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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鲁迅的“立”，先生指为“因为创造社的攻击而学得的新思潮，又因为冯雪峰与瞿秋白的介绍而向往的新世界”。但不知先生之“新”何谓？鲁迅留学时介绍十九世纪后叶的“新神思宗”算不算“新思潮”，其自立的“人国”算不算“新世界”？如果“新”乃指共产主义，在中国，也非鲁迅首“立”；但于接触和阅读，则要比创造社辈早得多。他确曾说过感谢创造社“挤”了他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仅此而已；也确曾说过“相信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这也是他一贯的与“有产者”相对立的平民意识的表现，并非宗共产主义的宣言。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思想资源，正如其他主义一样，无疑丰富了鲁迅，却未曾改变鲁迅。他有他的思想。既能容纳新潮，又能抗拒时流，此之谓真正的独立的思想者。
退一万步说，即使鲁迅毫无其他的“建设性”可言，没有立，只有破，我们就能小觑这样一个中国社会的清道夫吗？在一个充斥着官僚学者聪明人奴才和大量看客的中庸而且苟且的“老大帝国”里，鲁迅的存在本身，就是最大的立。
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讨论，大的方面是朝野之分，国家集团与个人之分。如果连根本性的问题，譬如像“革命”与“斗争”，“主人”与“公仆”，“奴隶”与“奴才”，“乱”与“叛”，“流氓”与“战士”，“自由主义”与“好政府主义”、“权威主义”，“宪政主义”与“动物主义”等一些语词，到底是什么含义还未及弄清楚，虽然给中学生编了“公民教科书”，也怕难免“误导”。至此，忽然想起鲁迅写的一首打油诗《公民科歌》，说的是周实先生老乡的事，不觉哑然失笑。实在扯远了，失敬得很，就此打住。
即请
夏安
宽恕？宽恕！宽恕……
宽恕？宽恕！宽恕……
——西蒙•；威森塔尔的悬问
？ 邵
建
面对西蒙·威森塔尔（Simon Wiesenthal）这一陌生的名字，我想，应该作一简单的介绍。
西蒙·威森塔尔，一九○八年生于奥匈帝国，后毕业于布拉格的一所大学。二战期间，作为犹太人，他被囚入集中营达五年之久。战争结束时，他和妻子两家人共有八十九名亲戚死于纳粹之手。战后，威森塔尔加入了美国追查战犯委员会，一九四六年，他又和其他三十名集中营幸存者共同创立了犹太历史文献中心。该中心旨在调查和追踪纳粹战犯，它先后把一千一百多名纳粹移交法庭审判。除了投入“中心”的事务外，威森塔尔的另一工作就是著述，围绕大屠杀，他已经出版了几本广为人知的书，比如《凶手就在我们中间》、《正义而不是复仇》、《希望之航》、《让每天记住每天》等，这些书均已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当然，影响最大的一本书则是他于一九七六年出版的《宽恕？！》。正如该书序言所说：当时美国的许多大学、中学和讨论班开始把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问题列入课程表，由于《宽恕？！》鼓励大家对该问题进行讨论，所以不久它就在教学中被广泛采用。不仅如此，由于该书问题的切己性和尖锐性，惹动当时许多神学家、政治领袖、道德领袖和知识分子作家对这个问题作出回应。这个回应一直绵延了二十年仍欲罢不能，于是，一九九六年，《宽恕？！》又出了它的新版本。
今天，我想做的，就是把这种回应绵延到自己身上，亦即当我把威森塔尔的问题摆在我自己的面前时，我很想知道，我的回应是什么、能是什么、当是什么以及为什么；尽管我也知道，由于这个问题的难度，我很可能力有不逮。
那么，这是个什么样的问题呢？
一九四四年，不，一九九五年。
