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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用一种季节轮回一样的速度，字斟句酌般缓慢地写作，他所有的文章不超过十七万字。《上帝之子》收录的主要是经过苇岸先生生前删定的有关描绘大自然的散文篇什，以及对苇岸先生产生深刻影响的作家、诗人和阐扬他自然观和散文观形成的书简和序跋等，作品数量不是特别多。但这些简单、诚实、聪睿、美好的文字是经得起时间长河淘洗的，它们一如苇岸先生笔下的大地上的麦子、花朵、草木、蚂蚁、胡蜂、蝴蝶、麻雀、喜鹊、啄木鸟、野兔、雪花、雨水、阳光、月亮、星星和日出日落一样，必将永存。为了使读者更全面地了解苇岸先生其人其事其文和他独特的意义，书中最后一辑特意收集了海内外朋友们纪念他的回忆文章和阐释他思想来龙去脉的评论文字，这些文章对我们全方位理解苇岸先生的为人处世和思想内涵，均不无裨益。朋友们的纪念文章中涉及到苇岸先生罹病和逝世前后的一些事实时，因为是口耳相传，难免与实际情况有些出入，我根据苇岸先生的妹妹马建秀的提议作了一些必要的订正，由于时间仓促，来不及一一与作者们全部联系上，敬祈朋友们海涵。
作为大地的代言人，苇岸先生在大地上的写作维度上为中国当代散文树立起一种原初意义上的风貌和品格，汉语的承载量因他的写作而得以扩大和拓宽了。正在远逝的十八、十九世纪牧歌式的诗意和世界最初的朴实与原质恰好被他捕捉到并记录在《大地上的事情》中了，在现代文明的进程中，可望得以保存下来。苇岸先生是一个天然的生态保护主义者，他自愿选择做一名挑战城市文明战车的——二十世纪斗风车的堂·吉诃德，他和主张返归自然、崇尚“人的完整性”的梭罗、环境伦理学的先驱及《敬畏生命》的作者史怀哲、宣扬“土地伦理”的美国生态学家利奥波德、环境保护运动的发起者约翰·缪尔、主张“根据资源许可来生活”的罗马俱乐部等人和组织一样，都是大地的守夜人。这些在大地上谦卑行走的圣徒，他们一无所有，却踏出了人类漫漫长夜中文明的曙光。地球是人类的家园，人类对大自然贪得无厌的索取和无所顾忌的破坏已使地球生态环境的忍耐到了极限，并开始报复人类。人类必须善待地球，否则毁灭的将是人类自己。为了大地的安全与自由，前苏联作家拉斯普京曾大声疾呼：“我们这个时代可称之为人类生存的危机点。自古以来，水、空气和土地是地球上生命的源泉，如今成了疾病的源泉和早死的原因。”奥尔多·利奥波德在《沙乡年鉴》中也发出这样的呐喊：“只有当人们在一个土壤、水、植物和动物都同为一员的共同体中，承担起一个公民角色的时候，保护主义才会成为可能；在这个共同体中，每个成员都相互依赖，每个成员都有资格占据阳光下的一个位置。”罗尔斯顿在《环境伦理学：大自然的价值以及人对大自然的义务》中启示我们：“人类与非人类存在物的一个真正具有意义的区别是，动物和植物只关心（维护）自己的生命、自己的后代及其同类，而人却能以更为宽广的胸怀关注（维护）所有的生命和非人类存在物。……只有当人类也认可他者（动物、植物、物种、生态系统、大地）的权益时，这种利他主义精神才能得到完成。……它把残存的私我提升为栖息地中的利他主义者。这种终极的利他主义者是或应该是人类的特征。在这个意义上，最后产生的人类这个物种是最伟大的物种。”苇岸先生敬畏大自然、钟爱农业文明，他对20世纪全球性的都市化进程和工业文明的存在所带来的喧嚣、污染、放纵和掠夺，一直有一种源自内心的悲哀和抵触。他像农人那样热爱田野里的美好事物，是不可多得的大自然的观察者、体验者、歌唱者、守望者。苇岸先生是一位在根源上和民间、和大地建立了一种血脉交融、不分轩轾的亲密联系的原创性作家，他的写作母题基本上是一些有着元素意义的意象：空气、阳光、水、月亮、星星、草木、田野、庄稼、虫蚁、鸟禽等，以及与此相连的原初语境：农事、物候、星象、季节、劳作、繁衍……阅读他的作品可以唤醒我们沉睡已久的记忆，也可以使我们想起一些遥远的、渐渐陌生的事物：农夫、渔夫、船夫、樵夫、猎户、牧人、采药人、养蜂人，它们是人类与自然之间的桥梁。苇岸先生沉迷于对大自然和大自然中季节转换的观察，对古老的节令也有一种敏感，并且总是和播种、劳动、繁殖联系在一起。他以高度的心灵克制力和宁静平衡的美感，摹写了大自然万事万物在时光流逝中的变迁、繁衍、生长，表现了时间、存在与人性的永恒性。因为他在生物界中的身心交融，苇岸先生体验、发现并叙说了土地萌生的天性：善良、淳朴、勤劳、谦卑、友爱、宽容、和平、正直、追求，同时将它们提升为一种“世界精神”，加以阐扬，从而进入他的诗化哲学世界。在散文写作中他对阳光和月色、对林木和鸟巢、对大地和菽麦、对牲灵和神灵的虔敬和悲悯，来源于他对生命的洞见和把握，更来源于他的谦卑和崇高。