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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日拜迎长官，膝盖都要跪穿了，腰都要哈断了，点头点得颈项都要落了，这对那些以做官为至乐的人来说，倒是一个讨好献媚，邀宠固位的良机。但袁宏道却感到身心备受折磨，痛苦不堪。他在给好友沈凤翔的信中写道：“人生作吏甚苦，而作令尤苦，若作吴令，则苦万万倍，直牛马不如矣。何也？上官如云，过客如雨，簿书如山，钱谷如海，朝夕趋承检点，尚恐不及，苦哉，苦哉！然上官直消一副贱皮骨，过客直消一副笑嘴脸，簿书直消一副强精神，钱谷直消一副狠心肠，苦则苦也，而不难。唯有一段没证见的是非，无形影的风波，青岑可浪，碧海可尘，往往令人趋避不及，逃遁无地，难矣，难矣。”做官做得人格丧尽，饱受屈辱还不算，还有那些没证见的是非、无形影的风波，连青山也可以起浪，碧海也可以扬尘，真叫人防不胜防，避之不及。这时的袁宏道，归隐之心已是十分急切了。然而只因他要尽县令的责任，还有一些事未能了断，因此，他只能寄希望于来春。他在给沈博士的信中写道：“若夫桃花水发，鱼苗风生，请看渔郎归棹，别是一番行径矣。嗟乎，袁生岂复人间人耶？”当来春桃花盛开，春水潮涌之时，他这位宦海中的“渔郎”，将乘一叶扁舟，归隐故里，到那时，他袁宏道哪里还是人间人，那简直像天上的神仙一样啊！
袁宏道任吴县县令一年之后，一病数月，归隐之心更切，他在给友人管东溟的信中写道：“病来五月，鸡骨支床，面貌如烟，肘指如戟，宦心灰冷，归肠迫切，不肖虽愚，岂以七尺易一官，不肖行矣！……奈何低眉事人，苦牛马之所难，貌妾妇之所羞乎？不肖行矣！”他给冯其盛的信中以鸟喻人，哂然自嘲道：“夫鹦鹉不爱金笼而爱陇山者，桎其体也；雕鸠之鸟，不死于荒棒野草而死于稻粱者，违其性也。异类犹知自适，何以人而桎于衣冠，豢养于禄食邪？”在池看来，鸟类尚知顺性自适，不爱金笼，不食稻粮，而人却要被衣冠所桎梏，受禄食所豢养，真是可笑之极！也正由于卧病太久，他的辞呈得到了上官的批准。他在给王孟夙的信中幽默地写道：“以官得病，此官苦也；以病得归，此病乐也。”他再三向友人表达自己脱离官场的痛快心情，并对自己以前的谋官之举深为后悔：“乍脱尘网，如巨鱼纵大壑，扬鳞鼓鬣。不唯悔当初无端出宰，且悔当日无端波波吒吒，觅什么举入进士也。”在给聂化南的信中更是显出欣喜若狂之态，他写道：“败却铁网，打破铜枷，走出刀山剑树，跳入清凉佛土，快活不可言！不可言！投冠数日，愈觉无官之妙。弟已安排头戴青笠，手捉牛尾，永作逍遥缠外人矣……”此时的袁宏道，把自己比作逃出樊笼的鸟，挣脱网罟的鱼，从此可以回归自然，得享自由，把自己比作逃出牢狱，坐上仙车的人，从此可以逍遥于世俗纠缠之外。
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以官本位贯穿始终，知识分子除了以做官来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之外，几乎别无选择。而自有科举制之后，千百万读书人更是苦读于寒窗，挣扎于考场，以求取功名，换取富贵。袁宏道就是靠读书读出个进士来，而后得以任县令的。这对那些以做官为人生终极目的的人来说，可谓已踏上了仕途的第一个台阶，此后势必要小心谨慎，再接再厉，以求能更上层楼。一些庸官俗吏，更是“春风得意马蹄疾”，忙着夸官亮职于市廛，衣锦还乡于故里；拜迎长官于道旁，徇私舞弊于暗室。然而，这对鄙弃世俗观念，粪土功名利禄的袁宏道来说，却感到一百个不自在，因此能早日从名缰利锁中逃出来，恢复自由之身，享有独立人格，便成了他在任时最大的期盼。
袁宏道的归隐，不是消极的归隐，他于辞官之后，潜心著书立说，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的作品，特别是他的小品文，直到四百年后的今天，仍在影响着一些作家，这在中国历代归隐田园的知识分子中，也堪称凤毛鳞角。
中国历代抒写官场烦恼的文章颇多，但像袁宏道这样大胆坦率，形象生动，尖刻辛辣地将做官的感受详尽写出的人，却是少而又少。从袁宏道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窥见四百年前一个正直文人的被扭曲的心灵和高洁孤傲、不合流俗的人格。
废铜烂铁如是说
读刘小枫《尼采的微言大义》
？ 张远山
我的学说遭遇着危险。他们改换了我的学说之头面。
给李慎之先生的信
也谈五四、鲁迅与胡适
？ 林贤治
李慎之先生：
拜读过近年来先生的一些大作，得知先生如此高龄，仍在社会思想领域里作艰难的探索和启蒙工作，实深感佩！
