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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15 （Falll965），第111—127 页。）
认为这样的“基础”是不存在的，而且认为科学需要假设（而且甚至是波普尔
＇K。 Popper＇② 所说过的那种假设：即最好的假设是最少有可能的假设，这些假设虽则“有不真实的可能”，却可以排除最大数目的结论）。结果是：乔姆斯基不去寻找能够用归纳法手段即一步步地达到种种特种语言以及一般言语的各种属性，而是去想，什么才是能说明各种语言的共同结构并按照不同的特种语言使这个结构分化所必需而又充分的语法理论的那些公设。事实上，乔姆斯基就是通过数理逻辑的形式化（建立在运算规则系统、递现功能、生成法典、尤其是以顺序和运算结合律为基础而得来的初级“单子”结构上面）、普通语言学（主要建立在作为创造性组成成分的句法的基础上）和心理语言学（说话人关于他自己的母语具有的不明说的知识）这三者的混合，最后达到他的语言学结构学说的。
总之，乔姆斯基的语言学结构的概念包括下面一些内容。首先，可以用递现的方式获得一整套其形式为A→Z 的改写规则，其72 中A 表示范畴符号（句子等），z表示一个或几个符号的语符列（包括新的范畴符号或终端符号）。把转换运算应用到非终端符号的语符列上去，我们就得到了派生的语句，这些转换规则的总体就组成了生成语法，这种语法“能够马上在义符和音素之间的无穷尽的可能组合里建立起联系”①。
这是一个真正的结构主义的程序，因为这个程序抽象出了一个严密的转换系统（形成了多少有些复杂的“网”）；它成了比较语言学研究者的极好的工具，而且这个程序还有这样一个巨大好处：既可应用在作为说话或听话人内化了的个人的语法能力上面，又可以运用在作为一种制度的语言上面。相当数量的心理语言学家，例如埃尔文（S。 Ervin）和米勒（W。 Miller），布朗（R。Brown）和贝吕吉（V。Bel1ugi），曾重构了“儿童语法”，那是很独特而且与成人语法相差很远的。乔姆斯基的结构主义在发生学上的这些应用值得认真地加以注意：首先，从惠特尼（Dwighi whiiney）（在1867 和1874 年）、涂尔干和索绪尔（受前面两位的影响）开始，要在作为社会制度的语言和个人话语之间造成对立，把话语和用话语表达的全部个人的思维看成好象只是在集体的框框里模铸出来的，乔姆斯基学说的这些应用已经明显地把这种对立缓和了；其次，因为73 对个体发生作用地位的这种考虑，是与当前人们在各种非常不同的学科中可以注意到的一种倾向相符的：个体发生即使是属于种系发生或社会发展的范畴之内，它在这些范畴内也还总是反过来使这些范畴也发生改变①，这就象瓦廷顿所设想的生物学，而且如果允许我们作这样对比的话，也在许多方面象发生认识论。
这种在个体发生学和语言学结构主义之间的可能的联系，今天甚至在从前难以想象的领域里也可以看到；这里指的是在感情和无意识象征作用的领域。真的，很久以前，巴利（Ch。 Bally）就已经从事于他称之为“感情言语”的研究了，这种言语的功能是加强日常言语表达中连续不断地被用滥了的表达力的：但是巴利的“文体论”主要是指出了语言的规范结构在感情言语表
①
前注乔姆斯基1965 年文章第21 页。［英译本注：这句话引自前述法文版Diogène 中。皮亚杰在说明“句
法结构”时高度简括。因而使在“短语结构规则”（phrasestructurerules）、“转换规则”（transformationrules）
和“词形…语音规则”（morpho…phonémicrules ）之间的区别就不占显著地位了。＇
① 如果每个成年人平均可以活到300 岁，如果各代人之间的距离大大地扩大了，那么各种语言，即使是最“文明的”语言，它们是否会和现在相同呢？
达中的分解现象。相反，我们却可以问自己：感情是否就没有它自己的言语表达呢？这是弗洛伊德，在布芳伊勒（B1eu1er）和荣格（Jung）的影响之下，想用掩饰作用来解释象征作用之后，终于来为之进行辩护的假设。不过，荣格在象征中看到的是遗传的“古老原型”（“archétypes”），而弗洛伊德则合乎道理地从个人的个体发生中去找寻象征的来源。于是，我们这里似乎是处在与语言学并无直接关系的领域里了，虽然这个领域对于符号功能和普通符号学来说，显而易见是很重要的。可是不然，拉康（J。 Lacan）最近第一个发觉，任何心理分析都是要通过言语表达的。