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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与父亲的冲突中所形成的反叛意识和家族尚武精神的结合，奠定了毛泽东一生性格的基本色调。这种进击、外张、不愿牺牲真我的性格在青年时代展现得更为鲜明和丰满。他无所畏惧，劲直尚气，极度地张扬个性，呈现出浓烈的舍我其谁的英雄主义气概。“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这一豪迈的誓言妆点了毛泽东绚丽的人生。在湖南一师范求学期间，他常对同学说，丈夫要为天下奇，即读奇书，交奇友，创奇事，做个奇男子。同学们用谐音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毛奇”。毛奇是普鲁士一个很有学问的将领。青年毛泽东经常表现出惊世赅俗的举动和言论，他因故带头驱逐一师范校长张干，险些被开除了学籍；他将征友启事散发到女子学校，一时竟被误认为是不善之徒所为。中国的文化传统有一种轻视和挫折少年热情的根性，而青年毛泽东却大胆陈言：“老先生最不喜欢的是狂妄。岂知道古今真确的学理，伟大的事业，都系一些被人加着狂妄名号的狂妄人所发明创造出来的。”其推倒一时，开创新局之气概，跃然纸上。毛泽东终身爱好游泳，尤其喜欢在大江大海中搏击风浪，这倒不仅是为了锻炼身体，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借助这种方式表达生存意志，确证和张扬自己的本质力量。
当然，一个人性格的优点也总是伴随着某些缺点。对于自己性格上的缺点，青年毛泽东有过严格的自省。1920年6月7日，他在给黎锦熙的信中说：“我因易被感情驱使，总难励行规则的生活。”1921年1月28日，毛泽东在给彭璜的信中又承认自己“论理喜极端，论人喜苛评”，“略有骄气”，并说：“我平日态度不对，向人总是或谓为意强，实则正是我弱的表现。天下惟至柔者至刚，久知此理，而自己没有这等本领，故明知故犯，不惜反其道而行之，思之悚栗。”1988年，宋任穷在参观韶山时回忆了他在江西中央苏区亲眼所见的一件事：毛泽东和弟弟毛泽覃争论一个问题，毛泽覃不服，毛泽东很生气，像是要打人的样子。但毛泽覃也毫不示弱地说：这里又不是毛氏宗祠。可见，一旦人的性格形成，无论其优点抑或是缺点都会不经意地流露出来。
周恩来祖籍浙江绍兴，其所属宝皊桥周氏尊周庆为始祖。周庆为迁绍始祖周茂第四代，殁后与妻合葬绍兴破塘殷家坞山麓，所以记载绍兴宝皊桥周氏族史的祭簿，称《周氏破塘祖茔祭簿》。据该祭簿记载，周庆字德芳，赠文林郎，曾任山西道监察御史。从周庆到周恩来共历18代。1939年3月，周恩来在绍兴宝皊桥周氏《老八房祭簿》中续写之谱系中写道：“恩来，字翔宇，五十房，樵水公曾孙，云门公长孙，懋臣长子，出继簪臣公为子，生于光绪戊戌年二月十三日卯时，妻邓颖超。”其中的“五十房”属绍兴宝皊桥周氏的一个支房。
如果说韶山毛氏家族呈现出“武略之美”的话，那么绍兴周氏家族则表现为“文事之优”，两者适成明显的对照。绍兴乃人文荟萃之地，仅周恩来所属的宝皊桥周氏在清代就出过两个进士，五个举人。在五个举人中，有四位是周恩来的堂伯父，即周騄鼐、周嵩尧、周嘉琛和周嘉英。周氏家族有外出当师爷的传统，推崇一种“温、良、恭、俭、让”的人文精神，幕僚文化十分发达。元明以降，全国师爷大都出自绍兴，故有所谓“无绍不成衙”的说法。师爷虽然不算官，只是幕僚，却在中国行政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明代理学家陈几亭，作文送他的朋友去绍兴当知县，文中说到，天下治乱在六部，而六部胥吏全出自绍兴，胥吏的父兄教化好了，他们就可以教化好胥吏，从而做到天下大治。于此可见绍兴儒家教化的深厚传统。周恩来的祖父周攀龙在清咸丰年间追随二哥周昂骏北上淮安，随馆学幕，并在此定居下来。周恩来回忆说：“我的家庭近几代祖先也是绍兴师爷，外祖父原籍江西南昌，也是师爷。到了祖代，两家都搬到江苏淮阴、淮安当县官，因此结了姻亲。”
淮安周家的绍兴气氛是很浓的，所以周恩来总是强调自己“原籍绍兴”。对师爷的思想、工作作风、生活习俗等，周恩来非常熟悉。1986年他在一次家庭会议上说：“我们没有土地，为什么说是封建家庭呢？过去绍兴人靠什么为生？一靠土地，二靠当绍兴师爷。师爷很厉害的，给县官出主意的，现在叫'秘书'。县官都用两个师爷，一个管收税，多数是沧州师爷（沧州师爷也是绍兴人迁到那儿定居的），一个管判案子，多数是绍兴师爷，都可以剥削人。”另据周恩来的秘书马列回忆，周恩来曾向他们介绍过师爷的工作方法：为主管准备材料齐而全，并提出几种处理方案，供主管选择。