谦卑是他倾听和倾诉的姿态，崇高是他内心或精神的本质。苇岸先生还是一位有真正的人文情怀和艺术宗教感的作家，他“素食主义”的自然信仰体现在文本内外。写作对于他来说，不是生命的衍生物，而是生命本身。人格与艺术的一致性要求，使他回到了生命的本源与精神的原点——人性与爱。他非常喜欢梵高的这句话：“没有比对人类的爱更富于艺术性的事业。”爱使苇岸先生成为和平主义者，他怀抱爱的信仰，乐于奉献自己、牺牲自己，力求达到自我完善，而且尊重所有人的信仰，相信那是“人”的最高的体现；也是爱培养了他纤细的美感，使他笔下的语言亲切朴质、清洁明亮又富于盎然的诗意。心地极为善良使他不能看屠宰牲畜或杀一只鸡，使他成为不吃长眼睛的素食主义者。因此，苇岸先生热爱和平，歌颂托尔斯泰、梭罗等人提倡的非暴力主义是“构成人类共同生活的全部学问的拱顶”。他还把自我牺牲精神视为“人类精神衍进中的一次伟大变革，它的意义不会亚于火的使用和文字的诞生”。苇岸先生不仅告诉我们要重新反思人类对于自然的僭妄态度，还告诉我们要调整当代人与当代人之间、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以及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使人类作为一个整体能够和谐而诗意地栖息在这个有限的地球上，这种诗意的栖息将把人类带向希望之乡。人类柔情、优雅、高尚、仁爱、平等、公正的心灵隐秘被苇岸先生这个生命短促却行吟不止的“大地上的先知”不断说破。
人类的这个二十世纪是生态危机空前深重的世纪，温室效应趋强、臭氧层空洞的出现、空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增加、南北极冰山的融化、热带雨林的急剧减少、物种的锐减、生物多样性的消失、能源的紧缺、土地的荒漠化、耕地的减少、森林大火频发、垃圾围城、全球气温的上升以及大规模的移民浪潮使人类的生存条件受到史无前例的恶化和威胁。工业化的“富有”是以对自然资源的过度掠夺和对自然环境的过度破坏为代价的。随着科技的突飞猛进乃至盲目的技术崇拜和恶性膨胀的人道主义，人类不再敬畏自然、顺应自然、珍惜自然，而把地球蔑视为毫无生气的免费仓库，讲究理性的科学技术已经走到以对自然的征服和控制取得全面彻底胜利为圭臬的极端，也就丧失了它自身的理性，丧失了它关怀人类、服务人类的终极目的。工业化的进程不仅不与大自然共走一条道，而且恰恰与大自然背道而驰。真正充满智慧的科学已被追求利益最大化的野心勃勃的单纯技术所取代，而许多人并没有意识到无限度的经济增长可能给整个社会带来富裕，但并不等于人性的完善和人类精神上的进步，甚至于它会走到生存的反面，这也许是人类历史上后果最为严重的一次道德的没落。我们这一代人正生活在自然的终结点上，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已经不是原本意义上的自然——那个由造物主创造的并给诗人、画家、音乐家、科学家们无数灵感和启迪的自然，而是一个经过人类改造过、瓜分过的自然。人类作为自然界中的一个物种已经变得越来越狂妄自大、为所欲为，公然以自然的主宰者和地球的管理者自居，是到了该迷途知返的时候了。苇岸先生很清醒地看到了这些，从而开始了自觉的观察与思考。苇岸先生认同梭罗陶冶内心世界的主张：“人必须忠于自己，遵从自己的心灵和良知；为此不惜付出一切代价。生命十分宝贵，不应为了谋生而无意义地浪费掉，人在获得生命所必须的物质之后，不应过多地追求奢侈品而应有另一些东西：向生命迈进。”他像梭罗一样，过着“朴素到禁欲程度”般的隐士生活，他的所有文字和血骨相研磨，他是用克己自制、厉行节俭的生命形态和同情弱小、怜恤生灵的悲悯胸襟向芸芸众生反复发出这样的警示：“对积累财富落伍的恐惧，对物质享受不尽的倾心，使生命变成了一种纯粹的功能，一切追求都仅止于肉体。”“有限的地球除了要养活人类，还要养活人类的奢侈和虚荣。工业革命发生仅仅二百年间，人类便为此走到了自身所造成的各种毁灭性灾难的边缘。”“如果不遵循土地道德，人类智慧的成就同时就成为了人类愚蠢的表现，最终人类将自掘坟墓。”“人类如何挽救自己？……超越人道主义。即转变人类‘自然界的面貌都是上帝为了人类的利益安排出来’的观念、态度与生活方式。”“在万物中完整地获得自己的价值和人性，是人类心灵的天然属性，也是人类的终极目的，人在其中将得到真正的快乐和幸福。”他的这些闪耀着诗意光泽和穿透力的作品已经成为二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