当然，这里有分析者的言语，但是在正常情况下分析者说话很少；主要是被分析者的言语，因为对被分析者来说，心理分析过程主要就在于把个人无意识的象征符号翻译成社会他的有意识的言语。以这一新观念为中心，拉康从语言学结构主义和已知数学模式得到启发，力求抽绎出一些新的转换结构，来实现这种似乎没有可能的企图：把无意识界的非理性的东西和内心象征的无法表达的东西，纳入到在正常情况下用以表达可言传事物的言语模子中去。这是一个尝试，这种尝试的想法本身肯定是有价值的。但是，在其结果还没有被“门外汉们”按照这些心理分析学小教派所赋予的意义来理解清楚之前，要来分析这些结果是困难的（因为，固然耍懂得一点人家所说事实的知识的意思，但是，一项真理之成为真理，却只有在摆脱了产生它的方面的那些影响，才能为人所理解）。
16。语言结构的社会形成、天赋性质、或平衡作用
构成乔姆斯基的特征的是发生论和笛卡尔主义这样有趣的混合，这使得他必须要为这一当代语言学家所意想不到的意见去辩护。这个意见把笛卡尔的“天赋观念”和遗传性联系起来了；而按照某些生物学家的意见，几乎全部的心理生活都应该用这种遗传性来解释：“如果确实真的各种自然言语的语法不但复杂而且抽象，而且语法的不同种类又非常有限，特别在最高度抽象的水平上说是如此，那么，通常人们似乎都把这些语法看成依语法这名词可以接受的意义而言是文化的成果，这种看法是否正确就又成为问题了。非常有可能，一种语法是从某个天赋的固定图式（着重点是我们加的）经过简单分化获得的，而不是由逐步积累材料、语列、语链和新的组合而获得的？？，而且一般说来，只要我们稍懂得一点言语结构，就会相信理性主义的假设有最大机会被人看到富有成果，而且大体上看完全是正确的”（前引文章法文版第20—21 页）。＇接：英文版在第19 页，细节稍有不同。＇
因此，我们正面对着在大多数作者那里存在而朱表现出来的75 一个假设，因为他们的结构主义倾向促使他们怀疑任何心理发生论和任何历史决定主义，但又并不因此就赞成把结构推到超经验的本质上去。乔姆斯基既有实验感，又有形式化感，他的立场要有分寸得多，因为各个个别语法按照在发展过程中起作用的转换过程而分化：于是天赋的那部分就是核心，即“固定图式”以及转换的普遍性形式结构，而它们的变异性则属于他和哈里斯在言语行为中所着重指出的“创造性”方面。但是，我们仍然面临着一个基本问题，即关于“天赋的固定图式”的问题，这个问题还要从不同方面去进行考察。
首先是生物学方面的问题。如果有任何一个特性被认为有遗传性，那就要说明它是如何形成的。要理解大脑皮层的言语中心在人类化的过程中是怎样出现的，这已经是一个使人相当困惑的问题了：用突变和自然选择来解释是不够的，尤其因为涉及的是一种主要是与生俱来的关于个人之间交际的活动。如果要使负责言语表达的基因在遗传上不仅担负起传递从外界获得发音言语表达的能力，而且还要有一个固定的有形成作用的图式，从而产生语言本身，问题自然就变得更加复杂了。而且，如果这种起形成作用的核心另外还要把“理性”担负起来，因而还应该承认理性也是遗传的，于是就只有两个合理的答案了（因为，让我们坚持这一点，简单地谈突变和选择，而又没有一点客观材料为依据，这就象贝达朗菲所说的是向“西藏的祷告木锋，去求援似的了）：或者说是一直有的预成作用（可是为了使预成形式表现出来，为什么非要等到人的出现呢？黑猩猩或蜜蜂不是已经很令人有好感了吗？）；或者说是与环境的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使得选择加在成为基因团对于外界刺激作用的“反应”的表现型的反应上。① 不过，当我们涉及到个体发生学的领域，其中的后天获得的品76 质和转换作用的细节都是可以证实的，我们却面临着这样的事实：它们固然与乔姆斯基的假设有一些确定的关系，然而从遗传出发点的重要性或幅度来看，却是有所不同的（参看第12 和第13 节）。道理无疑简单地就是，在乔姆斯基看到有一种两可选择——或者是一种必须接受的天赋图式；或者是从外界获得，主要是文化方面的获得，但是有种种变化，并且不能解释所讨论中的图式何以有限制性和必然性——的地方，实际上有三种解答可供选择，而不只是有两种：当然有先天遗传或后天从外界来的获得，可是也有内部平衡作用的种种过程或自身调节作用。然而，这些过程象遗传一样会导致一些必然的结果，从某种观点上看甚至还更加有必然性，因为遗传的变异在内容方面，远比表现在任何行为中的自身调整作用的普遍性组织规律的变异来得多。特别是遗传只能建立在可以照原样地传下来或不能传下来的内容上，而自身调节作用则强制规定一个与构造过程可以相容的方向，这个构造过程正因为是被指定了方向的，就变得是必然的了。
而在语言学结构的情况下，有两类考虑对