉语和汉字。
日伪实行新学制的再一个特征就是教育职业化。它废除了中国的初、高中6年制，改为分科的4年制。其目的在于为日本培养更多的经过奴化训练的下级技术管理人员，以便从事农工商的管理与掠夺。
（三）封建意识和宗教迷信的利用
日本殖民主义者力图通过宗教迷信和封建意识，摧毁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
1934年溥仪当上皇帝后，就被召到日本去拜谒天皇。日本大肆宣扬伪满“建国”是“沐浴日本天皇的皇恩”，“顺天之意”而建立的。薄仪从日本回国后发表一个《训民诏书》，胡说他与日本天皇“精神如体”，要东北人民作日本的顺民。以后，日本又耍新花招，决定在长春建立一个所谓“建国神庙”。由溥仪第二次“访问”日本，把日本的“天照大神”捧回来，当做“建国神”供在建国神庙里。表示满洲不是源于清始祖，而是同日本一样始于“天照大神”，满洲“国民”也就是日本国民的一部分，理应接受日本的统治。
还规定，由日伪头目领头，天天向“建国神庙”行礼，一般中国群众也要这样做。如有对神庙“不敬罪”者，依据伪《保安法》，判处1～7年徒刑。
除在伪首都搞“建国神庙”外，日伪还在东北各地搞了不少日本“神社”，给中国人民套上新的精神枷锁。此外，日本还利用佛教、喇嘛教、天主教和基督教等宗教对东北进行控制，使各宗教信徒成为日本的顺民。
第二编 救亡高潮（1933。1～1937。7。6）
第八章 日本对东北的殖民统治与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
第二节 东北人民革命军的建立和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
在风起云涌的东北抗日义勇军遭受挫折之后，中国共产党继续以自己创建的抗日游击队为骨干，联合各抗日武装，坚持和发展东北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
1933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简称“一·二六”指示信），纠正了1932年北方会议对东北的“左”倾政策，提出了在当时东北特殊环境下，实行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指示信对当时东北的斗争形势和遍布东北各地的各类抗日武装作了比较客观的分析以后，指出：党领导的游击队“是一切游击队伍中最先进最革命最大战斗力的队伍”，只有进一步发展这支队伍，才能动员千百万群众同日本侵略者作斗争，直到取得最后胜利。指示信着重指出：为使抗日游击运动及一切革命群众活动取得胜利，满洲党组织必须“尽可能的造成全民族的反帝统一战线，来聚集和联合一切可能的，虽然是不可靠的动摇的力量，共同的与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在统一战线中要“坚持和保存自己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夺取和保证无产阶级在这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为此，指示信改变了过去建立红军、“创造北方新苏区”的“左”的口号，提出在东北要“建立选举的民众政权”和“民众革命军”的任务。指示信最后指出：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巩固和发展是满洲群众斗争胜利的保障”。＇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8，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457、460、468页。＇
尽管“一·二六”指示信还保留一些“左”倾观点和政策，但它所提出的建立反日武装统一战线的策略是符合当时东北的实际的，对中共满洲各级组织领导东北人民开展抗日武装斗争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中共满洲省委接到中共中央“一·二六”指示信以后、于当年5月在哈尔滨召开省委扩大会议。一致表示接受这个指示，并速派巡视员到各地传达贯彻。省委还于5月15日和7月1日、分别作出《关于执行反帝统一战线与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决议》和《关于省委五月十五日接受中央来信中几个模糊的错误问题》的补充决议，要求满洲各地党组织停止土地革命，取消已建立的苏维埃和红军游击队，“建立选举的民众政府”和“以最好的游击队为基础建立人民革命军”。＇东北抗日联军史料编写组：《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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