在转述发生于一九四四年“我生命中那段忧伤的故事”——这是威森塔尔问题的叙事背景——之前，请允许我迂回地走一下题，把时光拨到五十年后的九十年代，述及一下与宽恕有关但却属于宽容方面的问题。也就是说，当《宽恕？！》一书一九九六年在美国出第二版时，太平洋对岸的中国知识界也正在讨论类似的问题：宽容。但，宽容的讨论并非彼岸宽恕问题的“本土化”，当年讨论宽容问题的知识分子也许至今还不知道威森塔尔其人其事，至少是在当时（恕我冒失，我的根据是他们的文字从未涉及此人此书，但也许我错了）。并且，宽容与宽恕由于所指不同，也不在一个层次。因此，中国知识分子完全是在他们的生活语境中提出宽容并加以讨论的，它没有什么后殖民意义上的西方知识资源（尽管提及房龙），相反，讨论更多汲取的倒是属于本土的精神资源，比如中国二十世纪的思想重镇鲁迅。
那场发生在一家著名读书类报纸上的有关宽容的讨论事实上是被鲁迅定了调，其中最重要的一篇文章——它出自一位著名作家之手——题目赫然就是《拒绝宽容》。“在那个口吃老教授的儿媳跪着死去，在我可爱的导师吐血而去，在那大山里的地理教师孤单地倒于雪地……这样的时刻，是谈‘宽容’的时候吗？”“那些言必称‘宽容’的人还是先学会‘仇恨’吧”，“不会仇恨的人怎么会‘宽容’呢？”“我绝不‘宽容’。相反，我要学习那位伟大的老人。‘一个都不饶恕’”（我手上鲁迅的本子是“宽恕”）。当作者这样告白时，鲁迅作为这篇文章乃至这场讨论的思想资源已经显示得清清楚楚。
今天的我打量几年前的讨论，当然多有遗憾。很多问题哪怕就是在以上这篇短文的寥寥引语中都被搞混了。“这样的时刻是谈宽容的时候吗”？难道谈宽容还有什么时限吗？尽管那个儿媳跪着死去、那个导师吐血而去、那个地理教师孤单地倒于雪地，但，这样的排比句却让我不明所以，因为我无法知道其中的真正原因。进而言，无论原因为何，宽容与它无关。在时间上，宽容是无条件的，它不应当有任何时限。因为有人类就会有悲剧，有悲剧就会有死亡，这种情况将伴随人类永远；如果因此而不谈宽容的话，那么，我们也就没有时间谈宽容了。至于学会仇恨再来谈宽容，这种“仇恨伦理学”的宣称，让我触目惊心。把仇恨作为宽容的前提，我不知道它的根据是什么，虽然作者排比了一连串的仇恨，虽然作者认为“仇恨有多深爱就有多深”，但宽容并非为了爱。并且，我倒是担心，如果一个人的身上燃烧着仇恨的火焰，他（她）的心中是否还会有宽容（包括爱）的空间？更重要的是，宽容与仇恨根本不是一个范畴，它们面对的是截然不同的问题，为什么作者会把它们置于一个语境中呢？我的判断是，作者误解了宽容。这在下面的一点上表现得更加明显：题目说的是宽容，行文谈的是宽恕。两者不加计较，混而为一，所以，鲁迅“一个都不宽恕”的遗风，直接就演发为“拒绝宽容”的表态。尽管宽容与宽恕有着天然的联系，一个连宽容都谈不上的人，更不会有宽恕可言（这也就是我在谈宽恕问题时，首先要到宽容上绕一圈的原因）。但，差别在于，宽容与宽恕并不在一个层面。宽恕面对的是行为，宽容面对的则是也仅仅是观念。
在思与言及其表达的观念层面上，我是一个宽容论者。像“拒绝宽容”、“一个都不宽恕”之类的话语，我想，不是我能否说出口的问题，而是我有什么资格这样说。因为这首先牵涉到一个权利理论的问题。无论你爱谁恨谁，他和她都有表达自己想法、看法、认识和观念的权利（哪怕不同，乃至对立），这种权利我认同为人的自然权利，谁也不能剥夺。那么，拒绝宽容假如成为一种文化习惯，它究竟意味着什么呢？不言而喻，它只能意味拒绝权利、拒绝自己所恨的人说话的权利，因为拒绝者无法容纳。即使可以相信拒绝者的拒绝真正是出于一种正义，但在宽容立场看来，也不能以正义的名义拒绝非正义的表达，当然，非正义如果仅仅是一种话语表达的话。因为，正义与非正义有时并非像楚河汉界那么清晰，并且在一个文化相对主义的时代，不同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正义观和不同的正义方式。比如，正如以上所举的书名，威森塔尔主张“正义而不是复仇”，但到了格瓦拉那里，就斩钉截铁为“正义就是复仇”。按照“拒绝理论”，这两种话语其中有一种是不能容身的，那么，到底是哪一种呢？我不相信哪一个正义者有惟一决断的权力。在这里，惟一可行的，就是两者都有说话的权利，这就是宽容，也是正义——公正之义，并且是不计时间的。由此看来，宽容不是别的，它仅仅意味着一种中立，即不含任何价值尺度的中立。它不先在地判断什么是香花毒草，而是赞成它们可以一道开放。如果只容许正义的香花而拒绝非正义的毒草，那么，我提出的问题是：罂粟是香花还是毒草？如果是毒草，它却可以治病；如果是香花，它又可以致命。“香”与“毒”其实是出于不同价值尺度所作出的不同解释，这种解释权属于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