顷接今年第五期《书屋》杂志，即将先生给舒芜先生的信读完，文中谈五四，谈启蒙，谈鲁迅与胡适，结合个人经验道来，尤足启发来者。先生的论题均是大问题，其中有些我亦曾思考过，与先生颇出入，今不揣谫陋写出就教于先生；因先生是公开刊布的，故不另付邮，权当公开信发表。冒渎之处，乞希鉴谅。
首先是五四精神，抑或从“个性解放”说起。
我同意先生说的“个性解放”是五四精神的一个部分，五四运动作为一个精神运动来看，前前后后确乎有着更为丰富的意义，但是，它无疑是最基本的部分。什么叫“个性解放”呢？蒋梦麟写过一篇《个性主义与个人主义》，称个性解放为个性主义，其实与个人主义是同一个东西，只是前者多表现在文化教育方面，后者则表现在社会国家方面，都是以个人价值为本位的。这是“以平民主义为标准之个人主义”，要旨是“国家社会有戕贼个人者，个人将以推翻而重组之”。对此，五四的代表人物是有共识的。陈独秀在比较东西民族的思想差异时说：“西洋民族自古迄今，彻头彻尾个人主义之民族也。”对于个人主义，他的阐释是：“举一切伦理，道德，政治，法律，社会之向往，国家之所祈求，拥护个人之自由权利与幸福而已。思想言论之自由，谋个性之发展也。法律之前，个人平等也。个人之自由权利，载诸宪章，国法不得而剥夺之，所谓人权是也。人权者，成人以往，自非奴隶，悉享此权，无有差别，此纯粹个人主义之大精神也。”看得出来，陈独秀并没有像先生那样，把个人主义从民主、法治、自由主义那里分开，恰恰相反，在意涵方面，它与后者是有密切联系的。胡适提倡易卜生主义是有名的。在文章中，他把这位挪威戏剧哲学家称作“最可代表十九世纪欧洲的个人主义的精华”。倾向社会主义的李大钊，同样反对“压服一切个性的活动”，倡言“真正合理的社会主义，没有不顾及个人自由的”。五四活跃一时的无政府主义者更不用说了。而鲁迅，早于一九○七年，便撰《文化偏至论》，标举先觉善斗之士，力疾鼓吹个人主义。他认为，欧美之强，根柢在人，说是“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至于《摩罗诗力说》，则把诗作为人类内在精神的一种象征性形式，仍属意在个体反抗；在一片顺世和乐之音中，可谓不同凡响。鲁迅一生所坚持的“思想革命”，即先生说的“启蒙”，便发端于此。总之，个性解放，个人主义，乃是“五四”的灵魂。正因为“自觉至，个性张”，才能一时间产生那样蓬蓬勃勃的，至今被我们视为启蒙旗帜的知识分子的自治运动。当时的知识分子，几乎无不以“个人”解构家族，解构国家，解构传统观念、风俗习惯；一旦消除了个人的自觉意识，一个群体，一场运动，只是一群如古斯塔夫·勒庞所称的“乌合之众”而已。事实上，转眼之间，历史便开始轮流上演一类万喙息响的哑剧，一类乱糟糟的闹剧，如此一直拖完了将近一个世纪。
其次想说的是：“斗争”何以成为问题？
现今的知识界，好像谁都把可恶的“斗争”同鲁迅联系起来，连先生也如此；甚至因为鲁迅主张“打落水狗”，便说“不免为先生盛德之累”，实在很使我感到意外。斗争在鲁迅这里，从来是以小对大，以弱对强，与权势者自上而下，以强凌弱，以众凌寡的所谓“批判”或“斗争”是大两样的。话语这东西，如果真的不经分析便可以混淆黑白的话，那么对于鲁迅的斗争，则应当换成另一个语词，就是“反抗”。这种基于自由意志的个体反抗，居然有人拿它比附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红卫兵运动或别的“痞子运动”，真是匪夷所思。
在过往的人为的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里，确实“树立”过不少斗争的英雄典型；但是，在此期间，不也出现了像张志新、遇罗克一样的人物吗？谁可以否认他们曾经同恶势力作过斗争这一事实呢？连先生大为称颂的顾准，其实也都是在暗暗地作着斗争过来的。鲁迅说：“人被压迫了，为什么不斗争？”我以为，这是千真万确的。见到“斗争”的字眼，便感到恐惧，或厌憎到要呕吐，除非把自己置于如鲁迅说的那类“万劫不复的奴才”的地位里去；不然，只能说明了我们从来未曾像鲁迅，或像张志新遇罗克顾准们那样斗争过，只是一味挨“斗争”而已。
与此相关的是“宽容”问题。先生在信中高度评价宽容精神，其实，从伏尔泰、洛克以来，“宽容”一词，都是针对政治和宗教迫害而发的，而且主要是针对国家权力和集团势力而发的。对于无权者个人，免受损害还来不及，如何可能形成“霸权话语”而要求他“宽容”呢？伏尔泰在著名的《哲学辞典》中撰写过“宽容”的条目，还专门写过一本题名《论宽容》的书，他就认为，宽容精神是有原则的。在著作中，这个主张宽容的人经常使用一个词，就是“败类”；有意思的是，有一个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