家族传统犹如一个“文化场”，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多少都会受到它的影响。在周恩来身上，我们不难看出其家族前辈某些群体性格的影子，如谦恭有礼、勤恳谨慎、精明干练以及成人之美的胸怀等。周恩来的堂伯父周騄鼐为人忠厚，不善逢迎，也不喜欢做官，“名不求高但近情”，以做幕僚为人生归宿。他1907年做江苏巡抚陈夔龙的总文案，1917年又到南京督军李纯处当主任秘书。周恩来与他的交往颇为密切。周騄鼐的长孙周尔流说：“我们周家是个受儒教影响比较深的家庭，我祖父作为清末举人，在思想上、文化上乃至经济上给七伯（即周恩来）一定的影响和支持，这都是肯定的。”英国作家威尔逊在研究周恩来时有一个困惑不解的问题，即为什么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半个多世纪的领导中，他一贯地帮助别人升到顶端，而自己却拒绝这顶桂冠”。的确，周恩来在其政治生涯中从来没有谋求最高领导地位的愿望，尽管历史上不乏这样的机会。他一贯能够使自己的政治才能为新的领袖所器重，成为领袖的一个有价值的甚至是不可缺少的助手。周恩来这种政治性格的形成，一方面固然是他意识到自己的某些局限性，另一方面是否也与他的家族传统有一定的精神勾连呢？这是一个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
除了家族传统，家庭生活对周恩来思想性格的影响更为直接。他自己回忆说：“我出生后……把我过继给叔父，由守寡的叔母抚养。叔母即嗣母陈氏，是受过教育的女子，在我五岁时就常给我讲故事，如《天雨花》、《再生缘》等七唱词。嗣母终日守在房中不出门，我的好静的性格是从她身上承继下来的。但我的生母是个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也有她的这一部分。”周恩来的父亲周劭纲，早年曾向舅舅鲁小和学做师爷，但未学成。他后来长期奔波在外，谋一些小差事，一个月的工资从未超过二十元。因此，周恩来是在浓厚的母教氛围中长大的。他以后多次说过：母教的过分仁慈和礼让，对他的性格是有影响的。
周恩来虽然出身在一个封建官宦家庭，但到他的父辈已经衰落，家中的进益甚至不能维持生活。从6岁开始，他就随两位母亲一次又一次地搬迁漂泊。而且家中的变故也尤为剧烈，在9岁到10岁间，其生母和嗣母先后去世。幼小的他带着两个弟弟在亲族人的帮助和接济下靠借债、典当度日，受了不少屈辱。这种家庭境状与毛泽东那个向上走的家庭也大为不同。周恩来说：“我从小就懂得生活艰难。父亲常外出，我十岁、十一岁即开始当家，照管家里柴米油盐，外出应酬，在这方面，给了我一些锻炼。”金冲及先生主编的《周恩来传》还提供了一个细节：少年周恩来在家中墙上贴了一张纸，按封建家庭的习俗，“把亲戚们的生日、死期都记下来。到时候还要借钱送礼。东家西家都要去，还要到处磕头”。幼承家计的经历使周恩来积累了一定的办事和协调能力，同时也培养了他柔中带刚，愈挫愈奋的心理品质。当年南开中学的校董严修便称赞周恩来有“宰相之才”。明乎此，有助于理解周恩来后来成为国务活动家的角色定位。
走出淮安的周恩来，常常被浓烈的怀乡思亲之苦所折磨。1916年秋，他在一篇作文中写道，“余幼失怙恃，依于从父，津辽七载，所系梦寐者，亦仅思瞻我乡土，乐我兄弟，首我伯叔而已。乃境遇所困，卒难遂愿。”有年除夕，同学们大都回家，他的这种感情更难抑制，写道，“今日何日耶？非家庭团聚时耶？余也何如父母双亡，北堂久不闻唤子之声”，“令人泪盈枕席，竟夜不能寐矣”。翻阅周恩来的旅日日记，这种怀乡思亲的文字更是俯拾皆是。如他在1918年2月12日日记中写道：“想起来这个年，我们家里可以说是难堪极了。东西南北，分散各处。比着说，还是我处境稍优呢。扪心自问，我实在是不安，翻来覆去，也睡不着了。”与之比较，走出韶山的毛泽东体验到的主要是一种摆脱了束缚的自由感，以及探索外部世界的乐趣。他很少写家信，假期更愿意与同学一道去游学，而不是首先想到回家，尽管他对父亲尤其是母亲也怀有很深的感情。
不同的家族传统精神和家庭生活境遇塑造了不同的基本性格。如果说走出韶山的毛泽东时常表现出一股英雄之气的话，那么走出淮安的周恩来则更多地表现出“服役”的精神。这种“服役”的精神，在一定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